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社会风气，人们经常引用一句典语：“风起于上而俗成于下。” 意思是，风气是由社会领导层面倡导和推行的，而要变成一种约定俗成具有特定地域性的习惯和通例，力量却在普通民众之中。一个制度规定、一种风气倡导，倘若不能推延普及到民众之中，变成群众的自觉遵循，即使意义远大、前程美好，亦无实际意义。
　　风气是自上而下的，习俗则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环境中自下而上的。一种风气，要由领导层面的倡导，转化为社会民众的自觉习惯，关键靠做，“做”是连接风与俗的中介和链条。然而，“做”从谁始？亦即风气建设应从哪个层面首先做起？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口号，一种叫“从我做起”，一种是“从上做起”。前者的意思是，风气建设涉及全社会，如同八年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自律貢献之责;后者的意思是，风气是由上而下倡导的，关键是从领导者层面做起。其实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从上做起”的含义比较清楚，不致发生什么歧义;而“从我做起”，如果是由一个领导者群体提出的口号，在老百姓的眼里，则与更为体现风气建设实质指向的“从上做起”已经没有区别。
　　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十分清楚这个道理的。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他的这个看法，与近年来我们反复引用过的那句民谚，“打铁先要自身硬”，其主旨是完全一样的。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又向侍臣讲了更加深刻的心得：“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慎所好》）这个“器水论”，主张的仍然是“从上做起”，用“上之所好”引领“下之所行”。作为封建君主，李世民的“从上做起”当然是从维护封建“家天下”统治之需要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从上做起”在主旨上有着质的区别，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有着相同的借鉴意义。
　　在今天，“从上做起”的“上”首先指的是职务居上者，如县之于乡，市之于县，省之市……“从上做起”首先在于道德自律，“上”应为“下”的楷模。不仅应当“一级说给一级听”，更就应“一级做给一级看”。现在尽管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仍属于无奈，层次也不够高，但这对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心理的平衡，仍然十分必要。然而，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仅靠居其上者的“内心自省”远远不够，还必须由整个社会制订必要道德规范以为绳墨。实际上，这样的规范，我们并不缺乏，只是这些规范所施之的人群发生了错位。有人说，这些年的道德要求，对干部进行的“廉洁自律”教育，对群众进行的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进行的是“雷锋精神”教育——共产主义精神之谓也，也就是要求孩子们，“从小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种说法虽然不太全面，但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又在不时地暗示着这样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本身，势必对整个社会风气建设带来消极的后果。
　　提倡“从上做起”，并不否定“从我做起”。作为一种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不仅必要而且是“俗成于下”的标志。尽管在党风、政风实现根本好转尚需要一个过程的情况下，至于一般群众、一般党员，“从我做起”即便只为办一件百分之百正当而又合法的事情，不求人情，不走“后门”，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和挫折，生发出诸多不解和困惑，客观需要以“从上做起”中居“上”的那部分人严格自律。倘若这个“从我做起”中的“我”不肯“自律”，一般群众的“我”只能徒唤奈何而已。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为一般群众的“我”，眼睛可以只盯着领导层面的“我”自律而忽视自身的“从我做起”。唯物辩证法则表明，“风”与“俗”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着的矛盾体，二者同样在矛盾中消长，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这几年一些地方社会风气腐败，既有“老虎”作恶，也有“苍蝇”作祟，“老虎”与“苍蝇”成了腐败风气的共生物。光打老虎，不拍苍蝇，苍蝇很可能会成长为会飞的老虎;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新的苍蝇又会化蛆重生，更加有恃无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中央高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大旗，“打老虎”打出得是法纪的堂堂威严，“拍苍蝇”拍出得是廉政的良好环境，双关齐下、标本兼治，彰显得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社会风气建设情同此理，“从上做起”行的是风范，将产生“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从我做起”树得是风尚，人人“从我做起”，源清流洁，清风习习，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的精神实体，并垒起厚重国体的风气基础。在这里，党风与国风、政风与民风，便真正实现了“风起于上而俗成于下”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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