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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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成长的摇篮。她的一举一动都令世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崛起;民间资本,以或顽强或脆弱的姿态破土而出,其中最茁壮、最引人注目的“那一棵”,叫做“温州资本”。
  “温州资本”,创造了资本的奇迹。有人这样赞叹温州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
  912万多温州人中有230万人以温州为起点,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辐射世界,年均销售商品达6600多亿元。在金钱的话语权越来越重的今天,最富裕的温州人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族群。在外国人眼里,温州人是比犹太人更会赚钱的“东方犹太人”,温家宝总理则称温州人是中国式的“威尼斯商人”。
  然而,2011年4月以来,温州经济风云突变,温州上空阴霾重重——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事件不时见诸报端。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走投无路之中的他们只能一跑了之,或跳楼自杀以求解脱。
  9月,本当是海滨城市温州最好的季节,然而2011年9月的温州却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传出——
  温州正得利鞋业老板欠债4亿从22楼跳下;
  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欠下数亿赌债逃跑;
  9月23日凌晨,一个名叫张秀慧的高利贷中介人从27楼纵身跃下,将恐怖气氛推上了巅峰,短短10天中,温州有三位老板跳楼自杀……
  随着9月21日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的神秘失踪(后来得知他是不辞而别到了美国),更是引发了温州企业界、金融界的全面恐慌。
  中国资本之都骤遭“黑色九月”,诸多中小企业如多米诺骨牌那样依次倒下。猝不及防的危机蔓延全国很多地区,中小企业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温州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等构筑的资本链条,正在逐环断裂,由民间高利贷支撑的温州中小企业正遭遇空前危机!”各类报刊、网站关于温州危机的报道铺天盖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温州集中出现企业倒闭、老板纷纷跳楼、“跑路”的困境,全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侧目!
  危机为何骤然降临?周德文等专家的分析是——温州危机与银行直接相关。去年8月,温州各家银行担心资金风险,对贷款企业抽资、不续贷,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许多企业资金吃紧。温州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难以得到银行支持。
  导致温州企业资金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利润低微。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利息远远大于利润率。为了求生,民间高利贷成为许多温州企业的无奈选择。当地民间借贷的年利率曾一度高达100%,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利润普遍仅为1%~3%;利息率大大地高于利润率!饮鸩止渴的结果,只能是是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
  其实温州并不缺钱。温州拥有雄厚的民间资金,民间金融尤为活跃。长期以来,温州的民间资金左冲右突,四处寻求投资机会。投入民间借贷市场放贷,更是资金的一大去向。
  有一句话这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巴菲特,但温州人个个想做巴菲特。”温州不缺资本,缺的是资本的用武之地,缺的是放大资本的途径,即缺少可以运作的项目。
  一边是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一边是民间资金多、投资难。这就是存在于温州等地区的“两多两难”的困境。
  这样的困境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在温州读书、生活、工作并对温州乃至全国的民营经济跟踪研究了三十多年的周德文告诉记者:民间资本屡遭不公正待遇是主因。他向记者披露了中国民间资本近多年来走过的坎坷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逐渐壮大。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3月,仅居民储蓄存款就多达24.6929万亿元,企业存款高达18.1713万亿元。但当他们来到看似宽广的投资领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条宽敞平坦的大道,而是一条狭窄而充满凶险的小路,它们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2007年3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规定: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各地区凡是对本地企业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应全部向外地企业开放。
  三个“凡是”政策下达,民营企业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就在他们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之时,他们很快碰到了钉子。以民间资本进入典型的服务业加油站为例,国家在制订民企向加油站投资政策之时,设立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所有民营加油站,必须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企业购买油源。而且,此前国家曾出台过与之相关的规定,所有民营炼油企业制造的成品油,必须而且只能销售给以上三家国企。而作为国有垄断企业,三大石油巨头本身也经营加油站业务,并已形成销售网络。
  在如此偏袒的游戏规则下,民间资本即便能勉强进入石油行业,又怎能有实力与三大巨头抗争?说到这里,周德文作了个比喻:这就好比一只爬在玻璃门上的苍蝇,看起来前途光明无比,却永远飞不出去……类似的情况在不同行业中频繁出现,如在新农村建设、能源开发、邮政快递业、山西煤矿新政等,民间资本都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最终无奈地接受被“兼并”的命运。
  周德文说,民营企业至今仍遭受到诸多障碍与困扰。有些地方对民营企业存在着偏见,中央政策落实到地方就完全变了味。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还存在障碍;某些地方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服务意识更是少之又少,有的甚至对民企卡、压、拿……致使民企融资难、人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弱。许多高利润的行业被国有资本垄断着,不对民间资本开放,叫人眼馋却吃不着……
  2005年9月,北京刚启动国企改制,就向温州民资频频“招手”,涉及北京国资委的招股项目多达180多个,还有金融“超市”等多个“商品”。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眼馋”!然而,当携带着资金、技术、市场、法律方面的智囊团的温州民资考察团北上与北京国企“相亲”时,却发现双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合作项目的具体操作上,双方的差距甚大,如北京国企要求温州民资增资参股,但不能控股,对于温州商人来说,不控股就意味着没有话语权,不能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这次声势浩大的相亲会仅两天就匆匆谢幕……由此可见,民资要想进入原本被禁止的领域,尚需要更适宜的环境。
  那么,如此多的民间资本都到哪里去了呢?海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增值之门,就只能蜂拥进入投机领域啦!炒钱、炒房、炒邮、炒古董……当然,对于投机带来的风险,他们并非不知道,但是,“富贵险中求”,丰厚利润的诱惑,让他们欲罢不能。
  当然,这么多“炒”之中,最大量的还是“炒钱”——即高利贷。在温州采访期间,记者还听到过有关“老太太银行”的故事,它们就是民间高利贷催生出来的“金融怪胎”。在许多村子里,一些人被公认为资金周转人。谁手里有闲钱,会先向他们登记。如果谁做生意要借钱,周转人就会将登记人的钱借给他,短短几个小时就能筹集到数百万元,而这数百万元资金的控制者,正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当然,这中间的“利润”是十分丰厚的。
  记者情不自禁地说,投机的结果是危机,大把的银子总不能一直这么投机下去啊,怎么解决呢?周德文说,炒来炒去炒不出生产力,但严禁投机也不是治本之策,毕竟短线投机获利丰厚诱惑大。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的办法是扩大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更多的行业领域。此消彼长之下,“流窜”在各地炒房、炒金、炒……的温州资本自然会减少。
  对于民间资本的前途,周德文颇有信心。他说,开放的道路虽然曲折漫长,却一直在行进过程中,等到黎明来临时,民资会发现,自己经历的磨难是值得的。
  “山雨”之后是变革。值得庆幸的是,金融危机之下,民间资本终于迎来了新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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