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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牡丹亭》是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其中戏曲角色多次言及《诗经》。从次角度可以看出作者汤显祖乃至其时代的《诗经》学理念。本文就《牡丹亭》的《诗》学观这一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一简单的论述：一、汤显祖与儒家经学发展状况；二、从文学角度分析《牡丹亭》与《诗经》的关系；三、从《诗经》学本身发展来分析明代诗经学理念。
关键词：汤显祖 ；《牡丹亭》；《诗经》；《诗经》学 ；儒家经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13-03
《牡丹亭》是作者汤显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女主角杜丽娘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她的人生第一课便是《诗经》中的首篇《关雎》，而她对陈先生认为这是歌颂“后妃之德”的解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对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和淑女的礼赞。所以，我们通过《牡丹亭》这部著作，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其中《诗经》的相关内容以及《牡丹亭》中所反映的明代《诗经》学发展状况。
一、汤显祖与儒家经学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尊”的官方学说，作为儒学灵魂的经学受到了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推崇。儒家经学的确立由最初汉代的《五经》逐渐发展到《十三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经”的地位最高。“传统认为，中国《诗经》学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至于明代‘ 《诗经》 ’学 ，则‘无甚精义’，可以略而不论。[1]”自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到明代时期，虽然有所衰弱，但对明代诗经学达发展还是有很大影响。所以，明代《诗经》学的研究，特别是明初的百年间，基本上都是对朱熹《诗集传》的衍义，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与创新。例如《中国历代诗经学》在讲到明代诗经学时也认为：明朝学术环境与经学研究都很疲弱，并就其原因做了详细的阐释说明，最后，得出结论：“明人诗经学，多附和朱子，或申或补而已，如朱善诗解颐四卷之是也。其有不为朱有囿者，不过寥寥数家[2]（P330）”。明末清初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河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慨叹：“八股行而古学弃，科举行而而经术亡。”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就《诗经》学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述朱”又“无甚精义”的时代。
然而，自明代中叶起，一股新的文学复古思潮逐渐兴起，并呈现日益强劲之势。《诗经》“汉学”的复活，宗《小序》抑“朱传”，“杂采汉宋”等《诗经》学研究的兴起，结束了自宋代以来《诗经》学史上朱熹《诗经集传》独尊的局面，为明代走向衰弱状态的《诗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特别是万历以后，明代《诗经》学研究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不仅表现在《诗经》学研究涌现出了很多名家（例如：徐光启的“诗在言外”说与《诗经六贴》、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诗风臆评》，鍾惺的“诗活物”说与《诗经》评点等），还表现在出现了很多《诗》学流派（例如：讲意派，评点派，评析派，汇辑派，诗话派）。
而汤显祖（1550-1616）就出生于明代中后期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自汤显祖往上四代，都是秀才出生，在当地也是颇有威望，却没有人中过举人进士，也没有人进入仕途当官。因此，汤显祖的出生就注定被寄予厚望——登科及第，光宗耀祖。而汤显祖也没有辜负家人的厚望，他13岁时，因谈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命题被督学所赞赏，成了秀才，21岁时又中了举人。然而，汤显祖通往仕途的道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三次京试无果，后来又因又不肯接受首相张居正的拉拢而被雪藏。一直到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1583），34岁的汤显祖才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考中进士。
汤显祖早年受教于徐良傅、罗汝芳。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又名王学左派）的第三代弟子，左派王学家有的出生于所谓叛夫走卒的下层人士，而又奇装异服，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的特色。汤显祖接受的王学左派思想，对于他以后创作《牡丹亭》那样以情反理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心学”理论对汤显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完全遵从师说，而结论却不是师说所能包括，这是王学对汤显祖戏曲创作所提供的理论依据。
