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巴威尔•米夫虽然没有长期使华的经历，却一直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正是由于他的举荐和支持，才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并由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
　　
　　 首次访华，提携王明
　　
　　巴威尔•米夫，1901年8月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大阿列克谢夫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5岁时，他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并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1917年，当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迅速发展之时，年仅16岁的米夫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此后不久，十月革命的狂飙席卷整个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期间，他在赫尔松辛纳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米夫两次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先后奔赴察里津、波兰等前线作战。战争的残酷性，磨砺了米夫的意志，也形成了他干练、果断，有时甚至专横的工作作风。
　　战争结束后不久，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后，他留校搞科研工作，同时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经过几年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米夫熟悉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确定以远东革命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
　　1925年，在国共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国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不幸的是，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3月12日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孙中山，并为中国大革命培养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即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十分重视。学校组建之初，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拉狄克被任命为校长，而阅历丰富、工作出色，长期从事东方革命问题研究的米夫有幸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米夫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1926—1927年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米夫坚决拥护斯大林，而校长拉狄克则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为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1926年米夫相继写成《上海事件的教训》、《中国的农民问题》等文章。在文章中，他运用广泛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字，对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共合作出现危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了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方针，指示中共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托派分子乘机攻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继前往中山大学，就中国共产党人应否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举行激烈辩论。很明显，他们俩都在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争论陡然加剧。在这一斗争中，米夫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坚决反对托派，从而使斯大林注意到了他。
　　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政治成分相当复杂，有一些是国民党要人及其子女，如郑介民、谷正鼎、邓文仪、康泽，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还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如邓小平、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杨尚昆、秦邦宪、廖承志、王稼祥、张闻天、王明等。为与拉狄克及托派分子作斗争，米夫拉拢一部分学生，培养自己的亲信。而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王明，正苦于没有机会接近米夫，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每逢米夫讲授马列理论课，王明总是抢先发言，以讨好米夫。与王明同桌的庄晓东晚年回忆说：“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副校长米夫。”因流利的俄语和熟记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王明深得米夫的欢心，并成为米夫的重点培养对象。
　　不过，米夫真正器重王明，还是从王明参加旅莫支部的大辩论开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不久，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负责人是任卓宣。旅莫支部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支部负责人错误地认为留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回国做实际工作，因而反对党员研读马列理论和学习俄文。米夫对此很不满。1926年夏，他在学生中挑起了一场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争论。任卓宣等主张归旅莫支部领导，另一些同学则主张归中山大学所在的联共（布）莫斯科的一个区委领导。会议一连开了4天，争论仍无结果。王明揣摩透米夫的意图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辩论。最后，王明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旅莫支部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此后，王明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从而更有机会接近米夫。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专门成立了中国问题委员会，米夫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史称《米夫提纲》。这一提纲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现阶段中共的任务应该是乘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对米夫的提纲很感兴趣，认为他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提法完全正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月，中国革命处于危急时刻，联共（布）决定对米夫委以重任，派遣他率领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前往中国。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宣讲群众宣传和党的建设工作。这是米夫第一次访华。米夫受命之后，立即想到了得意门生王明。他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显然，这是有意栽培王明，试图让王明直接接触并进入中共领导层。
　　3月，米夫一行到达广州，随后又到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访问。当时，正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米夫亲眼目睹了澎湃汹涌的大革命浪潮，兴奋不已。但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洪流中，一股反革命逆流悄然而至，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代表出席了会议，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但对如何分配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陈独秀依然当选为总书记。会后，米夫向陈独秀力荐王明，意欲让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不愿接受，可又不便推辞，就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5月，中国革命形势更趋恶化，米夫率宣传团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举行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提出中国目前出现的严重事态，归根结底在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得到彻底贯彻。他强调中共必须拥护“真正的革命政府”——汪精卫武汉政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可是，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再次推翻了米夫的预言。而在此之前，米夫已经带着王明返回苏联。米夫这一走，也使他避免了预言失误的尴尬。
　　
　　重返莫斯科，大力扶植王明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残酷结局，刚好被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反对派不幸言中。于是，托洛茨基、拉狄克等更激烈地批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指责进行了全面回击，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拉狄克不久被解除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正在这时，米夫带着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校后，米夫发现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两派发生激烈争论，教务派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而支部派则坚持说学校的教务搞得杂乱无章。双方互不相让，争论了7天也没达成一致。许多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这时，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个结束争论的妙计：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行之有效。在王明的协助下，米夫坐收渔翁之利，不久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此时，米夫刚满26岁。而为之出谋划策的王明则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并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
