2020年终于结束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年过得太快，却又格外漫长。
　　2021年会更好吗？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砥砺前行的信念和勇气。
　　2020年12月19日，《环球人物》杂志社在人民日报国际报告厅举办“变局·进击2021”年度盛典，邀请9位嘉宾登台演讲，他们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作家黄灯，甘肃省镇原县郭原乡毛庄村第一书记陈郝杰，导演路阳以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士柳雯悦。
　　“记录大变局中的中国精神，传递纷繁世事里的主流价值，是党报媒体人共同的使命。”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嘉鸣在致辞中指出：“进击，既是应对大变局的大策略，也是我们奋发昂扬、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今天，应邀登上年度盛典的演讲嘉宾和即将揭晓的年度人物，都体现了人世间平凡中的伟大。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告别2020，进击2021。我们相信，真实总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在寒冷冬天，这9个闪光的英雄故事，给人以温暖和进击的勇气。
　　活动得到海南省儋州市委宣传部，以及瑞草世家、王茅酒、耀出行的支持。

中医药为抗疫“中国方案”添上重要一笔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2020年大年初二，72岁的张伯礼赶到武汉。在武汉的日子里，他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
　　庚子年常常出大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至今全球已有7500万人确诊，166万人死亡。全世界、包括不少西方国家正经受磨难，每天确诊患者、死亡患者人数持续攀新高，这让我们非常心焦，因为我们感同身受。
　　2020年年初，武汉也面临着这样的至暗时刻，我们经历了很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用短短1个半月时间遏制了疫情蔓延。最难忘的是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清零，正好那天也是我的生日，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到了4月8日，武汉解封，4月27日，中央指导组撤离武汉。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取得了抗疫阶段性胜利，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我想最关键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上，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同时调动各方，指挥给力。我觉得这是胜利的最大保证。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我们发动了一场人民的战争，全民阻击疫情，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保障。
　　胜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化自信。在中华文明里，人命大于天，遇到困难时，我们要守望相助、挺身而出。这已经融入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血脉中，到了危险时刻它迸发出的力量可以排山倒海。事实证明，这是我们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上下同心、共克时艰取得的伟大胜利。
　　此次抗击疫情，中医药也为“中国方案”添上了重要一笔。正如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所指出的，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在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疫情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疫情看全球，世事已变革。一场疫情加速了百年大变局，眼下的世界已经不是去年的世界，2021年也即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要更加坚定信心，总结自己的经验，走好自己的路。
　　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同样肩负时代和历史的责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不但是抗击疫情取胜的法宝，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有力武器。我们会继续弘扬中医药的抗疫精神，发扬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为健康中国服务，同时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北斗人没有止步，北斗人仍在进击

谢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

　　为了北斗三号的“收官之星”，谢军在西昌发射场待了83天。北斗工程建设历时26年，成果显著，是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的心血，饱含着中华民族自主创新、自强不息的本色。
　　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航天系统工作。近40年里，我參与了很多航天任务，但是最有感情的还是北斗。
　　2020年6月23日上午9时43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北斗三号GEO-3卫星。为了这一颗“收官之星”，北斗全线工程人员团结拼搏。我自己在西昌工作了83天，是近几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段时间，我们确保每一项工作都万无一失，只为兑现航天人“ 用成功报效祖国，用卓越铸就辉煌”的承诺。 　　从1994年北斗一号立项到2020年完成全球组网系统，26年、59颗星，中国航天人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目前在一些方面甚至领跑。整个过程中，我们成长了一批人，孕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第一个关键词是自主创新。北斗系统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自立更生、没有技术和产品的突破创新， 都是不可能的。上世纪90年代， 国家航天基础比较薄弱，我们提出双星定位，将通信技术与导航定位功能结合在一起，用较少经费快速构建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二号建设时，我们提出并设计混合轨道来服务区域用户，最大优势就是综合利用多种轨道卫星对我国及周边区域进行覆盖，可以在区域实现高性能服务。北斗三号建设时，我们创新设计了星间链路，通过高精度测量和数据传输，解决区域布站条件下的全球服务精度问题，同时把有卡脖子风险的技术一一攻克。
　　第二个关键词是开放融合。我们一直坚持“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北斗系统的服务已覆盖全球，相关产品出口120多个国家与地区。
　　第三个关键词是万众一心。北斗系统是由多个分系统构成的，每个分系统又由很多产品构成。400多家单位，30多万科研人员都是眼睛向内、严格要求，不让一点缺陷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
　　第四个关键词是追求卓越。我们承诺对全球任何地区提供的定位都优于10米，实际结果优于5米，中国周边地区优于2米。我们一直追求质量第一，严慎细实，对产品测试数据比对，做到1纳秒偏差都不放过。
　　未来，北斗人将围绕“更加泛在（广泛存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目标，继续努力。北斗人没有止步，北斗人仍在进击！

