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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冤狱
我之韶华不过寒霜眷顾，
我之欢场尽是苦涩满斛，
离离荒草成我稼穑，
一世才华空怀抱负，
白日已去我却未见太阳，
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终。
……
1586年9月19日，囚于伦敦塔中的齐迪奥克·梯池伯恩（1558—1586）给妻子留下了这首绝笔，翌日，便与其他六人在伦敦西北的圣伊莱斯被剖腹后再绞刑处死。五个月后，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苏格兰女王玛丽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斩首处死的女王。
齐迪奥克短短的二十八年人生写下的文字不多，这首文学史上比较有名的挽歌算是其中之一。而真正要了他命的却是一场文字狱，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
三个月前，安东尼·巴宾顿和一个耶稣会教士柏拉德找到齐迪奥克，劝说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共同谋划解救囚禁在查特里豪（Chartley Hall）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并刺杀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帮助玛丽劫夺英国王位。在得到狱中玛丽的密信后不久，东窗事发，阴谋者纷纷逃离伦敦。齐迪奥克因腿伤羁留伦敦，在8月14日被捕，随后便被处死。
这便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巴宾顿案”（Babington Plot）。而齐迪奥克在这场政治阴谋中却不过是一个死得十分冤枉的小角色。“巴宾顿案”的真正中心实际上是玛丽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 1542—1587），苏格兰女王兼法兰西王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八顺位继承人。她的祖父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祖母是玛格丽特·都铎，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之女，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兄妹关系，也就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外戚。
亨利七世的太子亚瑟，即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夭折后，次子亨利即位为亨利八世。按照欧洲中世纪惯例，亨利八世娶了哥哥亚瑟的遗孀、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为妻，并获得了教皇的法令认可。凯瑟琳为亨利八世生下了后来的英格兰玛丽（Mary I of England），又被称为“血腥玛丽”，而凯瑟琳生下的几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渴望得到男性继承人的亨利八世看到都铎王朝即将断送在自己手里，遂不顾国内外上至教皇、下至平民的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反对，强行和凯瑟琳离了婚，另娶了新教徒安娜·博伊尔。安娜为他生下了后来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丽莎白一世。
由于亨利八世为了能得到男性子嗣，强行离婚，教皇将其革出了教会，所以，天主教传统上只承认凯瑟琳的后代为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其后的亨利和安娜等人的婚姻和后代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当亨利八世去世，他的长女，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血腥玛丽”继任为英格兰女王。五年后，玛丽病死。因为没有了男嗣，都铎王朝本该就此终结，按照欧洲王室继承惯例，没有男性子嗣的亨利八世只能将英格兰王位传于他的妹妹，也就是玛格丽特·都铎的后代。所以，苏格兰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或Mary Stuart），也就是玛格丽特的孙女顺理应该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女王及法兰西的王后（玛丽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而玛丽·斯图亚特的父系血统是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都铎王朝转而易手为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英格兰的新教徒们却拥戴了“私生女”伊丽莎白一世，也就是亨利八世和安娜的女儿继任了英格兰王位。她的“篡位”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备受指责，虽然伊丽莎白一世开创了伟大的不列颠帝国的时代，带来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和大英帝国海上霸权。但由于其出身和信仰新教的缘故，她生前却被冠以了“暴君”、“婊子”、“荡妇”、“叛教者”等等的骂名。
受到内外指责，宗教冲突严重，国土分裂，四周西班牙、法国等强邻环伺，伊丽莎白初登王位，其宝座便岌岌可危。为此，伊丽莎白所统治的时期也成为英国历史上非常血腥、充满阴谋和军事冲突的年代。通过阴谋诡计、特务恐怖、宗教迫害、外交手腕、大屠杀和严刑峻法，伊丽莎白铲除异己，敉平暴乱，内争王权，外除强胁。她自己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其中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特点：
