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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的年初，铁凝推出了她潜心六年之作《笨花》，从《笨花》所展示出的作家的精神资源、写作姿态，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不同于以往的小说。而且，《笨花》在乡村叙事中的审美选择和文化标识，也显示出它在乡土小说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笨花》之于作家铁凝和之于中国乡土小说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那么，这部小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怎样的乡土经验、生存逻辑和文化形态，它揭示了乡土叙事中哪些被遮蔽的经验？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笨花》重塑了文学的乡村经验，为文学的乡村想象提供了更加全面或丰富的纬度？
一、乡村想象与本土经验
乡村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一直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并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在现代的启蒙视野下，乡村是沉滞、愚昧的存在，现代文学的乡土写作，如鲁迅、鲁彦、许钦文等五四作家的写作，几乎都是以悲悯和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乡土大地。乡村在现代知识谱系中，被启蒙理性裹挟进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叙事资源。对乡村的另一类书写是把乡村视为古老的田园牧歌，在现代都市文明潜在的语境下，乡村是健康人性、理想生存的典范，这在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写作中是最为典型的。建国后的当代文学，则颠覆了五四以来的乡村书写，乡村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场所，成为建构新的历史叙述的有效文化符码，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也被颠倒为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引导。而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乡村书写中，文学仍然和当时的历史进程联袂，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化叙述，如陈奂生系列对农民生活变迁的描写，莫言、张炜等乡村写作的文化寻根意味。总之，在20世纪文学中，乡村书写的文学变迁和文化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乡土经验？什么是贴近大地的文学想象？本源意义上的乡土书写和历史混沌状态中的民间史在哪里？《笨花》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这样的乡村经验不仅直指意识形态写作的虚妄，而且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本土性写作在建构民族性的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
“笨花”是实指也是隐喻，在小说的题记中，作者写到：“苯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看来，这一部《笨花》是产自本土的“笨花”，它不是面对异域的写作，而是书写的本土的乡村经验、提供的是本土想象。“笨花”是北中国乡土生活的意象，它带着棉花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它是老中国农耕文化的精神意象，提示着那块大地上朴素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笨花”可以被看作是老中国乡土生存的寓言，它涵盖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乡土中国与民间大地的血缘联系。再看这个坐落在冀中平原上的小村庄“笨花”村，无疑也成了北中国乡土村野的一个缩影。这里遵循的是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耕读立家、勤俭持家的儒家文化传统，乡村社会朴素的生存逻辑，就象“笨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黄昏。这样的黄昏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在向家点灯时结束，中间有西贝家媳妇的叫骂声、鸡蛋换葱、卖黄鱼的、打灯油的叫卖声。在乡土生存中，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停滞的，这样的时间修辞和日常生活美学联系在一起，乡土生存行进在历史之中又似乎在历史之外，乡土的美学想象最后回到的是日常生活自身。
