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作品《新结婚时代》中人物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和主导的社会,女性在家庭内与与男性世界平分秋色,甚至为女性中心之强势,只是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作者没有过多地从女性的主体意识上去书写女性的觉醒过程,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层拷问,从不同侧面在不知不觉中膨胀了男性的主体霸权、压制了女性的主体性。
　　关键词:新结婚时代男权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当代人从爱情走向婚姻的路上,希望在自己的婚姻里爱情永存。然而,随着婚姻生活的延长,生存欲望和压力的增加,影响婚内人和谐相处的生活细节必将纷至沓来,尤其是在男女双方文化成长环境大异的婚姻里,情感的痛苦与无奈自然超越我们的想象,譬如当前的由“凤凰男——孔雀女”所组合的家庭。
　　《新结婚时代》里以顾小西为代表的“孔雀女”形象,很好地折射出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和主导的社会,女性在家庭内与与男性世界平分秋色,甚至为女性中心之强势,只是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而这种满足感对于我们理解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无疑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提示。
　　“孔雀女”们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在父母溺爱中或者良好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一向过着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经常会撒娇发脾气,她们深受父母溺爱,从小没有受过什么苦,内心单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的穿的都是好的,不用讨好谁,不需恭维谁,不必使心眼就能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她们对于爱的理解缺乏“智慧”。
　　作者王海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指的就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理解和认同,即结了婚的女性应该保持个人的魅力,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既有“温良恭俭让”的“妻德”,又有“善弹琵琶解歌舞”使男人身心得到愉悦的“妾色”。而这些顾小西都不具备,在男权的视角里,她并不是理想的女性,所以,她凭着“孔雀女”这种女性角色本应该在婚姻这杆天平上占有较重分量的,但由于她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再加上她是一个虚荣心较强的物质主义者和自己带有“习惯性流产”的病症等,使婚姻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何建国的一方。
　　作者一再说明“夫妻就是跷跷板”,但每次夫妻的争吵,表面上总是顾小西“据理力争”,甚至以“冷战”、“回娘家”等来迫使丈夫妥协,但最后的结果总是以顾小西承认自己的“任性”和“过错”,付诸实际行动向“爱需要智慧”方向靠拢而结束。作者并不是以此来凸显女性觉醒与抗争男权话语霸权的艰难,而是以女性的妥协来引导我们对幸福婚姻的把握,再从文本的具体语境来看,也体现了作者对男权文化秩序的趋同。
　　顾小西婚前从来不知道婚姻的复杂性,体现了“孔雀女”“幼稚”、“虚荣”特征。由于顾小西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从马斯洛心理学上说,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以及一部分爱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她在择偶时,也不把男人的经济实力当作首要的考察内容。她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但看重丈夫的能力及其对家庭的责任感。在她天真而纯洁的心里,钱财如粪土。她深信,只要人有能力就可以创造金钱,就能够创造生活。这也是顾小西爱上何建国的根本原因。
　　另外,“孔雀女”们经常爱看青春偶像剧,尤其是韩剧。“女人天生是爱比较的,白衣飘飘的年代比的是谁的恋人帅”,而何建国“人长得也好,可称之为帅”,因为在其身上有韩国明星裴永俊的影子,这是顾小西喜欢他的一个直接原因。在这里,“顾小西把爱情与婚姻当作一件事,并冲破父母的阻碍,勇敢地嫁给山区里出来的穷大学生,符合了男性的心理需求——传统的‘穷书生与富家女’的浪漫蒂克故事”,因为这样“幼稚”的富家女,让男人觉得既安全又温馨,既有征服欲又有荣誉感。
　　婚后,顾小西享受着丈夫细心的呵护与照顾,在她的头脑里“婚姻自由”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必然受到来自于男权文化的批评。她崇尚个人自由,对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进行了颠覆;对“相夫教子”的功能定位进行了不自觉的反抗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她远离锅碗瓢盆酱醋茶,将厨房经常留给丈夫去展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女人或女性的‘载体’——‘厨房’,在漫长的历史建构中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女性身体感觉和伦理意识,它已成为女性人生中的重要领域,她们往往借助厨房这个狭小的空间来编织‘爱’的纽带,营造家的温馨,完成传统对自己的价值认定。”而这些都有“在席”的男性——丈夫何建国来完成。