海外的流亡之徒不得停靠我的码头，
我国的山川容不得妖言惑众之辈，让他们另觅高就，
我的锈剑沉睡之后将锋芒初试，
砍下那些妄图有变、谰言明日得幸者的头。
而1580年由议会通过的《危言法》（Seditious Words Act）甚至规定：胆敢谈论王位继承权者，迅即处死，以示惩戒。这就是英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噤声令”。与此事件相关的还有较为有名的《关联法》（Act of Association），其中宣布对任何觊觎伊丽莎白王位者予以重惩。由此，开始了一场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
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伊丽莎白的表外甥女，英格兰王位名义上的继承人，正是《危言法》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玛丽所谓的正宗血统就是对伊丽莎白一世王权的最大威胁。
1568年，玛丽在婚姻上被指谋害亲夫后另寻新欢，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又做出不当选择，最终被自己王国苏格兰的贵族所驱逐。非常不智的是，她居然选择逃到对她早就心怀疑忌的姑妈伊丽莎白的辖地英格兰来寻求庇护。5月19日，玛丽甫到英格兰即遭下狱，囚于卡莱尔。随后的十二年玛丽即被辗转囚于各地，直至在“巴宾顿案”中被斩首。
伊丽莎白之所以没有在羁押玛丽后将其立即处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中世纪惯例：君权神授，杀死受命于天的国王或者女王乃是大逆不道。更何况，她还可能被冠以弑亲的罪名。因此，伊丽莎白迟迟未下决心动手，直到《危言法》和《关联法》出台，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当时，玛丽和法国、苏格兰的特殊亲缘关系也使得玛丽成为英格兰外交上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
而当有了法律的前提条件，同时又失去了外交价值后，玛丽之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按照《危言法》和《关联法》的相关条文，只要有文字能够证明玛丽确实预谋篡位，则英国议会就可“依法办事”处决女王。此时，伊丽莎白的国务秘书法兰西斯·华生汉爵士，也是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特工，派遣双重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Gilbert Gifford）操控安东尼·巴宾顿、柏拉德、齐迪奥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在狱中的玛丽互通密信，劝说玛丽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从而能得到玛丽的手书笔迹。实际上，这些密信中途早已经送到了华生汉手中，并根据需要请笔迹专家修改伪造了其中的文字。当玛丽终于亲笔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密信后，这封信成了将玛丽送上断头台的最有力证据。而齐迪奥克、巴宾顿等人不过是这场政治“钓鱼”游戏的陪衬而已。
据说，当伊丽莎白看到齐迪奥克的绝命诗后，深受“感动”，下令此后被处死的谋逆人员一定要“彻底”绞死之后，才能再剖腹或者肢解。
二、悬疑
但是，这桩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却引起了后人的不少争论。玛丽之死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悬案。支持伊丽莎白者和同情玛丽者在这个文字案上大打笔仗，各有著述，纷纷提出证据来表达自己的鲜明倾向。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些作为玛丽罪证的密信。据说，当玛丽受审时，她矢口否认自己曾收到过巴宾顿的任何文字，或者参与任何谋逆，同时她要求华生汉能当面向她出示那些密信，但旋即遭到拒绝。玛丽认为，她的笔迹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而且巴宾顿等人也已在五个月前处死，人证物证俱失，再加上自己的王权神授的特殊身份，你们怎么能将我定罪处死？
这些由密码写成的信件后来成了问题的焦点。由于“巴宾顿案”从一开始就已经在伊丽莎白间谍网的密切监视之下，巴宾顿和狱中玛丽的所有往来书信实际上都在中途送到了华生汉手中，更重要的是其中既有吉福德这样的双面人往来通风报信，还有专职的密码专家破译密码。所以，到底是谁写了这些信？谁是书信的原作者？其真实性可以说大打折扣。在受审中，玛丽曾说过一句话：“我的敌人们为了剥夺我的权力乃至我的性命，早已是什么非法手段都用上了。”
其次，这些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即使从现代密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密码破译起来也还是颇为复杂；同时，虽然玛丽受过良好的王室教育，精通法语、拉丁文、西班牙语、希腊语等，还擅长马术、打猎和音乐，但玛丽居然能写只有密码专家才可破译的密码信，对于一个王室成员来说，这实在有些特别。莫非欧洲的君主们从小就要学习当间谍的技能？美国学者萨缪·柯文博士在其专著《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谁写了盒子里的信》中说，在伊丽莎白的那个时代，“伪造信件被看成是一项高尚的艺术。伊丽莎白的幕下有众多的高手和间谍，其伪造的书信如此完美，完全不可能和原件相分别”。所以，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现在着实难以说清。第三，从现存的所谓“玛丽密信”来看，玛丽在其中也并没有任何字句提到要刺杀伊丽莎白，只是其中反复强调渴望手下人能帮助她重获自由。而非常有趣的是，恰恰是华生汉的卧底吉福德在玛丽的信被破译后的两天，告诉其中在法国的一个密谋者应该在解救玛丽之前，找“六个人”刺杀伊丽莎白。因此，按《危言法》所指控的玛丽的“叛国罪”更多了几分“捕风捉影”的味道。第四，玛丽的不少书信都是用法语写成，因此，除了密码问题以外，还要更多一重障碍，就是将其翻译成英语。而当时的翻译既没有严格的标准，更无版权之说（当时连莎士比亚的不少戏剧名作也都是将意大利或者法语的作品翻版而来的），翻译人在其中添油加醋或者无中生有也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再加上法语和英语之间时态与措辞表述上的差异，更使得这些文字显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三、是非
