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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召开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移师万里的莫斯科举行不可？中共六大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细节？……通过大量文献的发掘、论证、整理与研究，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越来越清晰。
当年，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国革命到了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会聚莫斯科。代表们是从上海、北京、大连等地经中俄边境的满洲里或绥芬河秘密出境赴会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國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共产国际代表全程参加并指导决议起草的特殊代表大会。
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修葺一新的展馆，外墙黄白相间，进入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历史脉搏有力的律动。漫步五一村公园街，记忆仿佛穿越到了1928年的那个盛夏……
危机四伏之时的会议酝酿与秘密奔赴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摧残，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的活动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30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6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召开六大的决议，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从此，六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很难找到召开党代会的安全地点。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没有适当的地点、条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现状，主持会议的瞿秋白提出会议可考虑在澳门召开，但多数与会者主张在香港召开。这次会议对党的六大开会地点没有明确下来，讨论了党的六大开会时间（这次会议确定3月底召开）、到会人数、代表名额分配等事宜，并开始着手准备在六大会议上需要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工会、土地、党章、政策等6个文件的起草。
1月下旬，赤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谈到召开中共党代会的问题。他写道：“……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他还说明中共不能在中国境内召开党代会的3条理由：一是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二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这时，中共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圣地莫斯科。
对于米特凯维奇的提议，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于同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届时中国共产党都需要派代表参加。因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在听取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3月底，共产国际同意将开会的地址确定为莫斯科这个苏联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共产国际所在地。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至110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而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在国内，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不满24周岁的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从4月下旬开始，六大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出国参加六大的代表大都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他们除小部分从上海乘商船到海参崴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外，大部分赴莫斯科的线路主要是由上海经大连至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满洲里出境。为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苏，中共中央责成哈尔滨县委设立秘密接待站，接头地点是中央大街上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在哈尔滨的接待人员有杨之华、李纪渊、阮节庵、沈光慈等人。
当年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扮作一对古董商夫妇，乘坐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出发。据邓颖超回忆，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遭到几个日本警察盘问。这时的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空气一下紧张起来。周恩来泰然沉着地反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对方一时没有其他证据，见周恩来也未表现出慌张和恐惧，只好作罢。1985年，邓颖超回忆，“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
满洲里，既是大连、哈尔滨朝西的出口，又是东北进入苏联的门户。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设在一家名为“晋丰泰”的杂货铺内。联络暗号每次不同，按组织规定的接头暗语联络上以后，由满洲里交通站安排食宿。张国焘提醒南方代表，因南方语言容易暴露，尽量不说话，一切由当地工作人员出面。每个代表离开哈尔滨时，就携带有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后，根据手中号码找到带号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 绥芬河是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南部的边境山城，东与苏联滨海边疆区接壤。据不完全考证，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叔衡、龚饮冰、杨之华等。尽管经历了一些风险，但代表们从绥芬河全部安全过境。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出境，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当年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从党的六大起，党代会在正式开幕前开始举行预备会。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由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六大预备会议。
周恩来负责统筹六大的全过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会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正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留学生被指定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组成了强有力的秘书处班子，秘书处直接负责大会的会务工作，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大会秘书处的秘书长。周恩来担负的工作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处事果断，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组织大会开得比较成功。
白色别墅里的红色会议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举行，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幕。
五一村（俄语音译“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这里离莫斯科中心西南约40公里。银色别墅是一幢红砖墙壁的三层乡间别墅，建于1827年，因其白墙在阳光下耀眼夺目而得名。
当年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日后在回忆六大时曾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张国焘的回忆尽管比较详细，但也只说了大概，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后来，随着俄罗斯国家保管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史料印证中共六大当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原始档案文献是《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当年，当载有中共代表的列车驶进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其他旅客完全走出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自火车上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代表们一到六大会址五一村，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装，尽量不使自己显眼。会议期间严格保密，不对外发表新闻。代表们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没有游览莫斯科市容，甚至也不同当地居民接触。当地居民只知道中国人在庄园开会，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不清楚会址所在地和庄园的名称是在情理之中的。
中共六大是一次秘密会议，从会议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线、会议的地点等等，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俄共（布）代表等分别向大会致词祝贺。