如果说乡土中国是携带着它久远的文化传统与日常美学行进在大历史中，那么，它又表现出怎样本土性的乡村文化经验？在现代以来的乡村想象中，乡村或是充盈、生机、梦想、温情的，或是匮乏、退化、阴郁、沉滞的，而《笨花》提供的乡村经验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建构的意象，而是更多地回到了乡土生活的直接性，建构了乡土世界的日常生活美学，描绘了一幅非政治化的乡村地图。这里呈现的是乡村日常生活的自在、沉静、和谐，经验和体验都单纯而质朴，日常生活美学折射出的是前现代的本土生存镜像，民俗、民情包括地域性的叙述语言都实现了乡村民间的自足性还原，展示了日常生活美学自我生成的合理性。在“笨花”村，没有大历史下权力的争夺，复杂的乡村关系，一切都像流水一样从文本中静静流出，笨花的黄昏、收获季节的棉花地、过年的庙会、市井的俚俗、以及由“笨花”联系起来的城里的市井生活，共同完善着这部混沌的民间史，完成了民间叙事对大历史的吸纳、融合和消解。“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治往大花瓣儿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西贝牛从不追究小治的行为，也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的真伪。”“谁也不知道奔儿楼家的事是怎样发生、发展、运作的，懂得自重的笨花人，谁也不去了解和打探，他们只在等待新的黄昏的到来。”这是笨花人自在的生存状态，在常态的生活里守护着一份朴素的乡村伦理。而《笨花》的日常美学还体现在对许多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的描写，如吃饸饹、拾花、钻窝棚、塞枕头花样、投芝麻、喝号等，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这种独属于冀中平原的民俗、民情，构建了明显的地域文学色彩。同时，地域民情民俗的书写，也使小说在乡土经验的书写中自然具有了民族性，并为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当然，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叠加并不等于文学性，但《笨花》把这种本土经验和想象有效地弥合进了日常生活的美学建构，日常生活不仅是叙事的元素，重要的是成为小说内在的结构力量，拓展了乡土小说写作的美学经验。
那么，在《笨花》中，这种乡村的日常美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中，虽然乡村想象和日常叙事长期为文学提供叙事资源，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丧失了现代知识系统所提供的普遍叙事模式的支持之后，作家如何表述乡土、如何构建乡土叙事中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新的问题。铁凝在《笨花》中，采取了远离知识分子启蒙叙事的姿态，以一个乡村生活的平视者进入乡土叙事，她以温情和体恤的目光注视着她笔下的乡野大地、人生浮沉，勾勒的是一幅凡人凡事和日常生活图景。因此，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美学的确立，是和作者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视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和民间本来就不可分割，但写作者面对乡村的时候并不见得持有根植于乡野大地的民间立场，本土性和民族性的本色还原，依赖于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在《笨花》中，作家选择的乡村叙事的时间长度、空间还原和民间视野，共同构建了文学中的乡村经验与日常美学。
二、家族的沉浮与在场的历史
《笨花》的叙事长度涵盖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近五十年的历史，以向氏家族中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来结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著作，从乡村家族叙事走向宏大的国家叙事。但铁凝的独特性却在于，在《笨花》中，历史是在场的，甚至向氏家族的几代人都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历史又是潜在的，个体参与了历史却没有被历史理性淹没，日常叙事反而突破了大历史成为小说的灵魂所在。铁凝不是站在大时代的高处俯览日常生活和乡土民间，而是以从日常生活中罗织出来的文化经验进入历史。在时间流逝中层积起来的、非历史的乡村经验与乡村独立的生存逻辑、文化形态，穿越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在场的历史反而退居幕后。
在现代以来的家族叙事中，家庭往往成为自由的桎梏，是青年人走向光明未来的障碍，因此，在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中，个人只有通过叛离封建家庭才能获得历史救赎，个体从小家出走走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家”，完成大历史所赋予的个人使命，巴金的《家》便是一个文学史的典型。就是在1980年代有关乡村家族的叙事，也往往蕴含着作家的启蒙梦想和文化幽思，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蕴含的激扬的生命活力和自在自为的生存方式，张炜的《古船》借洼狸镇上隋氏家族的命运变迁透视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诗意拯救，《家族》中对向善和向恶的家族的鲜明对比所揭示的人文理想。进入1990年代，在现代知识和价值体系失去其阐释的有效性后，家族叙事呈现出民间立场以及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叛和解构，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经李氏家族的命运变迁质疑了历史的无理性，个人的选择和历史的错位构成了在大历史下个体存在的悲剧和荒诞，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借家族追溯对所谓真实历史的解构。那么，我们看铁凝的《笨花》提供了怎样的家族叙事和历史经验？