汤显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四书》、《五经》以致《十三经》内容文本死记硬背。汤氏族人在城内唐公庙附近设有私塾，汤显祖最初就是在这里上学，《牡丹亭》中第七出《闺熟》陈教授讲《诗》，“有囊萤的”，“趁月亮的”，头“悬梁”的，锥“刺股”的，估计就是汤显祖小时候私塾生活的真实写照。汤显祖家更是藏书四万多卷，足以可见汤显祖生活在一个入学背景深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经学的熏陶与教育，关于这一点，从汤显祖的戏曲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汤显祖的戏曲就多次写到儒家经学，例如：《牡丹亭》中，杜宝与女儿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打照面的时候，就问陈最良“祖上可也习儒”，当听到陈最良回答说：“儒冠误入霜鬓丝”、“诸家略通”的时候，便大赞陈最良果然是“大邦生大儒”。以上例子，用儒家经学来教养子女良好的修养与品行，足以反映作者以及世人对《诗经》这一儒家经典的偏爱与重视。
二、《牡丹亭》与《诗经》
汤显祖引用《诗》的形式多样，将《诗经》的经学意义、话语意象、等融入到《牡丹亭》的创作中。
首先，汤显祖的《牡丹亭》融合《诗经》的经学意义来修饰自己的语言表达，使得戏曲语言更加富有感染力跟艺术张力。例如：《牡丹亭》第三十八出：“【霜天晓角】〔净引众上〕英雄出众，鼓噪红旗动。三年绣甲锦蒙茸，弹剑把雕鞍斜鞚[3]（P215）。”。例中，“蒙茸”一词同“蒙戎”，出自于《诗经.邶风.旄丘》：“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这时结合了《毛传》、郑玄《笺》以及朱熹《诗集传》的经学意义，此诗乃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脩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4]（P153）”。这与《牡丹亭》中汤显祖描写的大金骚扰江淮一带，将准备南征的事件有相似性。汤显祖由“蒙戎”一词来引发蕴藏于《诗经》中的经学意义，从而把戏曲中“蒙戎”的意义延伸进意蕴厚重的经典当中，这使“蒙戎”一词超出了其本身“衣服散乱，不整齐”的意义。这样，汤显祖借“蒙戎”一词的经学意义，委婉的表达对战争的反对态度以及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郁郁不能得志的内心的苦闷之情。 其次，《牡丹亭》中汤显祖化用《诗经》话语成词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
《牡丹亭》第三十二出中，“【滴溜子】〔生、旦同拜〕神天的，神天的，盟乡满爇。柳梦梅，柳梦梅，南安郡舍。遇了，这佳人提挈。作夫妻，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旦泣介〕〔生〕怎生吊下泪来？〔旦〕感君情重，不觉泪垂[3]（P189）。”
《牡丹亭》第二十出：“〔见介〕〔外〕陈先生，小女长谢你了。〔末哭介〕正是，若伤小姐仙逝陈最良四顾无门。所喜老公相乔迁，陈最良一发失所[3]（P34）。”
《牡丹亭》第七出：“〔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风有化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3]（P255）。”
其中中“生同室，死同穴”这句话是化用了《诗经.小雅.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语句成词。 中，“乔迁”一词，化用了《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与乔木”的语句成词。中，“燕羽”一词化用了 《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成词。
以上三例皆化用了《诗经》的语句成词，这样将《诗经》的有关语句化用成词用进戏曲当中，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将《诗经》作为创作的典范，化用《诗经》语句成词，有利于提高戏曲语言的典雅性，增强语言的厚重感与表现力。
三、《牡丹亭》反应的《诗》学观
1.将“《诗》”教融入到女子闺阁教育。
《牡丹亭》是作者汤显祖弃官回家后的三五个月完成的，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传奇作品，代表了汤显祖戏曲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牡丹亭》这部戏曲著作也深刻的体现了汤显祖的《诗》教观，作者汤显祖将《诗经》的篇章内容与女子的闺阁教育结合起来。《诗经》不但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本，更是封建统治阶层的家属女子闺阁教育的范本，是一部表达古代文人情怀的“性情”之作。杜丽娘的出生，就注定了她要被培养成一名“多晓诗书”的“古今贤淑”，这样“他日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辱没杜家家风，二八年华，便会诵读“男女《四书》”，能熟练背诵“班姬《四戒》”。其父杜宝经过再三斟酌，为女儿杜丽娘选定《诗》为教科书，理由是“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由此可见，作者汤显祖也是充分肯定了《诗经》在明代教育中甚至是在明代闺阁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杜丽娘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成为一名“多晓诗书”的“古今贤淑”，而是“为诗经，讲动情肠子”，开始背着家人去后花园闲逛，梦见自己与柳梦梅幽会，以至于后来为爱情抑郁而终。杜丽娘的这种传统礼教反叛精神深刻的反映出明代时期对传统儒家经学的反抗。“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仍把《诗经》作为圣人伦理纪常教义的圣典，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性情’之作[1]（P245）。”
明中后期，王阳明的所倡导的“心学”思想，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诗》学观，使社会意识形态由“理学”的“教条禁约”走向了“个性解放”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实际上是要确立人的主体性，把个体从‘天理’的被动服从者变为拥有‘天理’的主宰者[1]（P236）。”王阳明以后，李贽高扬“至情”的声音，认为“情”是世界的本源。接着，公安派的袁宏道提出了“情在理中”的理论。汤显祖的思想则深受以上三位的理论学说的影响，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无不出于此。”他认为，人生一切皆出于“情”。作者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此，这种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成为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思想基础。
