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嘴拉里·金(Larry King)今年宣布退休。拉里·金在新闻界工作了53年，80年代中起，开始在CNN主持清谈节目，成为美国王牌名嘴，访问过自尼克松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在美国，上拉里·金的节目亮相，是测试名气的标准。
　　电视清谈节目，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西方文化着重口才辩论，因为议会的传统可上溯自古罗马的元老院。议会是西方政治的根本，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法国大革命时代，轮流上台的各派革命党领袖，丹敦、马拉、罗兰夫人、罗伯斯庇尔，都以辩才著称。
　　西方文明经法国大革命的淬洗，最明白理性辩论的精神，能拯救人类于专权横蛮的野蛮世界。不止议员，平民也能参加辩论，19世纪末，法国一名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判叛国，作家佐拉上承伏尔泰的先例，在巴黎报纸《曙光》上向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法国政府的反犹太政策，佐拉的文章4000字，还佐以街头演说，力斥种族迫害之恶，力证犹太军官之清白，滔滔不绝的气势与今天的名嘴很相似。
　　拉里·金50年代加入新闻界，当时的传媒，以报纸最大，集中在美国东岸，报社的编辑记者，习惯穿吊带裤。吊带裤是一种老派的衣饰，尤其是势力保守的行业，如律师、警察等，因而予人严谨的印象，今天的新闻记者，除了幕前的主播，绝大多数已是便装一族，但拉里·金一穿就是50年，他把一条吊带裤，穿成了美国新闻业教父的象征。
　　美国清谈节目主持人，风采显赫，其它的电视台也跟风开办，效果却不怎么样。仿造西方的硬件如LV手袋容易，把人家的软件，也剽窃过来，最难。因为“清谈”虽然兴于魏晋，只有点像知识分子的沙龙，不是对外宣政，并非中国文化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清议”，范围限于书院之“在野”，或可称为“舆论”，据说有监督时政的功用，但在极端皇权面前，毕竟压力有限，清议的结果通常悲惨，像东汉的党锢之祸，晚明的无数冤狱，连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最后也以“六君子”丧命告终。
　　美国人拉里·金的王牌节目，是名副其实的“议政”。议政要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修养，不可对执政党有私怨，不可流露一股秀才的酸味，更不必自吹自擂，以什么“500年来第一名嘴”自诩，因为英语世界的电视新闻观众也是中产知识阶级，他们也读过书，在一个富于辩论的环境长大，他们也有良足的判断力和逻辑思维，不是傻瓜。
　　孔子儒家早已定论：“巧言令色鲜矣仁”，似乎做君子一定要“讷于言”。明清时期，知识分子说错半句，或廷杖或掌捆，或腰斩监候，难免是抄家没籍的下场。
　　新闻业是现代社会一门知识的专业，而美式电视清谈节目，纯靠主持人个人魅力，在知识分子的修养之外，更要求有娱乐家(Entertainer)的本领，富有鬼才幽默感，而不尖毒，这一支风流，又可上承至英国的王尔德。因此，美国的电视清谈节目，不像法国那样着重知识，而是以富于娱乐性为第一。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娱乐业输出国，深谙娱乐之道，电视清谈，娱乐为先，启发为副，面对权力人物，有对立，而不附和，对立但又非谩骂。要言辞机锋，唇枪舌剑，有若动作片的拳脚往来，高手过招，火花四进。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但孔子一句“恶夫佞者”，把能言善道，词锋机智贬为强词夺理，刁嘴恶舌，这一逻辑最利于“乾纲独断”的皇帝。
　　中国皇帝统治草民，从来不必动口，刀斧伺候；秀才遇着兵，也凭拳头的本事，以致中国民间习以大声斗恶，少讲道理。古代中国有没有人可以做清谈节目主持人?有的，诸葛亮大概可以胜任，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尽皆打打杀杀，只比谁的力气大，枪法快，只有诸葛亮凭一张嘴，只身过江东，说服吴国上下，但真正有本事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允许他口若悬河，与朝臣激辩的吴主孙權，以及所有“愿辩服输”的吴国文臣。
　　可惜那时没有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