向家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主流，向喜在清末民初入伍，是以一个农民质朴的愿望想更有出息，但在几十年的行伍生涯中，他仍然以根植于乡土大地的仁义和纯朴应对世事变换。小说有许多历史事实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存在，如被王士珍选中入伍、与孙传芳的友谊、袁世凯当政以后的军阀混战，但铁凝没有让大历史成为叙事的主要元素，而是以日常生活消解了大历史的严酷和冷漠。如向喜在驻守保定期间，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老保定的民俗和小吃、家庭生活，向喜和孙传芳一起去喝茶、吃火烧，妻子同艾做的馄饨，都是普通市民的生活而没有历史的剑拔弩张。在驻守汉口时，也穿插了妻子同艾、二夫人向荣、三夫人施玉蝉的故事，尤其是妻子同艾的那种温情、得体和克制使叙事在隐约的悲伤中多了日常的温情。到后来，儿子向文成、女儿取灯、孙子有备为抗日做事，也很少从正面描述他们的激情、从大叙事赋予他们以价值和意义，而多铺写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和小事，抗日贯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以乡村的日常伦理和自然的质朴人心参与着历史的进程。家族的每个个体都似乎是行进在历史之中又游离在历史之外，日常生存逻辑和在场的历史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乡村质朴的日常伦理和大历史内在的契合。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北中国的历史烟云，都融合在乡土的日常生活中。家族、乡村、民间，不仅拓展了叙事的空间，而且通过对宏大叙事和国家叙事所忽略的日常性因素的挖掘，回答了这样朴素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是民间的千千万万的默默生活着、并为了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惜献出生命的乡土大地的人民，承载着历史的苦难，并在日常生活中化解了这种苦难。
把民间和日常视野下的家族和历史叙事放置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并且以“凡人凡事”的日常美学弥合在场的历史，显示了作家铁凝不凡的叙事能力和结构故事的能力。冀中平原的乡土语言和与日常生活同构的缓慢的叙事节奏，也以特有的逻辑参与了对历史的重构。是乡村的日常生活把家族叙事和国家叙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向家、西贝家的家长里短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联系着冀中平原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向家人的活动又从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了中国的大历史。向贵的军旅生涯贯穿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儿子文麒和文麟、孙子武备走向了大西北的中国革命，女儿取灯牺牲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最小的孙子有备也参加了抗日医院的救护队。而西贝梅阁信仰的兆州城里的基督教又联系了三四十年代洋教对中国农村的渗透，向桂在县城的商行也和日货有纠葛。总之，在《笨花》中，从民间的乡土大地生长出来的触角和根须又不断地伸向了乡村以外的中国大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子民们在每一份日常的追求里走向了繁复的中国历史。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历史的背景和道具，乡土中国的琐碎的生活欲望和朴素的生活原状因此而具有了生成历史的作用，经由乡土生活的小叙事到达了历史的现场，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具有了历史感，而是在场的历史使日常生活具有了编码意义。《笨花》在搁置家族叙事和历史叙事的深度和总体性的同时，展示了乡土生活自我生成的合理性和内在的丰盈。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崛起于文坛的新写实小说确立了在启蒙叙事解体后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的话，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语境中，历史总体性和合目的的历史理性遭受了现实的质疑，作家无力整合纷繁的日常生活，赋予其意义和价值。那么，今天，铁凝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中乡村生活日常美学的确立，却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当然，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虚构和想象，问题在于这样的想象提供了怎样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的通道。也许，铁凝在《笨花》已打开了这样一个通道，经由这个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狭窄的通道可以达到广阔的乡土生存世界，提供另一种观照历史的叙事经验。这种叙事没有既定的意识形态先导，也不是以革命话语来规范对一个时代的美学想象，而是坚定地回到了乡土生活的原景，回到了直接的乡村经验，是乡土生活的日常美学在不断弥合历史的创伤，质疑、穿透了现代叙事下的乡土神话，提示了另一种乡土叙事的可能性。
三、乡土叙事中的性别修辞