中共六大期间，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与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题，作了长达9个小时的报告。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组织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及原因，提出要“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六大通过的17个决议案中提及争取群众、群众工作策略的文件就有11个。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5000余字中，“群众”一词出现了93处之多。毛泽东在1944年的讲话中强调，“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會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全党贯彻六大路线取得较大成绩，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复，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1928年夏天的五一村定是相当热闹，上百名中国人在这个此前从未出现过中国人的安静小村镇上散步、交谈、唱歌或是争论，那样的场面，想一想就会让人感动……
历史性的决策与时代的局限
7月4日晚上，六大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成立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7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出第六届中央委员人选的初步名单。8日至9日，大会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进行了反复酝酿，通过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
7月10日，大会举行选举。首先由周恩来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随后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7月10日，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当进行这项议程时，周恩来曾专门作了说明：党章草案已由章程修改委员会修改了一半，因来不及修改完毕，所以提交大会讨论修改。说明之后，即宣读党章修改草案并逐条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大会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党章草案的报告人是邓中夏，但党章起草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由于该党章的起草者大多是外国人，导致六大党章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和体例上深受苏共十四大党章的影响；二是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六大党章与五大党章相比，在结构上有一些调整，共十五章五十三条。其中，党的名称、党的组织系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的财政等章节系新增加的。
增设的“名称”部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即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六大党章还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须“由中央委员会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这些规定明显地过分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在党的制度上为共产国际干涉中共党内事务提供了依据。
六大章程将“党的纪律”作为单独章节，共有两条，此外还有一些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条款分散在“党的组织系统”等部分。中共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修订党章，在纪律规定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明确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服从，对犯错误的党的一级组织和党员的处分程序和办法，对在严酷环境下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除了通过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外，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等16个决议，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政治决议案》由瞿秋白起草，米夫、布哈林修改，尔后瞿秋白又进行修改。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时，先由瞿秋白逐段宣读，大会边讨论边修改，全体一致通过。
中共一大到五大期间并未召开过中央全会，直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于当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尽管六大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派出了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驻共产国际。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总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
今天，站在五一村花园街18号的大门旁，恍惚间看到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情景，听到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的声音，拍摄到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苏共理论家布哈林正在主席台上向中国同志微笑。
中共秘密举行的一次会议，让这座默默无闻的村镇以伟大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而青史留名！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当年，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国革命到了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会聚莫斯科。代表们是从上海、北京、大连等地经中俄边境的满洲里或绥芬河秘密出境赴会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國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共产国际代表全程参加并指导决议起草的特殊代表大会。
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修葺一新的展馆，外墙黄白相间，进入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历史脉搏有力的律动。漫步五一村公园街，记忆仿佛穿越到了1928年的那个盛夏……
危机四伏之时的会议酝酿与秘密奔赴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摧残，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的活动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30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6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召开六大的决议，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从此，六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很难找到召开党代会的安全地点。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没有适当的地点、条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现状，主持会议的瞿秋白提出会议可考虑在澳门召开，但多数与会者主张在香港召开。这次会议对党的六大开会地点没有明确下来，讨论了党的六大开会时间（这次会议确定3月底召开）、到会人数、代表名额分配等事宜，并开始着手准备在六大会议上需要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工会、土地、党章、政策等6个文件的起草。
1月下旬，赤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谈到召开中共党代会的问题。他写道：“……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他还说明中共不能在中国境内召开党代会的3条理由：一是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二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这时，中共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圣地莫斯科。
对于米特凯维奇的提议，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于同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届时中国共产党都需要派代表参加。因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在听取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3月底，共产国际同意将开会的地址确定为莫斯科这个苏联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共产国际所在地。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至110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而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在国内，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不满24周岁的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从4月下旬开始，六大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出国参加六大的代表大都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他们除小部分从上海乘商船到海参崴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外，大部分赴莫斯科的线路主要是由上海经大连至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满洲里出境。为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苏，中共中央责成哈尔滨县委设立秘密接待站，接头地点是中央大街上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在哈尔滨的接待人员有杨之华、李纪渊、阮节庵、沈光慈等人。
当年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扮作一对古董商夫妇，乘坐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出发。据邓颖超回忆，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遭到几个日本警察盘问。这时的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空气一下紧张起来。周恩来泰然沉着地反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对方一时没有其他证据，见周恩来也未表现出慌张和恐惧，只好作罢。1985年，邓颖超回忆，“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
