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这样开始他的演讲：“我就是被称作东洋鬼子的东史郎!”
　　1987年第一次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东史郎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他都深深鞠上一躬，不管对方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者。一边鞠躬，老人还一边喃喃自语：我是东洋鬼子!我是来谢罪的……
　　那天，东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时。自此，这个日本老兵在中国民众心里，变成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1月3日，这位让中国人尊敬的日本老人因病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逝世，享年95岁。在他当年鞠躬和跪地谢罪的地方，不少中国人在他的遗像面前鞠躬告别，表达对这位“昔日敌人、今日友人”的敬意。
　　
　　由“鬼”到“人”的救赎
　　
　　东史郎，1912年出生，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奉天皇之命应召入伍，系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队上等兵。
　　青年东史郎曾经笃信：“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在《东史郎日记》中，他勾勒了出征时的景象。面对被天皇思想狂热煽动的日本民众，在无数条随风摇曳色彩鲜艳的彩带与胜过怒涛的感动、兴奋的叫喊声中，东史郎出奇地麻木。生母的激励与养母的哭泣并未牵动他对战争与人性的思索。
　　他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战役。其中，最为惨烈的，无疑是南京大屠杀。东史郎亲身参加了南京大屠杀。
　　战败后的一天，已经是军曹的东史郎，率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只到了十六铺码头时，负责接洽他的中国军官一眼就认出了东史郎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
　　这位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死里逃生，与东史郎再度见面可谓狭路相逢。面对这个中国军人的灼灼眼神，东史郎万念俱灰，按照日本战场对待俘虏的常规，东史郎断定是难逃一死了。然而，这个中国军官却告诉他，虽然“恨不能一刀劈死他，但是上面有命，以德报怨”。
　　中国军官的宽大，一直深深影响着东史郎。他回国后，先后开办了多家企业，有电影院，还有丝织厂等，也娶妻育子，生活算是十分幸福。但他的内心知道，是中国人的宽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对自己以前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东史郎充满了悔恨，多次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他还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專程到南京反省谢罪。
　　在日记中，东史郎记录了他的战友桥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用邮政袋杀人的暴行。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光治没有提出异议。1993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等人。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次判定东史郎败诉。
　　东史郎在败诉后曾坚定地表示，要继续上告到联合国，为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为正义斗争到底!他曾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反省和讲述加害历史。
　　面对日本右翼的责问、恐吓还有威胁以及长达十几年的官司，东史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一直顽强地活着。
　　“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他说。
　　
　　未竟的忏悔
　　
　　曾七次赴南京谢罪的东史郎，还有一个心愿：要最后一次来南京谢罪。2005年，在日本京都府丹后半岛间人町自己的家中，东史郎委托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南京人民转达忏悔与谢罪。
　　那个时候，东史郎刚刚完成双腿动脉硬化手术，脸上气色明显已不如过去。但他说，准备再去一趟南京，向南京人民作最后一次忏悔和谢罪。东史郎已办好了出国护照，并兑换好了钱币，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终究未能成行。去南京再一次谢罪忏悔，最终成了他未竟的遗愿。
　　东史郎还有另一个未竟的遗愿。他多次表示，他在人生行将结束前站出来披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战争罪行，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钱，惟愿还历史以真实，愿日中之间永远和平。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这段历史，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才能发展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
　　承认错误需要勇气，忏悔，体现的是一种尊严。拥有这两样品质的东史郎走了，关注他的人们纷纷纪念他。但就像日本人山内小夜子所说的那样，世界所注目的是一个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原日本兵，如何从“日本鬼子”变成了“人”的老人，如何被日本社会接受，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个涉及当今日本、日本的司法以及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问题，才是东史郎案的历史意义。
　　忏悔中的东史郎可以轻盈离去，因为他不负历史之重。历史见证者东史郎们的纷纷逝世，让那一代化敌为友的例证几乎将无从再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另一个时代，需要两国更具智慧和勇气的年轻一代去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