乡土的人性修辞在文学中往往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置于启蒙视野下，是愚昧、落后、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种是审美视野下，乡村人性是纯净、质朴、善良的，可以为现代都市文明下的晦暗人性疗伤。那么，在《笨花》中，作者是如何来描写乡野大地的人性的？它为铁凝个人的创作、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怎样新的人性修辞？可以看到，《笨花》中的人性修辞仍然是基于乡村、本土和日常审美视野下的自然呈现，是在日常的小事和凡俗生活里透出的人性的温暖和善良，这种人性根植于北中国的乡土大地，是一份日常生活里的矜持、克制的善和仁义，他们不完美、但却都有一份小至于对自我大至于对历史的承担。这种凡人小事里的纯朴和善良，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另一类乡土群像。
铁凝以往小说里大多数男性形象或者是缺席或者是暗淡的（《大浴女》里的陈在应该是个例外），如《玫瑰门》、《无雨之城》，但在《笨花》中却塑造了很多有光彩的男性形象。向桂一生戎马倥偬但却恪守作为一个乡土人的本分和低调，不仅在显赫时不张扬、不炫耀，而且在解甲归田后仍然有一份从容和淡泊。这是从乡土走出的老一代人质朴的生存理念，那就是踏踏实实做人、识大体、顾大局，在最后面对日本人时也表现出一个旧军人的刚勇和豪气。向文成是个根植于乡土的知识者的形象，在这个乡村知识分子身上体现了纯朴、智慧、善良，他几乎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并对村里的人事予以人性化的理解和帮助。当西北牛因为孙女西贝梅阁要受洗而大发雷霆时，是他组织全家到教堂演出“摩西出埃及”对这个笃信上帝的女孩表示支持。当村里人都因为元庆媳妇是活犄角的后代而歧视她时，向文成为她的身份作解释并为她看病。向文成也许是作家对理想的乡村知识者的一种期待，在他身上体现出铁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一种对乡村智慧而温暖的精神的守护。甚至是一些有着缺点的人物，如经常说瞎话的瞎话叔、在每天黄昏里去找元庆媳妇的走动儿，也在战争来临时表现出一份刚勇。西贝家的二片平时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残疾人，专做些偷看女人的下流之事，最后还绑了炸药要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这些都是乡村里的普通人，是“笨花”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们和自己的乡土一样平凡而普通，他们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历史的根基。
铁凝一直是一个善于透视女性内心的作家，也是一个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写到乡土女性的作家，从《哦，香雪》、《麦秸垛》、《棉花垛》到《孕妇和牛》、《秀色》，她始终以温暖和体恤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物、关注着她们的心灵，她们的清纯、美丽、善良和幻灭、挣扎。《笨花》延续了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并为女性书写中提供了新的特质。同艾的纯朴、善良、沉静和隐忍，她在突然得知丈夫在外已另娶时表现出的内心的波涛汹涌和表面的克制，她对二夫人顺容的宽容、对取灯视如己出，那份温婉和从容是属于乡土的。儿媳妇秀芝从鸡蛋换葱的一个细节就可看到她的内敛和善良。从城里长大的取灯来到笨花老家时，很快能和这家人融为一体，是因为她们身上都有着作家对美好人性的一种偏爱。西贝梅阁这个弱女子因着对上帝一份朴素的信仰，而把异域文化本土化和民间化了，提供了一份在北中国的乡土世界里少有的生活经验。但铁凝女性书写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写出了这些根植于乡土大地的女性的美和善，更重要的是在《笨花》中也体现出她对女性命运的历史的透视。“拾花”“钻窝棚”的民俗似乎是一种女性的生命寓言，她们唯有用身体向男人献祭、向历史献祭。女性是用身体在书写她们无字的历史，乡村的历史仍然是男人们的历史。元庆媳妇至死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墓砖上的标记是一个“0”，女性无字的碑就如同女性被压抑的无字的历史，她们是在历史中沉默的一群，她们内心的悲凉被男性和历史压抑于无声的状态。甚至是出卖了取灯的小袄子在临死前还在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西贝时令，而西贝时令当时处决了小袄子却多是因为小袄子说他配不上取灯伤害了他男性的尊严。始终是“被看”的命运和以身体来打开生存通道最后也把她送上了死亡之途。
一部乡土史也是一部男人和女人的历史，而这种关系可以超越乡村叙事而具有了性别和历史的深度。在《笨花》中，男人和女人们的快乐、幸福、痛苦和灾难虽然和历史有关，但却不是历史的冷酷和无理性对个体命运的伤害，而是乡土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中那种超稳定的日常伦理塑造了他们，铁凝在书写他们时是怀了一份爱、理解和温暖的。这样一种乡土人性不仅提示了乡村世界里具有本土化的生命底色，同时也指向了更为广阔的性别修辞，这也许是作为知识者的铁凝在书写日常男女时的另一种深意。说到底，这仍然是知识分子视野里的乡村男女，在对生活本色还原的同时，仍有着超越性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
