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颗“为国家计，为百姓计”的民族心。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意思的人物。
　　作为革命者，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国学大师，他更被胡适誉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他曾经的学生鲁迅说：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而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章太炎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怪人，还有不少人认为他真有神经病。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在政治上时而鼓吹中央集权，时而赞同联省自治，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反对国民党，时而反对吴佩孚，时而支持吴佩孚，是立场反复、缺乏原则的政治投机客。
　　事实上，章太炎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具有独立意志、独立思想的批判者，他的特立独行是对于有违民族大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政治阴谋和社会乱象的批判。
　　章太炎出身书香世家，老师又是清末有名的国学大师俞樾，而他本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不凡的国学天赋。应该说以章太炎的学识，如果想考科举进入官场求一个荣华富贵真说得上易如反掌，可是章太炎偏不。
　　他不但不考科举，还创办了《苏报》，在报纸上鼓吹民主自由，公开提出推翻清朝腐朽的统治。1903年，当清朝政府把章太炎以及《苏报》告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章太炎第一次让世人领教了他的“特立独行”。
　　尽管他事先知道消息，却出乎意外的不愿流亡避难，他从容地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六次，今七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1903年6月30日上午，章太炎闻工部局前来捕人，凛然应声：“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慨然就捕。这样的特立独行，能说他是在搞政治投机吗?
　　《苏报》案后，章太炎流亡日本，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此期间，尽管章太炎与孙中山有过一些误解和冲突，但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建立民国的志向上两人却毫无区别。而且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敬重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章太炎骂孙中山，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就给那人一耳光!同时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曾担任同盟会总理)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尽管章太炎是一个坚决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敬重孙中山，可是当1911年民国建立后，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革命领袖却大公无私地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反对党治和独裁。这样的“特立独行”和当时陈炯明、陈其美等同盟会员在广东以及上海为争权夺利大肆捕杀其他派系革命党人相比，难道不值得人们钦佩吗?
　　应该承认，章太炎曾支持袁世凯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北京而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坚持的南京。他甚至教袁世凯用权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以剪除或削弱黄兴任留守的南京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的武汉两大军政势力和其他各省军阀。
　　章太炎一旦发现袁世凯触及他的底线，危害到他一生所信奉的民族大义以及民主自由思想的时候，他毫不贪恋袁世凯给予他的声望与地位，毅然决然地与袁世凯决裂。他甚至用袁世凯颁给他的建国大勋章当扇坠用，并高声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独夫误国。
　　1936年6月4日，章太炎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封长信，收信人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中国的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他在信中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手中共，全力抗日。10天后，章太炎去世。一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章太炎在遗嘱里写给儿孙的最后一条要求是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笼中何所有，四顾吐长舌。”
　　这是一代宗师章太炎盖以自况的一句诗，为民主自由的精神理想不合不弃，却也为现实所累所困，章太炎不为个人荣辱生死所计，不顾生前身后的他人毁誉。抛弃所有的惊世与骇俗，到头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一颗“为国家计，为百姓计”的民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