2.《牡丹亭》将《诗经》解读融入到人物角色中。
《牡丹亭》中，作者将《诗经》的解读融入到不同的角色当中，这样既突出了人物的不同个性，又将人物的性格、受教育程度以及价值观等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
④（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贴学鸠声诨介）〔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贴）是了。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哩。（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3]（P33、34）。
从以上例④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陈最良与春香对于《诗经》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他们对《诗经》的解读不同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做个简单的解释说明。对于作为杜丽娘丫鬟的春香来说，她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所以她的提问与理解表现出一种对《诗经》的全新的认识，与作为传统《诗》学代表的陈最良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对《诗经》的理解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她的实际生活，她意识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应该是“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这也从侧面反衬出春香天真、活泼、泼辣的性格。其次，我们来看作为“封建卫道士”的陈最良，他对这段《诗经》的解读基本符合郑玄、朱熹之说，是标准的“依注解书”，这与陈最良的身份以及他接受的儒学教育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明代的科举制，考生必须遵从圣贤之意，不得发表自己的见解。陈最良“自幼习儒”，他几十年寒窗苦读，连考十五次，年近六旬却只是个秀才，这让我们也联想到《儒林外史》中深受科举之害的范进。陈最良的青春葬送在了科举制中，他的思想也被封建教条所束缚。所以，他对《诗经》的解读，基本上是对古代圣贤的“依注解书”。
综上所述：《牡丹亭》中的这种独特的解读《诗经》的方式，深刻体现了明代文人学士对“诗经”的独特的解读方式以及明代社会的的思想文化意识。这种“经学”研究有经学向文学的转变虽然遭受了很多质疑，但这种大胆的见解突破传统的《诗经》解读方法正是明代诗经学发展独特精妙之处。
参考文献：
[1]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商务印书馆，2001.
[2]中国历代诗经学[M].
[3] 汤显祖.牡丹亭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朱熹.诗集传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诗经研究史论稿[M].
[8]汤显祖戏曲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9]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注：
[1]语出《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中《自序》第1页.
作者简介：
王锐，（1990-1-3），甘肃人。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关键词：汤显祖 ；《牡丹亭》；《诗经》；《诗经》学 ；儒家经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13-03
《牡丹亭》是作者汤显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女主角杜丽娘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她的人生第一课便是《诗经》中的首篇《关雎》，而她对陈先生认为这是歌颂“后妃之德”的解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对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和淑女的礼赞。所以，我们通过《牡丹亭》这部著作，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其中《诗经》的相关内容以及《牡丹亭》中所反映的明代《诗经》学发展状况。
一、汤显祖与儒家经学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尊”的官方学说，作为儒学灵魂的经学受到了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推崇。儒家经学的确立由最初汉代的《五经》逐渐发展到《十三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经”的地位最高。“传统认为，中国《诗经》学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至于明代‘ 《诗经》 ’学 ，则‘无甚精义’，可以略而不论。[1]”自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到明代时期，虽然有所衰弱，但对明代诗经学达发展还是有很大影响。所以，明代《诗经》学的研究，特别是明初的百年间，基本上都是对朱熹《诗集传》的衍义，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与创新。例如《中国历代诗经学》在讲到明代诗经学时也认为：明朝学术环境与经学研究都很疲弱，并就其原因做了详细的阐释说明，最后，得出结论：“明人诗经学，多附和朱子，或申或补而已，如朱善诗解颐四卷之是也。其有不为朱有囿者，不过寥寥数家[2]（P330）”。明末清初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河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慨叹：“八股行而古学弃，科举行而而经术亡。”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就《诗经》学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述朱”又“无甚精义”的时代。