《笨花》写的是乡土、写的是历史，但铁凝的写作既不是传统理性叙事的历史，也不是新历史写作对大历史的解构，她是乡村的、本土的、日常的，但同时也是民族的、历史的。这种回到历史最本源的叙事，既拒绝了把历史本质化的冲动，也拒绝把生活碎片化的呈现，而是以一个知识者的平视的眼光看待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叙事中回到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建构了一种新的进入乡村历史和乡土生存的话语方式。在这里，乡土风情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叙事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乡土日常美学的确立，在展示了乡土文化的自在、沉静的同时，通向了对人和历史的深度关怀，开启了另一种乡土美学想象。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乡村想象与本土经验
乡村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一直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并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在现代的启蒙视野下，乡村是沉滞、愚昧的存在，现代文学的乡土写作，如鲁迅、鲁彦、许钦文等五四作家的写作，几乎都是以悲悯和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乡土大地。乡村在现代知识谱系中，被启蒙理性裹挟进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叙事资源。对乡村的另一类书写是把乡村视为古老的田园牧歌，在现代都市文明潜在的语境下，乡村是健康人性、理想生存的典范，这在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写作中是最为典型的。建国后的当代文学，则颠覆了五四以来的乡村书写，乡村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场所，成为建构新的历史叙述的有效文化符码，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也被颠倒为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引导。而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乡村书写中，文学仍然和当时的历史进程联袂，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化叙述，如陈奂生系列对农民生活变迁的描写，莫言、张炜等乡村写作的文化寻根意味。总之，在20世纪文学中，乡村书写的文学变迁和文化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乡土经验？什么是贴近大地的文学想象？本源意义上的乡土书写和历史混沌状态中的民间史在哪里？《笨花》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这样的乡村经验不仅直指意识形态写作的虚妄，而且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本土性写作在建构民族性的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
“笨花”是实指也是隐喻，在小说的题记中，作者写到：“苯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看来，这一部《笨花》是产自本土的“笨花”，它不是面对异域的写作，而是书写的本土的乡村经验、提供的是本土想象。“笨花”是北中国乡土生活的意象，它带着棉花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它是老中国农耕文化的精神意象，提示着那块大地上朴素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笨花”可以被看作是老中国乡土生存的寓言，它涵盖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乡土中国与民间大地的血缘联系。再看这个坐落在冀中平原上的小村庄“笨花”村，无疑也成了北中国乡土村野的一个缩影。这里遵循的是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耕读立家、勤俭持家的儒家文化传统，乡村社会朴素的生存逻辑，就象“笨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黄昏。这样的黄昏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在向家点灯时结束，中间有西贝家媳妇的叫骂声、鸡蛋换葱、卖黄鱼的、打灯油的叫卖声。在乡土生存中，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停滞的，这样的时间修辞和日常生活美学联系在一起，乡土生存行进在历史之中又似乎在历史之外，乡土的美学想象最后回到的是日常生活自身。
如果说乡土中国是携带着它久远的文化传统与日常美学行进在大历史中，那么，它又表现出怎样本土性的乡村文化经验？在现代以来的乡村想象中，乡村或是充盈、生机、梦想、温情的，或是匮乏、退化、阴郁、沉滞的，而《笨花》提供的乡村经验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建构的意象，而是更多地回到了乡土生活的直接性，建构了乡土世界的日常生活美学，描绘了一幅非政治化的乡村地图。这里呈现的是乡村日常生活的自在、沉静、和谐，经验和体验都单纯而质朴，日常生活美学折射出的是前现代的本土生存镜像，民俗、民情包括地域性的叙述语言都实现了乡村民间的自足性还原，展示了日常生活美学自我生成的合理性。在“笨花”村，没有大历史下权力的争夺，复杂的乡村关系，一切都像流水一样从文本中静静流出，笨花的黄昏、收获季节的棉花地、过年的庙会、市井的俚俗、以及由“笨花”联系起来的城里的市井生活，共同完善着这部混沌的民间史，完成了民间叙事对大历史的吸纳、融合和消解。“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治往大花瓣儿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西贝牛从不追究小治的行为，也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的真伪。”