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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葆先生是中国当代编辑大家。他自主设计选题的书屈指可数，遵令编书而成大家应该说是戴老编辑生涯的宝贵遗产，意义多元多维，耐人寻味。戴老生前撰就却未出的个人著作有一种，有心编辑或早已着手编辑终未编辑完成因而也就没有出版的书籍多种。这更让我沉思、感叹。
在二零零九年春节前一两天，我又想起了戴老，记起了他生前至少三次跟我说及想编一部《〈红旗〉〈求是〉文选》。二零零七年七月，戴老为我当时拟出的《中国近现代期刊史札记》作序。收到序后，我登门拜谢。闲谈中他说及他想编《〈红旗〉〈求是〉文选》，把《红旗》、《求是》上观点对立的文章汇集一处，对应编排，略事说明作者及背景即可，其余不多加评论。初次听说时，我以为他一时愤激，没有接腔。过了两年，他迁居北京和平里，我带着以《中国近现代期刊史札记》作为下编的《大众期刊运作》一书去看他。闲聊中，他又说及《〈红旗〉〈求是〉文选》。因系旧话重提，我听得认真些，他的想法也说得更详细些。但我武断地认为，因涉及的两种期刊太不同一般，这书编出来也未必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所以还是没有多谈。第三次因何说及，已经失记，但是在他和平里家中，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且戴老当时并没患重病，思维清晰则是一定的。惜我还是只惊叹其思想、创意，以为即使耗心血编成，也难以出版，所以没有接续他的话题。
二零零九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我在出版界几位前辈的支持下启动了《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的编撰工作。沉心研读一年多，沿着共和国的年轮一路走来，对新中国期刊远观近望，从咀嚼六十年刊事到表达《共和国期刊六十年》，我体会了以六十年为时段识人察事的幽暗明澈，也体会了难以言说的苦涩，才恍然有悟：理解期刊，当在期刊之外；认识期刊，当在期刊之后。我总算明白，编书，只是戴老作为编辑家言说的手段和方式，戴老是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代政治史的问题。在我修订该书二稿，自以为从编撰困境突围而出时，我蓦然回首，顿悟戴老对我所说，决非闲谈笑谈。
戴老去世后，戴老哲嗣杨进撰写的《五十年前的信》中披露了戴老一九五八年下放茶淀农场后给范用的十封信，其中第二封信中说：“自你下乡以后，里侄按期寄来《红旗》，久而不辍，甚为感激。单就这个连绵不断地寄阅党刊，已是难得的盛情了。此间知者齐以为羡。”当时戴老被开除了公职，但范用父子不以为意，坚持给他寄《红旗》杂志，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戴老，一九四四年就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关怀的《中国学生导报》，此时饱读《红旗》当然刻骨铭心了。
最近一年，我有心从收集整理戴老书信入手，研究戴老。发现早在与我交谈之前，他已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宋应离谈及此事。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戴老致信说：“编辑建国以来报刊，很有意义，政治问题很多，学术研究其次，想您已考虑其结构。我曾有过一个想法，编一本《红旗杂志三十年》，有益于研究极‘左’政策发展及运动的进程，将主要文章用按语注出背景与影响，当有裨于开国后政治史研究，但极触犯当前政治，即使按若干历史问题研究的结论办理，也很难做，所以只是内心的一闪念而已，我们这些局外的书生不能干的。有些报刊问题难度极大，舆论一律和运动不断，大话空话成堆，干预学术讨论等等客观原因，很难处理，虽极有价值，切合需要，要考虑怎么个编法。以后见面听兄讲论再议。”宋应离当时正为编选八卷本《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与戴老交往频繁。戴老自然触景生情，选题呼之而出了。
近日，读于光远著《一九七八：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书中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披露了三个材料，又使我想起了戴老和他想编的书。该书二零零八年版第一百二十二页说：“有同志告诉我，他知道我国有一位政治家在一九五六年就使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句子。”毛泽东在名著《实践论》中有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于光远还在该书第一百二十一页说：“有人查到在《九评》那个系列文章中的《五评》中，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中‘标准’两字前有‘唯一’两个字，据看过原始文稿的人说，是毛泽东在别人写的文稿的清样上加上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原话，但在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这一观点的讨论何其波澜壮阔，思想交锋何其剑拔弩张。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光远在书中说：“最初我翻了两遍没有查到这句话，最后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读全文，才在全文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找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十四个字。当时我读过这篇《五评》，但是对这句话却视而不见，可见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至于在那篇文章中运用这个命题的意义，与二十多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5页）于光远从个体阅读体验出发，自述其命题没有影响，但有人提示了他查找路径，可见影响决非全无。让人寻味的还是《红旗》在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态度。于光远先生结合自身检讨一个重大理论命题的阅读与传播效果，更触发、引导后人思考新中国六十年来的理论风云和观念变迁。
把两个三十年前后贯通，才知中国社会变迁之剧，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才能理解掂量从《红旗》到《求是》的媒介变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戴老三次执意交谈，或有深意存焉。大概想到我是期刊研究者，希望我能助其一臂之力，或许希望对我的研究有所触动和启发。遗憾的是，时空错位，他希冀我时，我愚顽不化，我有所感悟时，已阴阳两隔。人生就是这样残酷。
