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挽起袖口，手腕的两块红褐色的痂就会露出来。它们出现在我手上已经有一个月了。很多人问，这些是怎么出现的？
　　“噢，是外婆家床上的虫咬的。”
　　大年初三，我们回外婆家。外婆家不大，我们四个人挤一张床。这些虫很奇怪，床上睡了四个人，只有我浑身红疹。母亲说，那些虫是在为外婆出气，怪我一年才来看望她一次。
　　我无话可说。
　　归根究底，是语言原因。
　　母亲从省里最北边嫁到了最南边，回外婆家路途遥远，只有过年时母亲才会带上我，这使我对母亲的家乡话完全不熟悉。加上外婆上了年纪，耳朵也不大灵光。我听得费力，一来二去便没了交流。
　　外婆家在山里。那是一座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子。那里烧柴火做饭，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根大烟囱，水泥砌的灶台，炒出来的菜总蒙上一层酱油般的褐色。最难忍受的是厕所。夏天走进去，有许多嗡嗡的苍蝇，让我难受至极。
　　这些牢骚我以前从未提过。成年后，我以为自己算是大人，有了能表达不满的权力。有次，我壮着胆子，蜷在被窝里，开始絮絮叨叨数落：从打鸣的公鸡，到臭烘烘的厕所，甚至鱼塘尽头的猪哼哼。
　　母亲终于出声，“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有缺胳膊少腿吗？让你一年就住上几天，跟上刑一样，不知道是谁把你养得这么矫情。”
　　她真的生气了，我不敢说话，沉默地听着。没想到母亲话锋一转，语气低缓地说，外公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见一面少一面。这番话让我愣了一下，心脏好像突然被人按下去一块儿。
　　我将“外公”转换成“母亲的父亲”后，原本隔了一代的疏远，现在却能感同身受了。母亲不止有我，还有她年迈的父亲。
　　 二
　　我的母亲在家排行老七，是最小的那一个，这使得我对外公外婆的年迈后知后觉。等我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八十多岁了。
　　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她的玉米田摘玉米。那时，我和她相谈甚少，有时候只剩对视和尴尬一笑。
　　我们进了田，她开始说话，我费力去听，可无奈对这陌生的乡音实在没有破解能力。她指向一簇玉米穗，嘴里重复着“几晃，几晃”。我愣了会儿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金黄”。
　　她见我听懂了，脸上笑出几道褶子。那种笑，不单是开心，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气，我们之间终于有了沟通。
　　这种心酸又开心的情绪，我明白得太晚了。
　　 三
　　2017年的春节，我再度回到外婆家，发现自己柔和了许多。当我看见床单上的水渍，或是院里被大雨冲得到处都是的鸡屎时，我一声不吭地跳过去，拍拍床单上的泥点，将水渍那面翻到外面。
　　睡了一觉后，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痒。到晚上，一个个红点冒出来，稍稍一碰就痒的难受。我没有当着外公外婆的面说这件事，而是将母亲喊出来，告诉她外婆的床上有虫。母亲说我做的对，外婆要是知道她铺的床将自己的孙女咬成这样，准会心疼哭的。
　　 四
　　离开外婆家的那个早晨，我在被窝里听见轻轻的推门声，接着耳边响起纸张打开又叠好的声音。我探出头去，外婆看着我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指指我枕边的两百块钱，说这是给我的压岁钱。
　　吃过午饭，我们一家人要动身回去了。整理行李时，我偷偷將那两百块塞到母亲手里，小声让她把钱给外婆还回去。
　　一切东西归置完毕，我和父亲坐在车上。过了几分钟，母亲从低矮的木门里钻出来，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外婆。
　　母亲上了车，告诉我，钱还给外婆了。我舒了口气。但接着她又说：“外婆都哭了，问你为什么不要她的钱。”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外婆哭了”，但母亲脸上没有难过，她是带着笑说的，一脸欣慰。
　　车窗外不远处，外婆站在那儿暗自抹泪。我打开车门，跑过去轻轻抱住她。外婆身材矮小，被我突然一抱吓住了。过了几秒，她反应过来，也轻轻抱住了我。
　　自我有记忆以来，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个拥抱。这个拥抱来得很晚，还好也不算太迟。
　　（沈约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