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球发现艾滋病25周年，也是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走上“抗艾”之路10周年。
　　在“防艾”圈子里，人们对这位79岁的老太太怀着深深的敬意。
　　1996年，高耀洁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一天，她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了一位女病人，身体极度消瘦，高烧不退，皮肤上还出现了暗紫色的斑点。高耀洁的脑海里闪过“艾滋病”的症状，但刚有这个念头，就被别的医生否定。那时，艾滋病对于国人来说，还很遥远。
　　“开始我也根本不相信。后来那个女病人被确诊是艾滋病，而且以前接受过输血。我叫她的爱人来检查，又叫她的孩子来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下我才相信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高耀洁回忆着。此前，高耀洁也认为，艾滋病是那种做了“脏事”的人才会得的病。从此，艾滋病进入了高耀洁的眼帘。
　　听说开封某地疫情严重，高耀洁带着记者赶了过去。一到那儿，他们就被客气地“请”上了回郑州的汽车。“我告诉司机要去开封的家。”司机就在离开封40多公里的地方让他们下了车。高耀洁一行人在路边一晚5元钱的旅店住下。第二天，天还未亮，高耀洁就叫醒两位随行的记者。他们在路上打动了一个三轮车夫，坐着摇摇晃晃的三轮车抄小路进了村。那次，高耀洁一口气走了七个村子，被捂得严严实实的真相一个个地“炸开”……
　　类似这样“游击战”式的调查，高耀洁进行了六七年。从最初爆发的老疫区，到不断开拓新的疫区，高耀洁越“打”越明白“血浆经济”导致众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真相。
　　多年在现场调查奔波，高耀洁不但没有享受到退休后一日宁静的生活，还惹得身上老病复发。她有心脏病、高血压、低血糖、肺空洞，她的胃在“文革”中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不能吃高蛋白、油腻的食物。在外奔波时，她经常在颠簸的汽车里啃干粮，喝开水。
　　现场调查，使高耀洁在发布艾滋病消息时底气十足，成为第一个拉响中原艾滋病警报的人。
　　
　　倾情救助“艾滋孤儿”
　　
　　高耀洁至今还忘不了那一幕。2001年10月的一天，高耀洁去探访艾滋病患者，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喊，“你下来，你下来”，声音都有点嘶哑了。高耀洁推开一间破旧的茅屋，竟看见一个女人吊死在房梁上。她的脚边，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边喊着，一边饿得啃她的脚跟。村民告诉高耀洁，孩子的父母卖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男人已死，女人在贫病交加中，实在活不下去自杀了，孩子也患了艾滋病。
　　从此，高耀洁改变了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方式，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艾滋病死者的遗孤。
　　高耀洁所定义的“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去世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但是他们失去了依靠的亲人，生活没有着落，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对艾滋孤儿，不仅是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应关注他们的教育、心理等问题，这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命运。”高耀洁极力反对以建孤儿院的方式来抚养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的创伤大同小异，生活在一起，心理上会互相产生负面影响。”于是，高耀洁想办法把一部分孤儿送到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的农户收养，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
　　高耀洁自己也先后救助了164个孤儿。她给他们寄钱，寄衣物。春节的时候还把孤儿们带回家过年。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高奶奶”。
　　
　　“不要以为艾滋病与我无关”
　　
　　10年来，高耀洁孜孜不倦地宣讲着防艾知识。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令她哭笑不得的“恐艾症”。
　　有一次她去一个村子，发现村里的人家靠东边的窗户都堵住了。一问，说是村东头有人得艾滋病死了，怕东边刮来的“艾滋风”会传染。还有一次她从艾滋病村拍了一些照片，照片洗出来时，正好碰到省里一个干部，高耀洁要给他看看照片，他一个劲地问传染不传染，就是不敢看，一溜烟儿跑了。
　　即使了解艾滋病知识的人，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高耀洁几乎问过每位来访者对艾滋病的看法。答案是惊人的相似：不吸毒，不嫖娼，就不会得艾滋病。“这样的认识产生的歧视，导致很多因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羞于暴露自己的身份，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高耀洁说。
　　对人们的无知，高耀洁很着急。“我成天在家里接待艾滋病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说话。如果会传染，我岂不是早就被感染了？”高耀洁感叹道。
　　据我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65万人，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7万人，这相当于每天有200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然而，国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程度依然不高。中国社会调查所日前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近千人进行的调查中，问及“现在艾滋病人群迅速攀升，您觉得您应该做些什么”时，竟有72.6％的人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
　　今年4月，高耀洁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大声呼吁国人正视艾滋病的严重性：“不要再以为艾滋病和我无关了！了解艾滋病，消除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歧视，这些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她的愤怒与善良
　　
　　与高耀洁接触的日子里，记者发现她经常情绪激愤。对上门骗取艾滋病病人钱财的游医，对打着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旗号行骗的“公益组织”，高耀洁怒目圆睁，将他们呵斥出门。
　　而对真正关心防治艾滋病事业的人，高耀洁都是一副热心肠。对于艾滋病人来说，她的家是一所温暖的心灵驿站。她的电话公开在门上，艾滋病人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随时都可以登门求助。她也会定期下村子，亲手将筹集来的食品和衣物送到艾滋病人手中。
　　说起今年4月份因癌症去世的老伴，高耀洁眼含柔情，噙满泪花。
　　这位陪伴她度过52个春秋的伴侣，一直是高耀洁抗艾之路上最忠诚的“战友”，最坚强的后盾。老伴郭明久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一生为人谨慎。郭医生曾经说，“摊上这么个老婆子，我有啥办法呢？我不帮她谁来帮她？”
　　每次高耀洁出门，郭明久总是很不放心，非得看着高耀洁上了车才回家。往各地寄的防艾资料，也是郭明久推着自行车陪着高耀洁一车车拉到邮局。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是郭明久一人包下。
　　两位老人靠退休金原本能在当地过上舒服的小康生活，但高耀洁几乎把所有的钱财都投入到“防艾”事业中。家中除了几张旧桌椅外，看不到任何像样一点的家具和电器，到处堆满“防艾”宣传材料。惟一抢眼的，是客厅里的一台大彩电和书房的一台用于工作的电脑。然而，对于目前的生活，高耀洁无怨无悔。
　　（蒋惕各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