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快乐，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
　　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说：“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给我的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欢迎我。
　　我对外面的世界没办法、没能力，只能回到我的世界。在我的世界里，一个是画画，一个是虫子。院子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只有在虫子面前我最自在，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也不会不接纳我。
　　小学五年级时，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他很自信，跟我讲：“你去柜台问一下，××邮票出来没？如果没有，什么时候出？”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那时是很大面值的钱），递给他：“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叫我去问。”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你问就好了，干吗给我钱？”其实，掏钱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等于说，我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人。
　　我很自卑，直到我53岁时，我终于知道我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那一刻，我原谅了自己。
　　我换了3个补习班，该考上的都没考上。上私立高中，我沦落到最差的学校，居然警觉了，于是拼命念书。高考前，最好的朋友来看我，跟我说：“你没希望了，考不上的。”他让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因为本来我们都是混混，突然我要往上爬，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要给我一棒。
　　我还是没考上大学，只考上一个三专。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所以我学不好。
　　亚斯伯格症是遗传的，我爸可能也有。他从没像父亲一样向我传授人际交往规则，也不会跟小孩坐下来谈谈话。他永远安安静静地待在家中院子里，修所有的东西——拖鞋坏了，他修；伞坏了，他修。我妈一直骂“什么新东西都不能买，所有坏的都被修好了”。爸爸从没对我说过“你这个笨猪”，也没有逼迫我做任何事情。
　　那个大年初四早晨，我跟妈妈说：“我明天要搬出去住。”妈妈跟我爸说：“孩子说明天要搬出去了，你赶快去劝劝他！”爸爸跟我说：“你要搬出去吗？也好。”
　　结婚搬走后，我很不安。一旦打电话没人接，我立刻坐3个小时公交车回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是去打麻将了。妈妈，让我总处在内疚中。
　　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妈妈对小孩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非常现实。
　　小时候我说话结巴，别人讲一句话需要30秒，我得讲3分钟。如果有时光机器让我回到小时候，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在我一生中，妈妈从不跟我说“你很棒”，她只说：“到菜市场去买菜，他们都笑我，说你画的《双响炮》原型就是我。”
　　我觉得菜市场的人真无聊。我是反应很慢的人，通常真正让我难受的事我也没法立即意识到。就像一个东西往你身上烙印，你不感觉烫，也不感觉痛，很多年后你看到一个疤，你才知道当时可能很难受。
　　我所有的漫画都在表达对事情的怀疑，都是从人光鲜靓丽的正面绕到人的背后，那里可能是空的，赤裸裸的。
　　名气对我来说，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来得莫名其妙，我没什么感觉。我享受住酒店，因为可以不用去前台，直接在房间办理入住，减少了和人打交道的机会。
　　我痛恨这个世界，可是我本人要活在它里面，我的创作也活在它里面。
　　我画人，被迫要注意人。我从每个人身上取那么一点，然后组合，所以作品都跟时代有一点关联。我不想让我的漫画人物有名字，对我来说，他们只是影子。画完了，他们不在我脑海中停留，就像镜子照完了收起来。
　　人们说我画的女人大多不可爱、势利、傻，其实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我的狗。
　　我的漫画人物大部分有极端缺陷，我借此表现人性的负面。但如果你把她从漫画中拎到真实世界，你会发现她也有很多可爱面，只要你不碰她的底线。
　　我没有用漫画捍卫什么，唯一在捍卫的是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的状态才是真实的，而后的成长过程几乎都是假象，包括父母的爱。
　　我没有画过我太太。我不会表达爱意，也不会买东西送她，我的方式就是多陪她。我早起画画前会先吃早饭，她起来后如果让我陪她吃早饭，那我一定会陪她再吃一顿，所以我常常一天吃两顿早饭。
　　人家问我对爱情、婚姻是持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我说我是旁观主义者——那是我的工作，我看到了便画下来。
　　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从来不让着他。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告状，我太太告诉他：“其实你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那以后他就没哭过，他说：“爸爸，我让着你，因为你比我小。”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