满洲里，既是大连、哈尔滨朝西的出口，又是东北进入苏联的门户。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设在一家名为“晋丰泰”的杂货铺内。联络暗号每次不同，按组织规定的接头暗语联络上以后，由满洲里交通站安排食宿。张国焘提醒南方代表，因南方语言容易暴露，尽量不说话，一切由当地工作人员出面。每个代表离开哈尔滨时，就携带有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后，根据手中号码找到带号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 绥芬河是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南部的边境山城，东与苏联滨海边疆区接壤。据不完全考证，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叔衡、龚饮冰、杨之华等。尽管经历了一些风险，但代表们从绥芬河全部安全过境。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出境，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当年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从党的六大起，党代会在正式开幕前开始举行预备会。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由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六大预备会议。
周恩来负责统筹六大的全过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会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正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留学生被指定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组成了强有力的秘书处班子，秘书处直接负责大会的会务工作，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大会秘书处的秘书长。周恩来担负的工作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处事果断，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组织大会开得比较成功。
白色别墅里的红色会议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举行，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幕。
五一村（俄语音译“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这里离莫斯科中心西南约40公里。银色别墅是一幢红砖墙壁的三层乡间别墅，建于1827年，因其白墙在阳光下耀眼夺目而得名。
当年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日后在回忆六大时曾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张国焘的回忆尽管比较详细，但也只说了大概，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后来，随着俄罗斯国家保管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史料印证中共六大当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原始档案文献是《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当年，当载有中共代表的列车驶进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其他旅客完全走出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自火车上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代表们一到六大会址五一村，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装，尽量不使自己显眼。会议期间严格保密，不对外发表新闻。代表们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没有游览莫斯科市容，甚至也不同当地居民接触。当地居民只知道中国人在庄园开会，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不清楚会址所在地和庄园的名称是在情理之中的。
中共六大是一次秘密会议，从会议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线、会议的地点等等，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俄共（布）代表等分别向大会致词祝贺。
中共六大期间，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与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题，作了长达9个小时的报告。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组织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及原因，提出要“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六大通过的17个决议案中提及争取群众、群众工作策略的文件就有11个。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5000余字中，“群众”一词出现了93处之多。毛泽东在1944年的讲话中强调，“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會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全党贯彻六大路线取得较大成绩，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复，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1928年夏天的五一村定是相当热闹，上百名中国人在这个此前从未出现过中国人的安静小村镇上散步、交谈、唱歌或是争论，那样的场面，想一想就会让人感动……
历史性的决策与时代的局限
7月4日晚上，六大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成立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7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出第六届中央委员人选的初步名单。8日至9日，大会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进行了反复酝酿，通过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
7月10日，大会举行选举。首先由周恩来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随后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7月10日，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当进行这项议程时，周恩来曾专门作了说明：党章草案已由章程修改委员会修改了一半，因来不及修改完毕，所以提交大会讨论修改。说明之后，即宣读党章修改草案并逐条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大会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党章草案的报告人是邓中夏，但党章起草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由于该党章的起草者大多是外国人，导致六大党章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和体例上深受苏共十四大党章的影响；二是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六大党章与五大党章相比，在结构上有一些调整，共十五章五十三条。其中，党的名称、党的组织系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的财政等章节系新增加的。
增设的“名称”部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即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六大党章还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须“由中央委员会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这些规定明显地过分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在党的制度上为共产国际干涉中共党内事务提供了依据。
六大章程将“党的纪律”作为单独章节，共有两条，此外还有一些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条款分散在“党的组织系统”等部分。中共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修订党章，在纪律规定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明确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服从，对犯错误的党的一级组织和党员的处分程序和办法，对在严酷环境下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除了通过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外，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等16个决议，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政治决议案》由瞿秋白起草，米夫、布哈林修改，尔后瞿秋白又进行修改。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时，先由瞿秋白逐段宣读，大会边讨论边修改，全体一致通过。
中共一大到五大期间并未召开过中央全会，直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于当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尽管六大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派出了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驻共产国际。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总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
今天，站在五一村花园街18号的大门旁，恍惚间看到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情景，听到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的声音，拍摄到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苏共理论家布哈林正在主席台上向中国同志微笑。
中共秘密举行的一次会议，让这座默默无闻的村镇以伟大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而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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