然而，自明代中叶起，一股新的文学复古思潮逐渐兴起，并呈现日益强劲之势。《诗经》“汉学”的复活，宗《小序》抑“朱传”，“杂采汉宋”等《诗经》学研究的兴起，结束了自宋代以来《诗经》学史上朱熹《诗经集传》独尊的局面，为明代走向衰弱状态的《诗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特别是万历以后，明代《诗经》学研究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不仅表现在《诗经》学研究涌现出了很多名家（例如：徐光启的“诗在言外”说与《诗经六贴》、戴君恩的“格法”说与《诗风臆评》，鍾惺的“诗活物”说与《诗经》评点等），还表现在出现了很多《诗》学流派（例如：讲意派，评点派，评析派，汇辑派，诗话派）。
而汤显祖（1550-1616）就出生于明代中后期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自汤显祖往上四代，都是秀才出生，在当地也是颇有威望，却没有人中过举人进士，也没有人进入仕途当官。因此，汤显祖的出生就注定被寄予厚望——登科及第，光宗耀祖。而汤显祖也没有辜负家人的厚望，他13岁时，因谈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命题被督学所赞赏，成了秀才，21岁时又中了举人。然而，汤显祖通往仕途的道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三次京试无果，后来又因又不肯接受首相张居正的拉拢而被雪藏。一直到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1583），34岁的汤显祖才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考中进士。
汤显祖早年受教于徐良傅、罗汝芳。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又名王学左派）的第三代弟子，左派王学家有的出生于所谓叛夫走卒的下层人士，而又奇装异服，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的特色。汤显祖接受的王学左派思想，对于他以后创作《牡丹亭》那样以情反理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心学”理论对汤显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完全遵从师说，而结论却不是师说所能包括，这是王学对汤显祖戏曲创作所提供的理论依据。
汤显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四书》、《五经》以致《十三经》内容文本死记硬背。汤氏族人在城内唐公庙附近设有私塾，汤显祖最初就是在这里上学，《牡丹亭》中第七出《闺熟》陈教授讲《诗》，“有囊萤的”，“趁月亮的”，头“悬梁”的，锥“刺股”的，估计就是汤显祖小时候私塾生活的真实写照。汤显祖家更是藏书四万多卷，足以可见汤显祖生活在一个入学背景深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经学的熏陶与教育，关于这一点，从汤显祖的戏曲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汤显祖的戏曲就多次写到儒家经学，例如：《牡丹亭》中，杜宝与女儿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打照面的时候，就问陈最良“祖上可也习儒”，当听到陈最良回答说：“儒冠误入霜鬓丝”、“诸家略通”的时候，便大赞陈最良果然是“大邦生大儒”。以上例子，用儒家经学来教养子女良好的修养与品行，足以反映作者以及世人对《诗经》这一儒家经典的偏爱与重视。
二、《牡丹亭》与《诗经》
汤显祖引用《诗》的形式多样，将《诗经》的经学意义、话语意象、等融入到《牡丹亭》的创作中。
首先，汤显祖的《牡丹亭》融合《诗经》的经学意义来修饰自己的语言表达，使得戏曲语言更加富有感染力跟艺术张力。例如：《牡丹亭》第三十八出：“【霜天晓角】〔净引众上〕英雄出众，鼓噪红旗动。三年绣甲锦蒙茸，弹剑把雕鞍斜鞚[3]（P215）。”。例中，“蒙茸”一词同“蒙戎”，出自于《诗经.邶风.旄丘》：“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这时结合了《毛传》、郑玄《笺》以及朱熹《诗集传》的经学意义，此诗乃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脩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4]（P153）”。这与《牡丹亭》中汤显祖描写的大金骚扰江淮一带，将准备南征的事件有相似性。汤显祖由“蒙戎”一词来引发蕴藏于《诗经》中的经学意义，从而把戏曲中“蒙戎”的意义延伸进意蕴厚重的经典当中，这使“蒙戎”一词超出了其本身“衣服散乱，不整齐”的意义。这样，汤显祖借“蒙戎”一词的经学意义，委婉的表达对战争的反对态度以及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郁郁不能得志的内心的苦闷之情。 其次，《牡丹亭》中汤显祖化用《诗经》话语成词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
《牡丹亭》第三十二出中，“【滴溜子】〔生、旦同拜〕神天的，神天的，盟乡满爇。柳梦梅，柳梦梅，南安郡舍。遇了，这佳人提挈。作夫妻，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旦泣介〕〔生〕怎生吊下泪来？〔旦〕感君情重，不觉泪垂[3]（P189）。”
《牡丹亭》第二十出：“〔见介〕〔外〕陈先生，小女长谢你了。〔末哭介〕正是，若伤小姐仙逝陈最良四顾无门。所喜老公相乔迁，陈最良一发失所[3]（P34）。”
《牡丹亭》第七出：“〔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风有化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3]（P255）。”
其中中“生同室，死同穴”这句话是化用了《诗经.小雅.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语句成词。 中，“乔迁”一词，化用了《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与乔木”的语句成词。中，“燕羽”一词化用了 《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成词。
以上三例皆化用了《诗经》的语句成词，这样将《诗经》的有关语句化用成词用进戏曲当中，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将《诗经》作为创作的典范，化用《诗经》语句成词，有利于提高戏曲语言的典雅性，增强语言的厚重感与表现力。