　　此时，米夫不但当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而且一跃成为了中国问题“专家”。为适应联共（布）党内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需要，回国后不久，米夫就出版了《处于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书。在书中，他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坚决维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各项政策和指示，并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由此，米夫进一步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和垂青，很快，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上，米夫同刚从中国返回苏联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发生了激烈争论。罗明纳兹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存在，中国要进行“无间断”革命和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以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米夫尖锐地批判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米夫获得了胜利。1928年3月，米夫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召开。米夫受命参加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并参与起草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组织问题等决议案。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被推荐为大会翻译科主任。会上，米夫散布了不少轻视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希望中共能提拔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层，并提议由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但米夫的图谋遭到代表们的抵制，扶植王明进入中央中共的企图再次失败。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改变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方法。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层的努力又一次失败后，为帮助王明扩大影响，米夫默许并支持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不断制造事件打击异己分子。1927年冬，因为历来反对王明的中山大学学生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等人常聚在一起做饭吃饭，王明便无中生有，诬陷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并添油加醋地向米夫作了报告。米夫偏听偏信，找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校调查，并认定“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结果，一些学生遭到被捕和开除党籍。对此，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义愤填膺，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国代表团反映情况，要求澄清事实。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米夫和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做法表示不满。在广大同学的配合下，在瞿秋白的争取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了审理。最后的结论是，中山大学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党组织。
　　米夫和王明不甘心就此罢休，继续坚持宗派活动。“江浙同乡会”事件后，他们又把对学校表示过不满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定为“工人反对派”，指责他们反对学校领导，反对党组织。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宗派活动，使广大同学怨声四起，群情鼎沸。1929年夏，米夫请求辞去校长职务，联共（布）同意了他的请求。
　　1929年，联共（布）中央开展清党活动。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教条宗派乘机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发起攻击，指责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中是“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在米夫的活动下，共产国际通过了对中国代表团问题的决议案，错误地认为：“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布）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决议宣布后，瞿秋白被解职回国，这为王明的上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坐镇上海，托起王明
　　
　　1929年4月，王明回国。中共中央热情欢迎他，并希望他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但王明不愿意到基层，坚持要留在党中央机关。于是，他被派到上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年1月，在参加上海工联会议时，王明被英国巡捕逮捕。被捕后，他十分害怕，竟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所幸当时敌人还未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巡捕没有发现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但王明的这一举动使党的秘密机关被迫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3000元将他营救出狱。事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查明真相，认为王明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并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夏，中共党内开始了立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和李立三在实质上都坚持“左”倾冒险主义，但在某些具体理论观点上，二人又有所不同。王明经常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地指责李立三违背了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精神。李立三对此十分恼火，决定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半年处分。
　　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由瞿秋白主持党的工作。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再次来华。米夫此行，意味深长。因为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宣布不再派全权代表使华。当时，国民党已宣布与苏联断交，并四处搜捕苏联共产党人，米夫在此非常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来华，充分表明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决心。米夫到达上海后，先不找中共中央领导人了解情况，而是立即单独召见王明，认真听取王明的汇报，详细征询他的意见，并面授机宜。此后，米夫通知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实际主导了会议。会前，米夫违反党的纪律，越俎代庖，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在会上，王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姿态作了长篇发言，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他点名批评了李立三和瞿秋白，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改造党，并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最后，米夫作了总结发言，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瞿秋白及罗章龙等，说王明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会议最后通过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
　　会后，米夫对六届四中全会倍加赞赏，宣称：“由于采取了妥协的立场，1930年9月举行的三中全会没有把党带上正确的道路。只是在1931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四中全会上，党领导上的政治路线才被端正过来。四中全会选举了新的党的领导，揭露了立三路线的反列宁主义性质，挫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把失败主义的撤退计划强加于党的企图。由于这样做，四中全会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米夫来华的目的达到后，8月，他回到了苏联。随之，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并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米夫回国后，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并担任过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一不小心，被牵涉进苏联肃反运动中。从此，他再也没获得翻身之机。
　　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历史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当年，米夫靠反托派起家，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却被当成托派分子而清洗掉。而更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1937年秋，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吹嘘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1938年，米夫被秘密处决，终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