　　自己以自由快乐轻松为中心,并能够生活在两性自由对话的和谐空间之中,这应该说是婚后女性所向往的最佳生活状态,而在作者王海眼里这又是另外的一种不平等,“她所关心的妇女地位,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小家庭中,她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男人是社会的,女人是家庭的,女性应在安逸的小家庭中,尽职尽责地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淑女型的女人,王海的这种自然式的家庭理想,完全可以纳入到男人的社会秩序认同之中”。
　　在小说中,尽管作者并没有把何建国看作一个完美的人物,但对何建国这一“凤凰男”的形象塑造上,明显有同情与赞赏的倾向,譬如他为人朴素宽厚、忠义孝俭,事业上蒸蒸日上,家庭里任劳任怨等等。即使像事业型的女人——顾母那样,也总是在女儿婚姻关系紧张时,劝告顾小西:“这个人啊,忍耐是有限度的”,“女的高高在上是虚的,我们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听男的”,透射着作者对“夫唱妇随”婚姻生活的引导,并且不自觉地站在了男权的立场,对顾小西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定的批评。
　　顾小西作为婚姻的“虚假支配者”,却妄图脱离男权文化的桎梏而独立发展,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在顾小西“习惯性流产”这件事情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传统文化观念的“强制入侵性”和男性话语霸权的强大性。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何父认为:“儿子出息管啥用?家有金山银山,断子绝孙照样白搭。”尽管何建国在北京工作,能挣钱,够风光,但这都不比生个男娃重要,这关系到何家的脸面,关系到何家的香火。何建国的哥哥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何家生孙子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二儿媳顾小西身上。何建国说过,只有爱情的婚姻是不现实的,他还认为,有了孩子才算真正有了一个家,“有了家,他在北京才算有了根,有了根,他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顾小西逐渐也知道:她和何建国感情再好、再深,如果没有孩子,他们俩的关系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况且孩子对何建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切中命脉的问题。
　　传统意识里,夫妻关系是让位于父子关系的,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女性不过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顾小西如果因为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也就没有资格做何家的媳妇了。因此,当何建国试探着问父亲“如果她生不了娃……如果她就是不想生娃”时,何老爹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那咱还要她干啥?”而对习惯听命于父亲的何建国来讲,父亲的话就是对自己婚姻前景的影响性定位。尽管他曾经认为,相对于孩子,顾小西更重要。
　　在后来何建国和顾小西发现彼此仍非常珍惜且一往情深,而何建国还向父亲表示如果不和小西复婚,他宁愿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顾小西却不敢设想再续他们之间的婚姻。直到何建国的父亲从家乡赶来,表示不在意要不要孙子时,顾小西才踏踏实实同建国重归于好,还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这样的结局明显是作者为了让读者满意,不想触及男权文化秩序而强加给情节自然发展的一个牵强的“光明尾巴”。
　　从顾小西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地位转变(强势——平势——弱势)中,可以看出“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是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女性在家庭内与男性世界平分秋色,甚至为女性中心之强势,只是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即使顾小西“有智慧去爱”,但在面临何家的重大问题——子嗣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也只有接受何家的定夺。
　　作者并没有从女性的主体意识上去书写女性的觉醒过程,而是在完成作者的女性自审工作——“婚姻需要智慧去维系”,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层拷问,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膨胀了男性的主体霸权、压制了女性的主体性。这些都反映了作者极为强烈的男权意识和主体思想,对于理解何谓女性本位以及女性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审美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海 :《婚姻是个人的事情,门当户对很重要》,《读书》,人民网。
　　[2] 黄锦君:《王海 婚姻系列中的女性形象谈》,《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3] 琼·C·克莱斯勒:《女性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4] 郭锐:《文化转型期的女性文学创作》,《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
　　[5] 冉小来:《新时期我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变革与理性审视》,《求是》,1994年第6期。
　　
　　作者简介:陈光辉,男,1972—,四川乐山人,在读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应用文写作、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工作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