我和武汉是生死之交

柳雯悦（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士）

　　2020年正月十五，柳雯悦随医院大部队出征武汉。在雷神山，她奋战了51天，最终交出了一份医护零感染、患者零死亡的完美答卷。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随医院医疗队一同驰援武汉。虽然是自愿报名，但领导最终确认时，我还是有点害怕了，没敢告诉父母。很快，恐惧感就被一种使命感替代了。我们的小分队一共9个人，其中8个都是“90后”，后来有一句话很流行：“这次换我们‘90后’来守护你们”，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心态。
　　到武汉的第二天，我和同事被分配到雷神山医院，迅速投入战斗。每天，需要有5位护士进舱工作，每次进舱6小时，进舱前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进舱后要完成发药、发饭、清点物品、消毒、输液等工作。刚到武汉时，舱内没有暖气，刚换上防护服就冻得不行了。后来快离开武汉时，天气又变热了，常常是脱下防护服发现里面全湿透了。进舱的6小时，医护人员没法上厕所，只能穿尿不湿。护目镜密不透气，面屏上经常会因为自己呼吸的雾气而变得模糊不清。配件的皮筋特别紧，戴完6小时头特别疼，像要炸了。
　　和普通医院不一样，雷神山医院不允许外部陪护人员进入，这就要求我们对患者的生活护理亲力亲为。一些卧床的重症患者，排便困难，经常需要护士手动帮助。
　　患者和家人分开，封闭隔离在各自病房，很容易消极抑郁。我们定好时间带他们出来锻炼，跳跳舞、做做操，或者就是简单地陪他们溜达溜达。我还会教一些患者跳东北二人转，只要欢乐的音乐一响起，好像就给他们的生活中加了点糖。
　　一位90岁的爷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来雷神山的前两天，他的老伴因感染去世了，儿子儿媳也被确诊隔离在另外两家医院。我们都很担心爷爷的状态，所以每天陪他散步、唠嗑。爷爷的头发长了，我们就一起给他理发，还教他大连话，我们理完后，他用刚刚学会的大连话直夸自己“血帅”（特别帅）。痊愈时，爷爷跟我们哽咽告别，说自己享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他90岁了，但在余生的每一天都不会忘记我们。
　　病区还收治了一名怀孕33周的孕妇。回到大连后，我惊喜地收到了她顺利生产的微信，感觉自己守护了一个新的生命。我常常觉得，我和雷神山的患者、和共事的组员、和武汉都是生死之交。我们在雷神山度过51天，最终交出了一份医护零感染、患者零死亡的完美答卷，和武汉共同走出了那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
　　我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是为了救死扶伤。经历疫情，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90后”曾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一代”，但现在越来越多“90后”甚至“00后”在自己的位置上扛起了重担！