但是，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国内学界通常认为，这场中世纪的“文字狱”杀掉了玛丽，打击了天主教势力，为英国两百年后成为“日不落大帝国”扫清了道路。伊丽莎白一世运用强权手腕，重新统一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早一步确立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而彼时欧洲的德意志还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四分五裂的封建小邦要再等将近三百年才会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对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发展极为有利，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反过来又壮大了英帝国的国力：也就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海军重创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从而垄断了海洋贸易，进而取代西班牙，扩张和占有了全球殖民地，掠夺了无数的贵重金属、人口、土地和贸易财富。
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中国的文字狱，英国的这场文字狱恰恰打击了封建割据权力，巩固了中央王权，使得英国率先为襁褓中的资产阶级力量准备好了摇篮。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现代西方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对玛丽却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而对伊丽莎白则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满。这种情绪既反映在了人们的语言和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同一历史事件，东西方何以会产生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呢？
对国内学界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欧洲的君主们并不能和“吾皇万岁万万岁”的中国皇帝相比，欧洲的国王王后们并非如中国的帝王般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相反，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君主的权力甚至还不如自己的下属领主，其领土既没有自己的下属广阔，不少君主若要征税还先要得到自己手下贵族的许可，有的国王连军队都没有，当需要打仗的时候，只能呼吁贵族们募集军队粮饷。从这个角度来看，玛丽之所以未能从当时自己的人民那里获得支持，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在自己的婚姻、政治、外交取向上做出个人化的选择，不肯听命于苏格兰的贵族们，因此，若考虑到当时的王权式微，再加上欧洲并没有儒家的“忠孝节义”之说，她最后的黜斥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公允一些。
若论个人魅力，据说玛丽比伊丽莎白更漂亮，所以她有更多的追求者和不少的风流韵事；在品行方面，玛丽风流浪漫，伊丽莎白显得果敢刚强。而在政治才具上，玛丽则显得单纯愚蠢，伊丽莎白则老谋深算。这或许也是西方人对玛丽的好感多于伊丽莎白的原因之一，玛丽看起来更富有人情味，更具有普通人的缺陷，伊丽莎白则被刻意地“神化”了。
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对“大一统”思想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此，即使伊丽莎白功勋卓著，即使她为了英格兰一生未婚，即使她带领英国走向了富强，但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使得十七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封建中央政府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伊丽莎白死后仅仅四十六年，昏庸的国王查理一世就被革命者砍下了高贵的头颅。
而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在民主政体下，个体命运和性格的不稳定至少不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托克维尔说道：“民主不仅使（领导）人忘记自己的出身，还不会使子孙显赫，还能使人和自己的同胞分开。民主可以使人回归自我，最终将自我拘束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丘吉尔嗜好雪茄且脾气暴躁，罗斯福幼年瘫痪，克林顿年轻时候风流成性，这些领导人个人的缺陷却都未能影响到他们所领导的国家走向强大和繁荣。而像伊丽莎白时代这样，国家命运被维系于某个个性刚强的铁腕人物身上，这使得西方人一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不仅觉得过于危险，而且还极易导致独裁和暴政。相比之下，苏格兰的玛丽则显得更具有个性，更有亲和力。
历史还是公平的。最后，伊丽莎白一生机关算尽，在位四十五年无嗣而终，王位最终还是落到了玛丽的儿子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手里，都铎王朝还是被斯图亚特家所取代了。
