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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四季度开始,GDP持续两个季度的增速下降态势得到逆转,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今年一季度经济回升势头延续。各类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出现较快增长。企业去库存周期基本结束,新的增库存周期开始,企业总体开始进入新的扩大生产周期。
消费、出口等各方面数据也显示出积极的信号,各项金融指标尤其是货币信贷指标亦显示经济回升。
然而,尽管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我们却必须清晰认识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近期出现的回升势头很可能是昙花一现,不排除年内经济再度出现下滑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实际已经进入长周期的增速放缓。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新的比较优势没有创造出来,实体经济将不可避免陷入低速增长甚至衰退。最近几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信贷资金运用效率和社会资本运用效率持续下降、资源环境消耗无法持续,正是传统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和丧失的主要表现。
其二、技术赶超策略逐渐失效,后发优势逐渐丧失,原创性科技成果严重不足,成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主要制约。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其三、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突出。我国基尼系数最低估算值是0.48,最高达到0.61。国际公认危险线是0.4。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日益扩大,将严重制约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严重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
其四、经济体系总体负债率快速上升。根据社科院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按照宽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总负债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与GDP比例已经达到117%,按照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负债总规模也超过20万亿元,占GDP比例超过40%。企业负债比例则更高。负债比例迅速攀升,必然拖累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因此,面向未来,我国经济政策之基本方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方式和调控工具。传统增长方式下,我国宏观调控模式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核心是货币扩张刺激下的信贷扩张和投资增长。此种宏观政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方式和调控工具。
其次,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道路。必须以最大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创建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教育科技体系,引导和监管货币信用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和创新产业。
再次,从注重短期需求管理转向注重长期供给管理,核心是深化改革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包括加快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执行鼓励民间投资公平市场准入的各项政策法规,坚决淘汰“两高一剩”企业和产业,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鼓励创新产业和企业。
最后,货币政策应该从注重货币总量调控转向货币总量和信用总量调控并重,从注重货币传导机制转向货币传导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并重,将信用政策提升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消费、出口等各方面数据也显示出积极的信号,各项金融指标尤其是货币信贷指标亦显示经济回升。
然而,尽管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我们却必须清晰认识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近期出现的回升势头很可能是昙花一现,不排除年内经济再度出现下滑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实际已经进入长周期的增速放缓。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新的比较优势没有创造出来,实体经济将不可避免陷入低速增长甚至衰退。最近几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信贷资金运用效率和社会资本运用效率持续下降、资源环境消耗无法持续,正是传统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和丧失的主要表现。
其二、技术赶超策略逐渐失效,后发优势逐渐丧失,原创性科技成果严重不足,成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主要制约。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其三、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突出。我国基尼系数最低估算值是0.48,最高达到0.61。国际公认危险线是0.4。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日益扩大,将严重制约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严重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
其四、经济体系总体负债率快速上升。根据社科院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按照宽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总负债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与GDP比例已经达到117%,按照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负债总规模也超过20万亿元,占GDP比例超过40%。企业负债比例则更高。负债比例迅速攀升,必然拖累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因此,面向未来,我国经济政策之基本方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方式和调控工具。传统增长方式下,我国宏观调控模式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核心是货币扩张刺激下的信贷扩张和投资增长。此种宏观政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方式和调控工具。
其次,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道路。必须以最大决心和勇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创建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教育科技体系,引导和监管货币信用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和创新产业。
再次,从注重短期需求管理转向注重长期供给管理,核心是深化改革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包括加快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执行鼓励民间投资公平市场准入的各项政策法规,坚决淘汰“两高一剩”企业和产业,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鼓励创新产业和企业。
最后,货币政策应该从注重货币总量调控转向货币总量和信用总量调控并重,从注重货币传导机制转向货币传导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并重,将信用政策提升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