脱贫攻坚中，群众工作是门大学问

陈郝杰（甘肃省镇原县郭原乡毛庄村第一书记）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三级主任科员陈郝杰，在山高沟深的西部乡村，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帮助村民脱贫，被人们称为“辣椒书记”。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属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9年9月2日，我背上行囊成为单位派到毛庄村的第一书记。到村任职后，我想起了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过“五关”的经历，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我也有一些相似的心路历程。
　　首先是语言关。驻村不久，我就带着“翻译”遍访全村未脱贫的65户。
　　第二关是饮食关和生活关。作为吃米饭长大的南方人，到村上只能天天吃面食。海拔1500米的紫外线，直接让我从“白瘦”变成“黑胖”。
　　第三关是劳动关。要掌握农业基本知识，比如当地无霜期有多长，麦子、玉米的亩产量，牛羊价格。为了发展辣椒种植，我学习了辣椒育苗、移栽、覆膜、除草、采摘、烘干等知识。我也会做一些农活儿，有一次在辣椒地帮忙挑水，被老乡拍下来传到了快手上。
　　最难过的是群众关。大部分群众是讲理的，但也有极个别群众不好相处。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基层干部经常要断家务事。群众工作是门大学问，是不经过实际锻炼就学不会的学问，必须兼顾情、理、法。
　　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村主要发展肉牛養殖和辣椒产业。2018年和2019年，我们为贫困群众发放肉牛奖补57.55万元。镇原县传统种植玉米和小麦，相比来说，辣椒产量高、利润大，我曾测试，单株挂果168个，产量1.6斤，每亩种植2000株左右，亩产3000斤。2020年，我们向群众发放土地流转费22.6万元，务工费32万元，按照甘肃省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的收入脱贫标准，相当于使136人稳定脱贫。 　　在领导支持下，我们创立了“周恩来班”。部主任李颖陪同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阿姨到郭原中学出席“周恩来班”授牌仪式。教育扶贫，让贫困地区的孩子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立志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
　　乡村干部非常艰辛不易。他们没有“996”，却要“867”，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周工作7天，家事国事都得管。脱贫攻坚战背后，是千千万万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一些第一书记甚至牺牲了生命。伟大时代和伟大事业，让我们这些“80后”“90后”能够懂得农业、了解农村、亲近农民。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为什么做注射新冠灭活疫苗第一人

杨晓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国家“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

　　杨晓明在新冠肺炎灭活疫苗还未正式启动临床试验时，就给自己接种了疫苗，带头当上“小白鼠”。
　　在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我正在那里出差。当时中国生物有一个新开发的多重呼吸系统的核酸检测试剂，我们连夜派团队参加鉴别，发现这不属于已知的50多种病毒体。我们和病毒所、医院合作，很快就分离出第一株病毒，分析出病毒序列。
　　2020年1月底2月初，形势严峻，我们调集各路人员、技术团队攻关，集中精力做病毒灭活疫苗，同时和科技部、药监局合作，布局五种技术路线。4月12日和27日，我们研制的两款新冠肺炎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审批，进入临床研究。3月底，我给自己注射了疫苗，可以说是全球注射新冠肺炎灭活疫苗第一人。
　　有人问我当时是否害怕？从专业判断是不害怕的，我们有充分的临床数据，各种检测指标都证明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说实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为什么做第一人？因为我应该做一个示范，行业前辈也有“以身试药”的案例。比如，汤飞凡教授在发现沙眼衣原体病毒后，就将药水滴到了自己的眼睛里，成功诱发了自己沙眼病变，并详细记录了过程。再比如，病毒学家顾方舟，在自己和刚满月的儿子身上做实验，证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有效性。
　　经过第一、二期临床试验，我们获得第三期临床批准。但国内已没有大规模传播病例，不能做三期临床试验。我们和50多个国家谈判后，到阿联酋、秘鲁、埃及这些国家去做临床。目前一个近30人的团队已经在国外待5个多月了，获得了非常好的三期临床进展。疫苗在国内上市还有最后一公里，获批上市并进行接种后，对全面取得抗疫胜利，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020年2月到3月，疫情发展很快。我们根据专业和临床观察，提出康复血浆治疗，采集康复患者血浆进行处理检测后在危重病人身上使用，最终治疗700多个病例，对于武汉后期危重病人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各地散发病例中的危重症病人治疗，基本用的都是康复血浆治疗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这种疗法也写进了诊疗方案，我们和科技部号召“千人献浆救千人”活动，到现在采集了2500多份康复病人的血浆。
　　我们开发的疫苗走在全球近200个研发团队的第一方阵。我们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个批准上临床，第一个做规模化生产车间，第一个开启三期临床试验。6月，我们做到了第一个紧急使用，现在我们开启了第一拨高危人群的防护。希望我们中国生物做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国家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前提下，为重启美好生活贡献中国力量！