三、《牡丹亭》反应的《诗》学观
1.将“《诗》”教融入到女子闺阁教育。
《牡丹亭》是作者汤显祖弃官回家后的三五个月完成的，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传奇作品，代表了汤显祖戏曲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牡丹亭》这部戏曲著作也深刻的体现了汤显祖的《诗》教观，作者汤显祖将《诗经》的篇章内容与女子的闺阁教育结合起来。《诗经》不但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本，更是封建统治阶层的家属女子闺阁教育的范本，是一部表达古代文人情怀的“性情”之作。杜丽娘的出生，就注定了她要被培养成一名“多晓诗书”的“古今贤淑”，这样“他日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辱没杜家家风，二八年华，便会诵读“男女《四书》”，能熟练背诵“班姬《四戒》”。其父杜宝经过再三斟酌，为女儿杜丽娘选定《诗》为教科书，理由是“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由此可见，作者汤显祖也是充分肯定了《诗经》在明代教育中甚至是在明代闺阁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杜丽娘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成为一名“多晓诗书”的“古今贤淑”，而是“为诗经，讲动情肠子”，开始背着家人去后花园闲逛，梦见自己与柳梦梅幽会，以至于后来为爱情抑郁而终。杜丽娘的这种传统礼教反叛精神深刻的反映出明代时期对传统儒家经学的反抗。“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仍把《诗经》作为圣人伦理纪常教义的圣典，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性情’之作[1]（P245）。”
明中后期，王阳明的所倡导的“心学”思想，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诗》学观，使社会意识形态由“理学”的“教条禁约”走向了“个性解放”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实际上是要确立人的主体性，把个体从‘天理’的被动服从者变为拥有‘天理’的主宰者[1]（P236）。”王阳明以后，李贽高扬“至情”的声音，认为“情”是世界的本源。接着，公安派的袁宏道提出了“情在理中”的理论。汤显祖的思想则深受以上三位的理论学说的影响，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无不出于此。”他认为，人生一切皆出于“情”。作者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此，这种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成为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思想基础。
2.《牡丹亭》将《诗经》解读融入到人物角色中。
《牡丹亭》中，作者将《诗经》的解读融入到不同的角色当中，这样既突出了人物的不同个性，又将人物的性格、受教育程度以及价值观等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
④（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贴学鸠声诨介）〔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贴）是了。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哩。（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3]（P33、34）。
从以上例④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陈最良与春香对于《诗经》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他们对《诗经》的解读不同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做个简单的解释说明。对于作为杜丽娘丫鬟的春香来说，她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所以她的提问与理解表现出一种对《诗经》的全新的认识，与作为传统《诗》学代表的陈最良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对《诗经》的理解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她的实际生活，她意识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应该是“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这也从侧面反衬出春香天真、活泼、泼辣的性格。其次，我们来看作为“封建卫道士”的陈最良，他对这段《诗经》的解读基本符合郑玄、朱熹之说，是标准的“依注解书”，这与陈最良的身份以及他接受的儒学教育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明代的科举制，考生必须遵从圣贤之意，不得发表自己的见解。陈最良“自幼习儒”，他几十年寒窗苦读，连考十五次，年近六旬却只是个秀才，这让我们也联想到《儒林外史》中深受科举之害的范进。陈最良的青春葬送在了科举制中，他的思想也被封建教条所束缚。所以，他对《诗经》的解读，基本上是对古代圣贤的“依注解书”。
综上所述：《牡丹亭》中的这种独特的解读《诗经》的方式，深刻体现了明代文人学士对“诗经”的独特的解读方式以及明代社会的的思想文化意识。这种“经学”研究有经学向文学的转变虽然遭受了很多质疑，但这种大胆的见解突破传统的《诗经》解读方法正是明代诗经学发展独特精妙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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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注：
[1]语出《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中《自序》第1页.
作者简介：
王锐，（1990-1-3），甘肃人。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