我之韶华不过寒霜眷顾，
我之欢场尽是苦涩满斛，
离离荒草成我稼穑，
一世才华空怀抱负，
白日已去我却未见太阳，
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终。
……
1586年9月19日，囚于伦敦塔中的齐迪奥克·梯池伯恩（1558—1586）给妻子留下了这首绝笔，翌日，便与其他六人在伦敦西北的圣伊莱斯被剖腹后再绞刑处死。五个月后，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苏格兰女王玛丽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斩首处死的女王。
齐迪奥克短短的二十八年人生写下的文字不多，这首文学史上比较有名的挽歌算是其中之一。而真正要了他命的却是一场文字狱，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
三个月前，安东尼·巴宾顿和一个耶稣会教士柏拉德找到齐迪奥克，劝说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共同谋划解救囚禁在查特里豪（Chartley Hall）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并刺杀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帮助玛丽劫夺英国王位。在得到狱中玛丽的密信后不久，东窗事发，阴谋者纷纷逃离伦敦。齐迪奥克因腿伤羁留伦敦，在8月14日被捕，随后便被处死。
这便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巴宾顿案”（Babington Plot）。而齐迪奥克在这场政治阴谋中却不过是一个死得十分冤枉的小角色。“巴宾顿案”的真正中心实际上是玛丽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 1542—1587），苏格兰女王兼法兰西王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八顺位继承人。她的祖父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祖母是玛格丽特·都铎，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之女，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兄妹关系，也就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外戚。
亨利七世的太子亚瑟，即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夭折后，次子亨利即位为亨利八世。按照欧洲中世纪惯例，亨利八世娶了哥哥亚瑟的遗孀、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为妻，并获得了教皇的法令认可。凯瑟琳为亨利八世生下了后来的英格兰玛丽（Mary I of England），又被称为“血腥玛丽”，而凯瑟琳生下的几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渴望得到男性继承人的亨利八世看到都铎王朝即将断送在自己手里，遂不顾国内外上至教皇、下至平民的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反对，强行和凯瑟琳离了婚，另娶了新教徒安娜·博伊尔。安娜为他生下了后来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丽莎白一世。
由于亨利八世为了能得到男性子嗣，强行离婚，教皇将其革出了教会，所以，天主教传统上只承认凯瑟琳的后代为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其后的亨利和安娜等人的婚姻和后代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当亨利八世去世，他的长女，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血腥玛丽”继任为英格兰女王。五年后，玛丽病死。因为没有了男嗣，都铎王朝本该就此终结，按照欧洲王室继承惯例，没有男性子嗣的亨利八世只能将英格兰王位传于他的妹妹，也就是玛格丽特·都铎的后代。所以，苏格兰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或Mary Stuart），也就是玛格丽特的孙女顺理应该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女王及法兰西的王后（玛丽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而玛丽·斯图亚特的父系血统是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都铎王朝转而易手为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英格兰的新教徒们却拥戴了“私生女”伊丽莎白一世，也就是亨利八世和安娜的女儿继任了英格兰王位。她的“篡位”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备受指责，虽然伊丽莎白一世开创了伟大的不列颠帝国的时代，带来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和大英帝国海上霸权。但由于其出身和信仰新教的缘故，她生前却被冠以了“暴君”、“婊子”、“荡妇”、“叛教者”等等的骂名。
受到内外指责，宗教冲突严重，国土分裂，四周西班牙、法国等强邻环伺，伊丽莎白初登王位，其宝座便岌岌可危。为此，伊丽莎白所统治的时期也成为英国历史上非常血腥、充满阴谋和军事冲突的年代。通过阴谋诡计、特务恐怖、宗教迫害、外交手腕、大屠杀和严刑峻法，伊丽莎白铲除异己，敉平暴乱，内争王权，外除强胁。她自己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其中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特点：
海外的流亡之徒不得停靠我的码头，
我国的山川容不得妖言惑众之辈，让他们另觅高就，
我的锈剑沉睡之后将锋芒初试，