守望和互助，比什么都重要

黄灯（作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2005年，黄灯来到广东一所二本学校，十几年的教学生涯，让她见证了“80后”“90后”两代青年的成长。黄灯用自己的敏锐和情怀，记录着这些学生的命运，让读者深刻感受静海深流下的变化，感受一个时代的转折。
　　2020年，是一个人文和教育工作者了解国情的独特窗口。我目睹不少个体的生存、命运，介入和见证这个时代的宏大流转。一种个体融入历史的真切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2018年8月，我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我记得我的校长黄达人先生读完本书后和我说，以后在任何场合，一定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二本院校的发展;我记得南京广电单位的朋友，真诚反思以前单位的招聘，从未留意到同一个城市的二本院校学生;还有我的大学校友，多次说起要利用他企业的工作经验和资源，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尽力打通企业和二本学生就业的直接通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正在杭州监狱服刑的年轻人，通过书信，向我回顾自己从二本院校毕业后的经歷，内心萌发了重新走向社会的勇气。
　　一些重点大学的孩子意识到，还有更为庞大的同龄人群体，过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并感受到更多的匮乏。我亲历这种因为书写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过程，看到了年轻群体正在慢慢打通互相理解的通道。
　　疫情过后，我感受到广州的快速复苏。这是无数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社区工作者、劳动者共同付出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对人民生命珍视的承诺兑现。我深切感知到我眼前一直快速运转的祖国，当遭遇突然而至的挑战后，如何呈现自己的韧性和力量。
　　水果店的老板、盲人理疗师、忙碌的快递小哥，一次次和我说起政府对疫情的控制，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这诸多个体面临的境况，在艰难时刻和祖国共同担当的情境，早已超越了日常生存惯性，成为凝聚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真实融合和支撑。
　　2020年，我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意识到我以往所获得的一切，其实并不从来就是理所当然。我时刻意识到，守望和互助，比什么都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朴实的词语，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日常生活接通更多人的命运。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持有一种从容和乐观，要坚信人性的美好和善意。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行动，需要更多对细小事物的耐心，需要蹲下身子，更多去关注身边的人，参与身边的事，唤起生命的激情，一起去化解具体的困境。 　　在人类共同的精神难题和生存遭遇中，我们需要激发一种共同的悲悯和理解，在差异和分歧里，寻找到难得的共识，在人类必然同舟共济的命运中，达成和解，携手前行。

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观众

路阳（导演、编剧，代表作《绣春刀》）

　　当灯光暗下的时候，电影在你面前;当灯光再次亮起，电影在你心里。疫情之中，观众格外想念电影，电影也格外艰难。
　　我是一名普通的电影工作者。2020年电影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很多电影院都关闭了，市场也有萎缩。整个行业都在想，如何度过寒冬？电影行业应该往哪儿走？我们要给观众提供怎样的内容？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大家都觉得，很多电影人在这一年前所未有的清闲。剧组停工了，影院停业了，演员、导演都停歇了。我们的一个项目通常有3到5年的时间，所以在疫情最初，我还是很放松的，利用这段时间陪伴家人、看书、学习、充电。
　　但电影人并没有停下来。我只在家宅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大概2月下旬就复工去忙新电影《刺杀小说家》的特效和后期了。我们用远程工作的方式，把后期制作的产能恢复到70%。希望2021年的时候我们和观众再重逢，给大家补上2020年春节错过的那一场相聚。
　　疫情之下，观众看电影的方式和心态都变了，更多观众选择在互联网平台看电影，这对行业生态有巨大影响。但我依然相信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相信影院能把电影美学做到最大的呈现。
　　7月，影院复工之前，对于如何让观众回到电影院，我们是忐忑的。结果我们看到，7月以后，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全世界最好的，尽管目前为止总票房还不到2019年的1/3，但我们依旧是最好的市场。我们必须要感谢观众，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观众。
　　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很多动人故事，都值得去记录、去表达。期待明年有一个好的变化，也期待明年电影行业有新的开始。我很荣幸作为电影行业的一分子，我愿意和观众一起面对困难，面对未来。

中国要向世界分享发展红利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怎样的转折和机遇？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自己的消费市场，建设更多区域中心城市，向世界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
　　2020年，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当中国大规模地步入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能够承受中国崛起吗？如果解决不了中国崛起带来的议题，全球化的不平衡一定带来结构性危机。
　　这里要提到双循环。增长的中国经济对世界不仅意味着产品、制造、资本、人才、公司，还意味着不断增长的市场机遇。曾经，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以压缩消费为代价的，我们的钱投在了基建和前瞻性行业。国内消费无法释放，内外循环失衡。
　　中国不可能以这种态势长久存在于全球化进程中，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味着我们要向亚太国家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改变失衡局面。这样才能让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平稳崛起。
　　一个要求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沿海地区的几个富裕城市，中国需要更多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作为支点。所以，内循环的特点之一就是区域中心城市崛起，中国的发展将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辐射。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的“失血”状态，将在未来20年得到有效抑制。
　　要让人民富起来，让消费涨上去，内外循环就会转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水到渠成。曾经，中国被当成后发现代化国家，特点是国家朝前发展，老百姓做出牺牲。今后，老百姓的富裕和幸福将与国家强大的脚步越来越有一致性，且互为弥补。这样的中国才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走得更加平稳强大、更具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够自信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答案！

