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告诫子夏说：“女（你）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但他未具体说明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想必聪明如子夏，听了老师的话，心中定然有数。倒是荀子对此做了解释，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子夏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故作谦虚的“贱儒”，是“小人儒”的一类。
　　太史公在为孔门弟子作传时，写子夏写得很高明，可“成一家之言”。他肯定了子夏的文学才能，但笔锋主要转向道德一面，认为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并不能代表其人品。他引用了孔子的话，其中就有这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太史公用的是春秋笔法，看似没有做出自己的评价，实际上肯定了品德才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的观点。他借孔子的话，告诫读书人、为官者，处世要问心无愧，做人要坦坦荡荡，做官要清清白白，要为“君子儒”，莫为沽名钓誉、贪图功名富贵的“小人儒”。
　　整部《史记》，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记录了形形色色的“小人儒”以警世人，公孙弘就是一例。公孙弘，西汉时菑川人，自幼家境贫寒，靠放猪养家糊口。到了四十多岁，他才恍然有所悟，这辈子不能就跟猪打交道了吧？于是，立志读书，专治《春秋》。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之天资聪颖，公孙弘逐渐学有所成，成为远近闻名的《春秋》学家。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詔举贤良方正之士，菑川国便推举了公孙弘。他以耳顺之年西入函谷关，应征为博士。一大把年纪的公孙弘，自然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他口若悬河，却不合武帝意思，被认为是庸才。公孙弘只好告病还家。
　　十年后，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公孙弘又背负众望入京。鉴于之前的教训，公孙弘这次“学乖”了，以揣摩上意为能事，皇帝的脸色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一跃成为皇帝的高级顾问。他在长安城遇到了大儒辕固，同样应征为博士的辕固此时已九十高龄，对人对事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辕固从公孙弘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了他的灵魂，并告诫他：“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显然，正学以言便是“君子儒”所为，曲学阿世则是“小人儒”所为。
　　公孙弘却从辕固的话里有了另一番“醒悟”。有人在皇帝面前指责他做了大官，每顿却只吃一个荤菜，睡觉只盖一床旧棉被，是极阴险的沽名钓誉行为。他说自己确实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个弹劾他的人很忠诚，要不然皇帝您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一顿花言巧语说得龙颜大悦，事后却对那人设局构陷，欲除之而后快。朝堂议事，公孙弘尽讲些模棱两可的话，而每次进谏，都事先约好几位大臣一起，先让别人发表意见，自己立在一旁察言观色，以决定哪些话当讲，哪些不当讲，然后迎合拍马，顺水推舟，得武帝欢心。如此，公孙弘一路平步青云，七年时间，连升三级，位列三公之首。本来，只有侯爵才能担任丞相一职，公孙弘一介布衣，却位极人臣，然后封侯，开创了汉代拜相封侯的先例。为了稳固权位，公孙弘阴险圆滑的一面暴露无遗，先是落井下石杀死主父偃，后又想借刀杀人除掉董仲舒。表面看，他与人为善，一派正人君子之风，私下却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汉武帝后期，皇帝好大喜功，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这与官场生态的恶化不无关系。“小人儒”尤其污染政治生态，很容易形成官场酱缸文化。像丞相公孙弘，一个出身贫寒的饱学之士，才干优长，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名谔谔“君子儒”，却为了功名富贵，非要蝇营狗苟，趋炎附势，道貌岸然中透出虚伪和奴性，堕落为诺诺“小人儒”，耐人寻味。然而，史册昭昭，“小人儒”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更骗不过后世。因此，劝君要为“君子儒”，莫为“小人儒”！
　　瓦吉吉荐自《中老年时报》2017年6月11日 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