“谁也不知道奔儿楼家的事是怎样发生、发展、运作的，懂得自重的笨花人，谁也不去了解和打探，他们只在等待新的黄昏的到来。”这是笨花人自在的生存状态，在常态的生活里守护着一份朴素的乡村伦理。而《笨花》的日常美学还体现在对许多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的描写，如吃饸饹、拾花、钻窝棚、塞枕头花样、投芝麻、喝号等，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这种独属于冀中平原的民俗、民情，构建了明显的地域文学色彩。同时，地域民情民俗的书写，也使小说在乡土经验的书写中自然具有了民族性，并为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当然，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叠加并不等于文学性，但《笨花》把这种本土经验和想象有效地弥合进了日常生活的美学建构，日常生活不仅是叙事的元素，重要的是成为小说内在的结构力量，拓展了乡土小说写作的美学经验。
那么，在《笨花》中，这种乡村的日常美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中，虽然乡村想象和日常叙事长期为文学提供叙事资源，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丧失了现代知识系统所提供的普遍叙事模式的支持之后，作家如何表述乡土、如何构建乡土叙事中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新的问题。铁凝在《笨花》中，采取了远离知识分子启蒙叙事的姿态，以一个乡村生活的平视者进入乡土叙事，她以温情和体恤的目光注视着她笔下的乡野大地、人生浮沉，勾勒的是一幅凡人凡事和日常生活图景。因此，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美学的确立，是和作者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视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和民间本来就不可分割，但写作者面对乡村的时候并不见得持有根植于乡野大地的民间立场，本土性和民族性的本色还原，依赖于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在《笨花》中，作家选择的乡村叙事的时间长度、空间还原和民间视野，共同构建了文学中的乡村经验与日常美学。
二、家族的沉浮与在场的历史
《笨花》的叙事长度涵盖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近五十年的历史，以向氏家族中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来结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著作，从乡村家族叙事走向宏大的国家叙事。但铁凝的独特性却在于，在《笨花》中，历史是在场的，甚至向氏家族的几代人都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历史又是潜在的，个体参与了历史却没有被历史理性淹没，日常叙事反而突破了大历史成为小说的灵魂所在。铁凝不是站在大时代的高处俯览日常生活和乡土民间，而是以从日常生活中罗织出来的文化经验进入历史。在时间流逝中层积起来的、非历史的乡村经验与乡村独立的生存逻辑、文化形态，穿越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在场的历史反而退居幕后。
在现代以来的家族叙事中，家庭往往成为自由的桎梏，是青年人走向光明未来的障碍，因此，在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中，个人只有通过叛离封建家庭才能获得历史救赎，个体从小家出走走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家”，完成大历史所赋予的个人使命，巴金的《家》便是一个文学史的典型。就是在1980年代有关乡村家族的叙事，也往往蕴含着作家的启蒙梦想和文化幽思，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蕴含的激扬的生命活力和自在自为的生存方式，张炜的《古船》借洼狸镇上隋氏家族的命运变迁透视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诗意拯救，《家族》中对向善和向恶的家族的鲜明对比所揭示的人文理想。进入1990年代，在现代知识和价值体系失去其阐释的有效性后，家族叙事呈现出民间立场以及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叛和解构，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经李氏家族的命运变迁质疑了历史的无理性，个人的选择和历史的错位构成了在大历史下个体存在的悲剧和荒诞，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借家族追溯对所谓真实历史的解构。那么，我们看铁凝的《笨花》提供了怎样的家族叙事和历史经验？向家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主流，向喜在清末民初入伍，是以一个农民质朴的愿望想更有出息，但在几十年的行伍生涯中，他仍然以根植于乡土大地的仁义和纯朴应对世事变换。小说有许多历史事实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存在，如被王士珍选中入伍、与孙传芳的友谊、袁世凯当政以后的军阀混战，但铁凝没有让大历史成为叙事的主要元素，而是以日常生活消解了大历史的严酷和冷漠。