爱与希望，比光明更重要

陶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陶勇医生遭遇袭击，牵动无数人的心。将近一年过去了，他没有被命运的恶意击倒，而是坚守医者仁心，坚持用大爱疗愈伤痛。
　　199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用10年时间完成从本科到硕博的求学经历。2008年去德国留学一年，回国后扎根临床一线，至今记得北大人民医院教室里的匾额：挑战疑难眼病。
　　做医生很辛苦，本科要比其他专业多上一年，毕业后还要继续求学，进入医院后要轮转、规培，从住院医师做起。值夜班是家常便饭，24小时手机待机更是日常。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从医誓言，从进入医学院时，就常常在耳边响起。然而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在拥挤的地铁里呼吸嘈杂难闻的空气，有时也总会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值不值？
　　2020年的意外受伤打乱了我忙碌有序的节奏。我保住了凶手的部分视力;然而，我给他的光明却成为他瞄准我的武器。值不值？这个问题再度困扰我。经过84天的住院治疗，我出院了，但每周还要去做康复治疗。电流通过身体时，强烈的刺激宛如酷刑，我真切体会到作为患者的痛苦。过去，繁忙的工作让我无暇去思考疾病背后的一段人生和一个家庭，而这次住院让我沉下心去思考。
　　有一年，健康快车停靠在我的家乡江西乐安。当时一位阿婆的状况很糟糕：不仅眼睛患有重度白内障，腹部还有肿瘤。她年事已高，孤身一人，严重驼背，做手术时无法躺平。做这种复杂的手术风险很大，我犹豫了。这时，当地联络员告诉我，阿婆的丈夫和儿子都已过世，她想为自己做一件寿衣，按照当地风俗，穿上它到了那边就能和自己的亲人重逢。我被感动了，于是抛开所有顾虑为阿婆做手术。手术过程很艰辛，阿婆的视力恢复到0.6。几个月后，联络员告诉我，阿婆在手术后一个星期就过世了。但那几天她很开心，亲手给自己缝制了寿衣，口袋里装着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袋口被缝死了，这样照片再也掉不出来，她终于能够和家人团聚了。阿婆请联络员告诉我，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很想回家，感谢我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位老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在黑暗与光明的边缘记挂着的，是爱与希望。她对亲情的渴望和对医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能给她这7天的光明，而这短暂的光明又反射回来将我照亮。她讓我感受到了专业之外的东西，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生命的期盼与希望。阿婆用人生的最后7天，重塑了我。
　　还有一位小患者薇薇。我第一次见她是5年前的大年初一。那时她8岁，在此之前薇薇患有白血病，刚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生命保住了，但免疫力却非常低，病毒摧毁了她的视力。薇薇年纪虽然小，但却表现得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尽管要在眼球上频繁扎针治疗，却从来不哭不闹。
　　薇薇眼睛还好的时候很喜欢画画，有一次在绘画比赛里获得5000元奖金，她拿出其中的1000元捐给了比她条件更艰苦的孩子，将这份爱传递了下去。后来她彻底失明，但还能凭借记忆用彩色的橡皮泥制作出栩栩如生的手工作品。她还很喜欢写诗，朗诵，唱歌。我喜欢薇薇那阳光可爱、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模样，看见她，就看见生活中常被我们忽略的小小美好。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爱与希望，比光明更重要。光明只是帮助我们“看见”，而希望才能支撑我们“活下去”;你真诚无私地帮助了别人，别人心里头有你。这些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真切纯粹的爱，令我惊喜，同时也让我确认了一件事：做医生，值得！
　　2021年，我也有新的展望。天下无盲，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推进，也是我个人毕生所愿。一方面，我们采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帮助患者。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光·盲计划”的人文关怀和公益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中国有1000多万包括盲人在内的低视力人群，如何让他们的声音被大家听到，让他们自洽、自信、自强，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变“资助”为“自助”，是我们的初心。总有一天，科技会战胜黑暗，我们要把这种希望带进他们心中。
　　2020年年初，我以盲人朋友视角写了一首诗《心中的梦》;年末，我找到了心中的梦，确定了阔步向前的方向。翻开黑暗，是希望与爱。我是眼科医生陶勇，我愿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