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啄木鸟》《文艺报》《工人日报》等全国数百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200余万字。作品荣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七届河南省五四文艺奖金奖、《飞天》小说奖、《人民文学》征文奖等各类文学奖项50余次。数篇小说被译介至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等10部。
　　 20世纪70年代，由于物质的匮乏，唯一能给我精神慰藉的，就是看电影。而电影，彩色的较少，大多是黑白片。那时，公社成立电影队，电影是轮流放映，每个大队轮流一次，今晚这个队，明晚那个队。适逢轮到哪个村子放电影时，这个村子的人比过年还要高兴。有大方、会来事的人家，还会派孩子把远方的亲戚接过来，吃了夜饭大家一块儿看电影。整个白天，最沉不住气的要数孩子们了，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放牛的孩子根本不管牛是否吃饱，当太阳还老高时，就早早地把牛牵回家拴在树上，迫不及待地搬上自家的椅凳，提前到银幕前占据有利位置。
　　 印象中，翻来覆去放映最多的有《渡江侦察记》《地雷战》《地道战》《上甘岭》《小兵张嘎》《沙家浜》《天仙配》等，每晚放映两个片子。一两部片子，今天在这个队放映的是它，明天到那个队放映的还是它。直到所有的大队都轮流放完了，公社电影队才派人到县电影公司再取新的片子。就这，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仍然不减，无论电影轮到哪个队了，即使跑个三里五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也会有人继续赶过去，把看过的电影再“温习”一遍。
　　 童年的我，对看电影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按照时下的说法，属于铁杆“追影人”，类似于当今的年轻人“追星”。童年的几次看电影经历，由于太过刻骨铭心，成为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记得有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听说附近的青年队正在放电影，没有胶靴的我，不顾道路的泥泞，硬是穿着布单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去了。一场电影还没有看下来，我的双脚早已被冻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另一次是电影散场后，因为没有跟紧村里人，还沉浸在其中的我被一群乱起哄的人群给冲散了。我仓皇中一路追赶，结果越往前跑，路上的人越加稀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忙又掉转头，一路狂奔，一路呼喊，终于追上了同村人。
　　 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影不再下乡了，改在公社大礼堂放映，但收费，票价也不贵，大概是一毛或两毛钱左右（具体票价记不清了）。而此时的电影技术也有了进步，以彩色居多，黑白电影已鲜见了。那时，我兄弟姊妹众多，家庭条件仍是村里最差的。为了蹭电影，我时常跟在同村的几个年轻人身后，趁检票的人不注意，一闪身溜进了电影院。
　　 有一回，我跟着看电影的队伍刚出村子没多久，就被哥哥发现了，坚持要撵我回家。有人劝哥哥说：“让他跟着吧！我们几个大人可以带进一个小孩子，能免票。”见我仍僵持在那里没有返回的意思，哥哥怫然作色地威胁道：“你要去，我就不去了！”哥哥说罢，梗着头就要往回走。我知道哥哥生气了，他瞪着牛蛋一样大的眼睛，逼视过来的两道目光有些吓人，像是要吃人的样子。我的身子下意识地瑟瑟发抖起来，赶紧顿住了往前挪动的步伐。眼巴巴地瞅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感觉自己犹如一条被遗弃的狗，那么的孤独无助。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看电影既不让哥哥背着，又不让他掏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带着情同手足的兄弟呢？
　　 每当哥哥与同村的年轻人再去看电影时，我就不远不近地尾随着，始终与他们保持着适当距离。有一次行至中途，轻手轻脚的我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恼怒的哥哥再一次呵斥我回去。我倔強地立在那里，久久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哥哥在长路的尽头消失了，木然的我才发疯般一路向前追撵而去。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一个8岁的少年独自一人奔走在窄窄的田塍上，跌跌撞撞中，不时惊起路边的青蛙扑通一声跃入稻田里，让人毛骨悚然，头皮发炸，全身激起鸡皮疙瘩。四野阒寂，我感觉黑暗宛若一堵厚重的危墙扑面而来，随时都有可能将我掩埋……
　　 为了看电影，我与一个叫永生的小伙伴曾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公社电影院的大墙有两米多高，某一天，当永生发现有个地方便于翻越时，便煽动我与他一块儿逃票——这样也好，免得我今后再去看哥哥的脸色了——当我双脚落地立足未稳时，就被公社电影队的小万发现了，当场被抓个现行;而刚攀上墙头的永生，见势不妙，又纵身一跃跳回了原地。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在惊慌失措中，永生的五根手指被墙头上锋利的玻璃碴子划得见了骨头，鲜血淋漓;而我则被小万像抓小鸡一样提溜到二楼的放映室，扑通一声扔在地板上，勒令我在那儿足足跪了一个多小时。
　　 关于这场经历，我在此前发表的散文《想起儿时看电影》里有过详细描述。那个年代，一个少年为了追求精神生活而经受人格的屈辱，这份影响是深远的，乃至伴随少年一生。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可供人们体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我依然保持每月要到电影院观影的习惯，这也是我对童年生活的一种特殊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