如向喜在驻守保定期间，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老保定的民俗和小吃、家庭生活，向喜和孙传芳一起去喝茶、吃火烧，妻子同艾做的馄饨，都是普通市民的生活而没有历史的剑拔弩张。在驻守汉口时，也穿插了妻子同艾、二夫人向荣、三夫人施玉蝉的故事，尤其是妻子同艾的那种温情、得体和克制使叙事在隐约的悲伤中多了日常的温情。到后来，儿子向文成、女儿取灯、孙子有备为抗日做事，也很少从正面描述他们的激情、从大叙事赋予他们以价值和意义，而多铺写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和小事，抗日贯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以乡村的日常伦理和自然的质朴人心参与着历史的进程。家族的每个个体都似乎是行进在历史之中又游离在历史之外，日常生存逻辑和在场的历史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乡村质朴的日常伦理和大历史内在的契合。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北中国的历史烟云，都融合在乡土的日常生活中。家族、乡村、民间，不仅拓展了叙事的空间，而且通过对宏大叙事和国家叙事所忽略的日常性因素的挖掘，回答了这样朴素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是民间的千千万万的默默生活着、并为了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惜献出生命的乡土大地的人民，承载着历史的苦难，并在日常生活中化解了这种苦难。
把民间和日常视野下的家族和历史叙事放置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并且以“凡人凡事”的日常美学弥合在场的历史，显示了作家铁凝不凡的叙事能力和结构故事的能力。冀中平原的乡土语言和与日常生活同构的缓慢的叙事节奏，也以特有的逻辑参与了对历史的重构。是乡村的日常生活把家族叙事和国家叙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向家、西贝家的家长里短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联系着冀中平原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向家人的活动又从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了中国的大历史。向贵的军旅生涯贯穿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儿子文麒和文麟、孙子武备走向了大西北的中国革命，女儿取灯牺牲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最小的孙子有备也参加了抗日医院的救护队。而西贝梅阁信仰的兆州城里的基督教又联系了三四十年代洋教对中国农村的渗透，向桂在县城的商行也和日货有纠葛。总之，在《笨花》中，从民间的乡土大地生长出来的触角和根须又不断地伸向了乡村以外的中国大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子民们在每一份日常的追求里走向了繁复的中国历史。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历史的背景和道具，乡土中国的琐碎的生活欲望和朴素的生活原状因此而具有了生成历史的作用，经由乡土生活的小叙事到达了历史的现场，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具有了历史感，而是在场的历史使日常生活具有了编码意义。《笨花》在搁置家族叙事和历史叙事的深度和总体性的同时，展示了乡土生活自我生成的合理性和内在的丰盈。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崛起于文坛的新写实小说确立了在启蒙叙事解体后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的话，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语境中，历史总体性和合目的的历史理性遭受了现实的质疑，作家无力整合纷繁的日常生活，赋予其意义和价值。那么，今天，铁凝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中乡村生活日常美学的确立，却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当然，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虚构和想象，问题在于这样的想象提供了怎样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的通道。也许，铁凝在《笨花》已打开了这样一个通道，经由这个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狭窄的通道可以达到广阔的乡土生存世界，提供另一种观照历史的叙事经验。这种叙事没有既定的意识形态先导，也不是以革命话语来规范对一个时代的美学想象，而是坚定地回到了乡土生活的原景，回到了直接的乡村经验，是乡土生活的日常美学在不断弥合历史的创伤，质疑、穿透了现代叙事下的乡土神话，提示了另一种乡土叙事的可能性。
三、乡土叙事中的性别修辞
乡土的人性修辞在文学中往往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置于启蒙视野下，是愚昧、落后、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种是审美视野下，乡村人性是纯净、质朴、善良的，可以为现代都市文明下的晦暗人性疗伤。那么，在《笨花》中，作者是如何来描写乡野大地的人性的？它为铁凝个人的创作、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怎样新的人性修辞？可以看到，《笨花》中的人性修辞仍然是基于乡村、本土和日常审美视野下的自然呈现，是在日常的小事和凡俗生活里透出的人性的温暖和善良，这种人性根植于北中国的乡土大地，是一份日常生活里的矜持、克制的善和仁义，他们不完美、但却都有一份小至于对自我大至于对历史的承担。这种凡人小事里的纯朴和善良，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另一类乡土群像。