砍下那些妄图有变、谰言明日得幸者的头。
而1580年由议会通过的《危言法》（Seditious Words Act）甚至规定：胆敢谈论王位继承权者，迅即处死，以示惩戒。这就是英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噤声令”。与此事件相关的还有较为有名的《关联法》（Act of Association），其中宣布对任何觊觎伊丽莎白王位者予以重惩。由此，开始了一场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
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伊丽莎白的表外甥女，英格兰王位名义上的继承人，正是《危言法》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玛丽所谓的正宗血统就是对伊丽莎白一世王权的最大威胁。
1568年，玛丽在婚姻上被指谋害亲夫后另寻新欢，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又做出不当选择，最终被自己王国苏格兰的贵族所驱逐。非常不智的是，她居然选择逃到对她早就心怀疑忌的姑妈伊丽莎白的辖地英格兰来寻求庇护。5月19日，玛丽甫到英格兰即遭下狱，囚于卡莱尔。随后的十二年玛丽即被辗转囚于各地，直至在“巴宾顿案”中被斩首。
伊丽莎白之所以没有在羁押玛丽后将其立即处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中世纪惯例：君权神授，杀死受命于天的国王或者女王乃是大逆不道。更何况，她还可能被冠以弑亲的罪名。因此，伊丽莎白迟迟未下决心动手，直到《危言法》和《关联法》出台，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当时，玛丽和法国、苏格兰的特殊亲缘关系也使得玛丽成为英格兰外交上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
而当有了法律的前提条件，同时又失去了外交价值后，玛丽之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按照《危言法》和《关联法》的相关条文，只要有文字能够证明玛丽确实预谋篡位，则英国议会就可“依法办事”处决女王。此时，伊丽莎白的国务秘书法兰西斯·华生汉爵士，也是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特工，派遣双重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Gilbert Gifford）操控安东尼·巴宾顿、柏拉德、齐迪奥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在狱中的玛丽互通密信，劝说玛丽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从而能得到玛丽的手书笔迹。实际上，这些密信中途早已经送到了华生汉手中，并根据需要请笔迹专家修改伪造了其中的文字。当玛丽终于亲笔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密信后，这封信成了将玛丽送上断头台的最有力证据。而齐迪奥克、巴宾顿等人不过是这场政治“钓鱼”游戏的陪衬而已。
据说，当伊丽莎白看到齐迪奥克的绝命诗后，深受“感动”，下令此后被处死的谋逆人员一定要“彻底”绞死之后，才能再剖腹或者肢解。
二、悬疑
但是，这桩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却引起了后人的不少争论。玛丽之死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悬案。支持伊丽莎白者和同情玛丽者在这个文字案上大打笔仗，各有著述，纷纷提出证据来表达自己的鲜明倾向。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些作为玛丽罪证的密信。据说，当玛丽受审时，她矢口否认自己曾收到过巴宾顿的任何文字，或者参与任何谋逆，同时她要求华生汉能当面向她出示那些密信，但旋即遭到拒绝。玛丽认为，她的笔迹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而且巴宾顿等人也已在五个月前处死，人证物证俱失，再加上自己的王权神授的特殊身份，你们怎么能将我定罪处死？
这些由密码写成的信件后来成了问题的焦点。由于“巴宾顿案”从一开始就已经在伊丽莎白间谍网的密切监视之下，巴宾顿和狱中玛丽的所有往来书信实际上都在中途送到了华生汉手中，更重要的是其中既有吉福德这样的双面人往来通风报信，还有专职的密码专家破译密码。所以，到底是谁写了这些信？谁是书信的原作者？其真实性可以说大打折扣。在受审中，玛丽曾说过一句话：“我的敌人们为了剥夺我的权力乃至我的性命，早已是什么非法手段都用上了。”
其次，这些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即使从现代密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密码破译起来也还是颇为复杂；同时，虽然玛丽受过良好的王室教育，精通法语、拉丁文、西班牙语、希腊语等，还擅长马术、打猎和音乐，但玛丽居然能写只有密码专家才可破译的密码信，对于一个王室成员来说，这实在有些特别。莫非欧洲的君主们从小就要学习当间谍的技能？美国学者萨缪·柯文博士在其专著《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谁写了盒子里的信》中说，在伊丽莎白的那个时代，“伪造信件被看成是一项高尚的艺术。伊丽莎白的幕下有众多的高手和间谍，其伪造的书信如此完美，完全不可能和原件相分别”。所以，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现在着实难以说清。第三，从现存的所谓“玛丽密信”来看，玛丽在其中也并没有任何字句提到要刺杀伊丽莎白，只是其中反复强调渴望手下人能帮助她重获自由。而非常有趣的是，恰恰是华生汉的卧底吉福德在玛丽的信被破译后的两天，告诉其中在法国的一个密谋者应该在解救玛丽之前，找“六个人”刺杀伊丽莎白。因此，按《危言法》所指控的玛丽的“叛国罪”更多了几分“捕风捉影”的味道。第四，玛丽的不少书信都是用法语写成，因此，除了密码问题以外，还要更多一重障碍，就是将其翻译成英语。而当时的翻译既没有严格的标准，更无版权之说（当时连莎士比亚的不少戏剧名作也都是将意大利或者法语的作品翻版而来的），翻译人在其中添油加醋或者无中生有也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再加上法语和英语之间时态与措辞表述上的差异，更使得这些文字显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三、是非