在二零零九年春节前一两天，我又想起了戴老，记起了他生前至少三次跟我说及想编一部《〈红旗〉〈求是〉文选》。二零零七年七月，戴老为我当时拟出的《中国近现代期刊史札记》作序。收到序后，我登门拜谢。闲谈中他说及他想编《〈红旗〉〈求是〉文选》，把《红旗》、《求是》上观点对立的文章汇集一处，对应编排，略事说明作者及背景即可，其余不多加评论。初次听说时，我以为他一时愤激，没有接腔。过了两年，他迁居北京和平里，我带着以《中国近现代期刊史札记》作为下编的《大众期刊运作》一书去看他。闲聊中，他又说及《〈红旗〉〈求是〉文选》。因系旧话重提，我听得认真些，他的想法也说得更详细些。但我武断地认为，因涉及的两种期刊太不同一般，这书编出来也未必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所以还是没有多谈。第三次因何说及，已经失记，但是在他和平里家中，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且戴老当时并没患重病，思维清晰则是一定的。惜我还是只惊叹其思想、创意，以为即使耗心血编成，也难以出版，所以没有接续他的话题。
二零零九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我在出版界几位前辈的支持下启动了《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的编撰工作。沉心研读一年多，沿着共和国的年轮一路走来，对新中国期刊远观近望，从咀嚼六十年刊事到表达《共和国期刊六十年》，我体会了以六十年为时段识人察事的幽暗明澈，也体会了难以言说的苦涩，才恍然有悟：理解期刊，当在期刊之外；认识期刊，当在期刊之后。我总算明白，编书，只是戴老作为编辑家言说的手段和方式，戴老是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代政治史的问题。在我修订该书二稿，自以为从编撰困境突围而出时，我蓦然回首，顿悟戴老对我所说，决非闲谈笑谈。
戴老去世后，戴老哲嗣杨进撰写的《五十年前的信》中披露了戴老一九五八年下放茶淀农场后给范用的十封信，其中第二封信中说：“自你下乡以后，里侄按期寄来《红旗》，久而不辍，甚为感激。单就这个连绵不断地寄阅党刊，已是难得的盛情了。此间知者齐以为羡。”当时戴老被开除了公职，但范用父子不以为意，坚持给他寄《红旗》杂志，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戴老，一九四四年就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关怀的《中国学生导报》，此时饱读《红旗》当然刻骨铭心了。
最近一年，我有心从收集整理戴老书信入手，研究戴老。发现早在与我交谈之前，他已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宋应离谈及此事。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戴老致信说：“编辑建国以来报刊，很有意义，政治问题很多，学术研究其次，想您已考虑其结构。我曾有过一个想法，编一本《红旗杂志三十年》，有益于研究极‘左’政策发展及运动的进程，将主要文章用按语注出背景与影响，当有裨于开国后政治史研究，但极触犯当前政治，即使按若干历史问题研究的结论办理，也很难做，所以只是内心的一闪念而已，我们这些局外的书生不能干的。有些报刊问题难度极大，舆论一律和运动不断，大话空话成堆，干预学术讨论等等客观原因，很难处理，虽极有价值，切合需要，要考虑怎么个编法。以后见面听兄讲论再议。”宋应离当时正为编选八卷本《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与戴老交往频繁。戴老自然触景生情，选题呼之而出了。
近日，读于光远著《一九七八：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书中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披露了三个材料，又使我想起了戴老和他想编的书。该书二零零八年版第一百二十二页说：“有同志告诉我，他知道我国有一位政治家在一九五六年就使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句子。”毛泽东在名著《实践论》中有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于光远还在该书第一百二十一页说：“有人查到在《九评》那个系列文章中的《五评》中，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中‘标准’两字前有‘唯一’两个字，据看过原始文稿的人说，是毛泽东在别人写的文稿的清样上加上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原话，但在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这一观点的讨论何其波澜壮阔，思想交锋何其剑拔弩张。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光远在书中说：“最初我翻了两遍没有查到这句话，最后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读全文，才在全文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找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十四个字。当时我读过这篇《五评》，但是对这句话却视而不见，可见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至于在那篇文章中运用这个命题的意义，与二十多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5页）于光远从个体阅读体验出发，自述其命题没有影响，但有人提示了他查找路径，可见影响决非全无。让人寻味的还是《红旗》在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态度。于光远先生结合自身检讨一个重大理论命题的阅读与传播效果，更触发、引导后人思考新中国六十年来的理论风云和观念变迁。
把两个三十年前后贯通，才知中国社会变迁之剧，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才能理解掂量从《红旗》到《求是》的媒介变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戴老三次执意交谈，或有深意存焉。大概想到我是期刊研究者，希望我能助其一臂之力，或许希望对我的研究有所触动和启发。遗憾的是，时空错位，他希冀我时，我愚顽不化，我有所感悟时，已阴阳两隔。人生就是这样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