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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双倍增”目标将载入史册。人们应该都知道：经济增长倍增易，居民收入倍增难。以2010年为起点，2011年增长9.2%，2012年估计在8%以上，余下8年若按照十年倍增的目标计算，年平均增长约为7%。显然这并非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但是，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是“一机两翼”，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像一架飞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出口是“两翼”。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货币量的增长，若把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比一下，过去20年间，货币量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50%。超额货币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但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吸纳超额货币的虚拟经济市场，从而使大量超额货币被消化在资产溢价（或资产泡沫）之中，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过去20年，城里人多数都能够感受到虚拟财富的存在，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均等分享，因为虚拟财富的主流是风险财富，而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在虚拟财富升腾的过程中，财富几乎必然两极分化，这就是当年亚当斯密的困惑：财富增长若不能为社会的多数人分享，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享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双倍增”的目标，我们可以说，经济增长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创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货币量的增长，绝大多数人会面对“增长中的贫困”。在虚拟财富的增长占主导的经济体中，衡量财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绝对财富，一个是相对财富，绝大多数人会在绝对财富增长之时相对财富比例下降。换句话说，国民财富的“饼”越大，多数人能分到的“饼”会越小，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面。如果未来8年的广义货币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翻番轻而易举，但从相对财富的角度看，多数人的财富份额依然会下降。所以说，收入翻番易，财富分享难。
人们自然会说，能不能少发货币呢？当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却要承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代价。一旦超额货币+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引擎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放缓。此外，一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也不是孤立的，总要受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基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与黄金脱钩让全球经济之舟驶入了信用货币的海洋，从此纸币和债券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伏。欧美国家还有一个“老祖父法则”来约束政府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老祖父”，几乎是一致选择了超额货币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美国政府在金融海啸时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现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对即将到来的“财政断崖”，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答案很简单：发纸币发债券。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成败萧何，危机之源是发债过多，而化解危机之道却是发新债换旧债。2011年，亚太地区62个经济体的货币量增速约为14%，2009年是由于中国货币量增长了27.59%，导致亚太地区的货币量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可想而知，如果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以13%～14%的速度发行货币，中国政府能例外吗？经济问题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热衷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们应记住季羡林老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一生追求完美，现在终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
但是，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是“一机两翼”，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像一架飞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出口是“两翼”。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货币量的增长，若把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比一下，过去20年间，货币量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50%。超额货币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但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吸纳超额货币的虚拟经济市场，从而使大量超额货币被消化在资产溢价（或资产泡沫）之中，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过去20年，城里人多数都能够感受到虚拟财富的存在，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均等分享，因为虚拟财富的主流是风险财富，而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在虚拟财富升腾的过程中，财富几乎必然两极分化，这就是当年亚当斯密的困惑：财富增长若不能为社会的多数人分享，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享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双倍增”的目标，我们可以说，经济增长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创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货币量的增长，绝大多数人会面对“增长中的贫困”。在虚拟财富的增长占主导的经济体中，衡量财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绝对财富，一个是相对财富，绝大多数人会在绝对财富增长之时相对财富比例下降。换句话说，国民财富的“饼”越大，多数人能分到的“饼”会越小，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面。如果未来8年的广义货币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翻番轻而易举，但从相对财富的角度看，多数人的财富份额依然会下降。所以说，收入翻番易，财富分享难。
人们自然会说，能不能少发货币呢？当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却要承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代价。一旦超额货币+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引擎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放缓。此外，一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也不是孤立的，总要受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基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与黄金脱钩让全球经济之舟驶入了信用货币的海洋，从此纸币和债券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伏。欧美国家还有一个“老祖父法则”来约束政府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老祖父”，几乎是一致选择了超额货币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美国政府在金融海啸时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现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对即将到来的“财政断崖”，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答案很简单：发纸币发债券。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成败萧何，危机之源是发债过多，而化解危机之道却是发新债换旧债。2011年，亚太地区62个经济体的货币量增速约为14%，2009年是由于中国货币量增长了27.59%，导致亚太地区的货币量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可想而知，如果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以13%～14%的速度发行货币，中国政府能例外吗？经济问题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热衷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们应记住季羡林老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一生追求完美，现在终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