但是，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国内学界通常认为，这场中世纪的“文字狱”杀掉了玛丽，打击了天主教势力，为英国两百年后成为“日不落大帝国”扫清了道路。伊丽莎白一世运用强权手腕，重新统一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早一步确立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而彼时欧洲的德意志还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四分五裂的封建小邦要再等将近三百年才会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对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发展极为有利，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反过来又壮大了英帝国的国力：也就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海军重创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从而垄断了海洋贸易，进而取代西班牙，扩张和占有了全球殖民地，掠夺了无数的贵重金属、人口、土地和贸易财富。
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中国的文字狱，英国的这场文字狱恰恰打击了封建割据权力，巩固了中央王权，使得英国率先为襁褓中的资产阶级力量准备好了摇篮。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现代西方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对玛丽却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而对伊丽莎白则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满。这种情绪既反映在了人们的语言和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同一历史事件，东西方何以会产生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呢？
对国内学界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欧洲的君主们并不能和“吾皇万岁万万岁”的中国皇帝相比，欧洲的国王王后们并非如中国的帝王般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相反，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君主的权力甚至还不如自己的下属领主，其领土既没有自己的下属广阔，不少君主若要征税还先要得到自己手下贵族的许可，有的国王连军队都没有，当需要打仗的时候，只能呼吁贵族们募集军队粮饷。从这个角度来看，玛丽之所以未能从当时自己的人民那里获得支持，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在自己的婚姻、政治、外交取向上做出个人化的选择，不肯听命于苏格兰的贵族们，因此，若考虑到当时的王权式微，再加上欧洲并没有儒家的“忠孝节义”之说，她最后的黜斥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公允一些。
若论个人魅力，据说玛丽比伊丽莎白更漂亮，所以她有更多的追求者和不少的风流韵事；在品行方面，玛丽风流浪漫，伊丽莎白显得果敢刚强。而在政治才具上，玛丽则显得单纯愚蠢，伊丽莎白则老谋深算。这或许也是西方人对玛丽的好感多于伊丽莎白的原因之一，玛丽看起来更富有人情味，更具有普通人的缺陷，伊丽莎白则被刻意地“神化”了。
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对“大一统”思想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此，即使伊丽莎白功勋卓著，即使她为了英格兰一生未婚，即使她带领英国走向了富强，但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使得十七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封建中央政府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伊丽莎白死后仅仅四十六年，昏庸的国王查理一世就被革命者砍下了高贵的头颅。
而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在民主政体下，个体命运和性格的不稳定至少不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托克维尔说道：“民主不仅使（领导）人忘记自己的出身，还不会使子孙显赫，还能使人和自己的同胞分开。民主可以使人回归自我，最终将自我拘束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丘吉尔嗜好雪茄且脾气暴躁，罗斯福幼年瘫痪，克林顿年轻时候风流成性，这些领导人个人的缺陷却都未能影响到他们所领导的国家走向强大和繁荣。而像伊丽莎白时代这样，国家命运被维系于某个个性刚强的铁腕人物身上，这使得西方人一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不仅觉得过于危险，而且还极易导致独裁和暴政。相比之下，苏格兰的玛丽则显得更具有个性，更有亲和力。
历史还是公平的。最后，伊丽莎白一生机关算尽，在位四十五年无嗣而终，王位最终还是落到了玛丽的儿子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手里，都铎王朝还是被斯图亚特家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