铁凝以往小说里大多数男性形象或者是缺席或者是暗淡的（《大浴女》里的陈在应该是个例外），如《玫瑰门》、《无雨之城》，但在《笨花》中却塑造了很多有光彩的男性形象。向桂一生戎马倥偬但却恪守作为一个乡土人的本分和低调，不仅在显赫时不张扬、不炫耀，而且在解甲归田后仍然有一份从容和淡泊。这是从乡土走出的老一代人质朴的生存理念，那就是踏踏实实做人、识大体、顾大局，在最后面对日本人时也表现出一个旧军人的刚勇和豪气。向文成是个根植于乡土的知识者的形象，在这个乡村知识分子身上体现了纯朴、智慧、善良，他几乎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并对村里的人事予以人性化的理解和帮助。当西北牛因为孙女西贝梅阁要受洗而大发雷霆时，是他组织全家到教堂演出“摩西出埃及”对这个笃信上帝的女孩表示支持。当村里人都因为元庆媳妇是活犄角的后代而歧视她时，向文成为她的身份作解释并为她看病。向文成也许是作家对理想的乡村知识者的一种期待，在他身上体现出铁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一种对乡村智慧而温暖的精神的守护。甚至是一些有着缺点的人物，如经常说瞎话的瞎话叔、在每天黄昏里去找元庆媳妇的走动儿，也在战争来临时表现出一份刚勇。西贝家的二片平时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残疾人，专做些偷看女人的下流之事，最后还绑了炸药要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这些都是乡村里的普通人，是“笨花”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们和自己的乡土一样平凡而普通，他们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历史的根基。
铁凝一直是一个善于透视女性内心的作家，也是一个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写到乡土女性的作家，从《哦，香雪》、《麦秸垛》、《棉花垛》到《孕妇和牛》、《秀色》，她始终以温暖和体恤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物、关注着她们的心灵，她们的清纯、美丽、善良和幻灭、挣扎。《笨花》延续了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并为女性书写中提供了新的特质。同艾的纯朴、善良、沉静和隐忍，她在突然得知丈夫在外已另娶时表现出的内心的波涛汹涌和表面的克制，她对二夫人顺容的宽容、对取灯视如己出，那份温婉和从容是属于乡土的。儿媳妇秀芝从鸡蛋换葱的一个细节就可看到她的内敛和善良。从城里长大的取灯来到笨花老家时，很快能和这家人融为一体，是因为她们身上都有着作家对美好人性的一种偏爱。西贝梅阁这个弱女子因着对上帝一份朴素的信仰，而把异域文化本土化和民间化了，提供了一份在北中国的乡土世界里少有的生活经验。但铁凝女性书写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写出了这些根植于乡土大地的女性的美和善，更重要的是在《笨花》中也体现出她对女性命运的历史的透视。“拾花”“钻窝棚”的民俗似乎是一种女性的生命寓言，她们唯有用身体向男人献祭、向历史献祭。女性是用身体在书写她们无字的历史，乡村的历史仍然是男人们的历史。元庆媳妇至死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墓砖上的标记是一个“0”，女性无字的碑就如同女性被压抑的无字的历史，她们是在历史中沉默的一群，她们内心的悲凉被男性和历史压抑于无声的状态。甚至是出卖了取灯的小袄子在临死前还在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西贝时令，而西贝时令当时处决了小袄子却多是因为小袄子说他配不上取灯伤害了他男性的尊严。始终是“被看”的命运和以身体来打开生存通道最后也把她送上了死亡之途。
一部乡土史也是一部男人和女人的历史，而这种关系可以超越乡村叙事而具有了性别和历史的深度。在《笨花》中，男人和女人们的快乐、幸福、痛苦和灾难虽然和历史有关，但却不是历史的冷酷和无理性对个体命运的伤害，而是乡土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中那种超稳定的日常伦理塑造了他们，铁凝在书写他们时是怀了一份爱、理解和温暖的。这样一种乡土人性不仅提示了乡村世界里具有本土化的生命底色，同时也指向了更为广阔的性别修辞，这也许是作为知识者的铁凝在书写日常男女时的另一种深意。说到底，这仍然是知识分子视野里的乡村男女，在对生活本色还原的同时，仍有着超越性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
《笨花》写的是乡土、写的是历史，但铁凝的写作既不是传统理性叙事的历史，也不是新历史写作对大历史的解构，她是乡村的、本土的、日常的，但同时也是民族的、历史的。这种回到历史最本源的叙事，既拒绝了把历史本质化的冲动，也拒绝把生活碎片化的呈现，而是以一个知识者的平视的眼光看待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叙事中回到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建构了一种新的进入乡村历史和乡土生存的话语方式。在这里，乡土风情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叙事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乡土日常美学的确立，在展示了乡土文化的自在、沉静的同时，通向了对人和历史的深度关怀，开启了另一种乡土美学想象。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