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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元骧在先生数十年的文艺理论研究生涯中，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从这种辩证思维出发，他探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文论研究方法，并坚持用这种辩证思维把握文学现象中各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从而深刻阐释了文学的本质问题；同时还对文学理论的其他基本问题做出了精到的分析。考察王元骧文论研究的辩证思维，是理解他文论研究成就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王元骧 文艺理论 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近代思想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把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等范畴都置于对立的矛盾状态来加以探讨和规定，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些矛盾的方面，存在着机械分割事物、简单对立事物因素的诸多局限。而王元骧先生数十年的文论研究生涯则突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他坚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融合古今中外各种有益的文学理论思想资源，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文学活动中的各种矛盾的现象，从而建立起一个风格独特而又切合事实本身的文艺理论思想体系。考察王先生文论研究中的辩证思维，正是理解他文论研究成就的重要途径。因此，笔者试图对王先生文论研究的辩证思维作简单分析。
一 辩证的文论研究方法
在王先生《关于文艺理论的方法问题》与《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两文中，他独特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得到了集中而详尽的阐述。
在《关于文艺理论的方法问题》一文中，王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的辩证法原理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做了精要的阐释。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事物的本质都是具有一定层次的，通常可分为个别、特殊和一般三个层次。就文学现象而言，从一般性层面来看，文学与其他社会精神现象一样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文学虽是通过作家个人的意识活动来实现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活动的成果。从特殊层面来看，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对世界采取的是一种“艺术掌握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情感体验占有对象的方式。而从个别性层面来看，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符号本身是抽象的，加之语言符号的概念特征，使得文学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但文学语言又不同于一般的逻辑语言，它保持着鲜明的感性印象，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体验。根据文学现象的多层面性，王先生提出，要全面深刻地认识文学现象就必须把握文学的个别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绝非是单向性的、分裂的，而是有机联系的。我们的认识必须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双向思维运动的过程，而作为研究，一般性层面的研究是基础层面的研究，特殊层面的研究是中间层面的研究，是属于美学、心理学视角所研究的内容。个别性层面的研究则是浅表层面的研究，也是最终实现和完成对文艺理论门类学科建设的一种研究。在研究中这三个方面同样是不能割舍的，同时还必须把握两个原则：其一，后一层面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一层面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前一层面的研究为前提；其二，后一层面的研究反过来又制约着前一层面的研究，使前一层面的研究不断地得到丰富、充实。可见，王元骧深入地把握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一方面，他坚持文学是一种具有多层面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在认识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倡多层次的辩证的研究方法。当然，这种文艺层次论的研究法还属于静态的层面，需要进一步走向动态的研究，走向文学活动论的研究。
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一文中，王先生则是从人学的角度，从文艺活动论的视角对文艺学的研究方法作了集中探讨。上文所谈及的文艺层次论的研究方法属于静态的层面，文学活动论则刚好是关于文艺研究方法的动态层面的精要论述。众所周知，人的活动主要由认识与实践构成，而这二者却被许多哲学家分解了，直到马克思主义才把二者真正统一起来。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王先生提出，文艺活动是一个以目的为中介而形成的认识与实践互相渗透、互为规定、互为前提的一个双向可逆的流程。王先生的言论实则是文学活动的动态流程的深刻揭示。一方面，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文艺作品的题材并不独立存在，只有作家在实践中与事物发生了一定的情感联系，激发了创作冲动，在文艺作品才获得表现；另一方面，文艺表现的是价值判断，它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超越。而它所追求的价值总是需要通过人们的实际行动去争取的。基于此，王先生在文学活动论中肯定了文学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互相渗透、互为规定、互为前提的一个双向可逆的动态流程。这也是文艺研究所必须重视的，任何一面都是文艺研究不可偏废的。
综上所述，王元骧先生深切地把握到了文学活动的特殊性，把握到了文学活动一般与特殊、认识与实践等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他既能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文学活动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又能以此为基点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他的这种辩证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 文学本质问题论述体现的辩证思维
艾伯拉姆斯认为文学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以往的文学理论在探讨文学本质问题时先后出现了再现论、表现论、形式论、读者论四种主要的观点。再现论强调客观现实的决定性，却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论则反之；再现论和表现论强调的都是作品的内容，文学的形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形式论则反之；再现论、表现论和形式论注重的是作家和文本，而对读者却缺少重视，而读者论又反之。这四种观点秉持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能辩证地把握文学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王元骧先生则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开展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从而有效地厘清了文学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大大推进了我国新时期对文学本质问题研究的进程。
王先生以文学的根本性质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为突破口，合理地解决了再现论和表现论的矛盾。在王元骧先生看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一种评价性的、审美的反映，它与认识反映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归根到底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这种反映又不像科学认识那样是纯粹客观的反映，而是以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王先生的论述显然科学地解释了客观现实、创作主体的有机联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决定性是对立统一的，既打破了再现论和表现论之间的僵化对立，又找到了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王先生也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从作家进入艺术构思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同时具体地考虑着作品的表现形式，他的构思的全部成果，又总是固定在一定的形式里。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内容决定着形式，而且形式也制约着内容：表现为只有当作家按照一定的形式规范的要求，对所表达的内容进过一番选择、整理、改造、加工之后，才有可能被纳入到一定的表现形式，并通过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总是相互依存、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王先生的论述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做出的精确诠释，一方面他指出作为文学素材的材料本身就是具有形式的，这些形式表现着一定的内容，同样，作家的全部构思又表现为一定的形式。内容表现为形式，形式选择内容，内容又限制表现形式。对于这重关系王先生还指出，相对于形式，内容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为了表现意蕴而找到的，同时形式本身也只有当它表现了一定的意蕴的时候，才能得到充实，获得生命。
对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王先生同样跳出了一般论者偏执于作者、或偏执于读者的拘囿，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要论述。王先生指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其核心乃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反映性，而且还必然具有实践性。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人物、事件的思想评判，向读者显示价值判断实现对社会的介入，但作家要真正实现对现实的介入，唯一的途径只有经由读者阅读，否则作品的价值只是潜在的。但读者也并不是被动的，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影响作家，使作家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出发反过来当做自己观念上的生产对象，调整自己的创作。笔者认为，王先生关于三者的论述实为笃论。在文学活动中，作家创作文本介入社会，就必须通过读者阅读文本，而读者的阅读会进一步促进作新作品产生。对于历来受到忽略的读者角色，一方面作品本身对阅读具有诱导和规范的作用，使阅读活动受到制约。但其实读者不但是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选择作品的；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来想象，对作品的空白处进行填充，从而完成了作品的二度创造。
三 文学创作理性与非理性问题解答的辩证思维
文学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西方文艺理论史来看，自希腊以来，理论家们过分强调了理性的、意识的一面，排斥了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成分。而随着19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则把创作当成了排除理性的纯粹情绪宣泄。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偏颇的，王先生把文学创作理解为一个“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互相渗透，辩证统一的运动。”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选择题材、确立主题、塑造人物，乃至运用语言都离不开意识活动；这表明文学创作活动首先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反映活动，它是以情感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情感一般都带有某种自发性和无意识性，因此文学创作又是无意识的。所以王先生指出文学创作是意识和无意识相互渗透的，如果王先生的论述只是停留在这种层次上，那只能说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并没有揭示出文学创作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深层次关系。而恰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王先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王先生认为意识与无意识不但的确存在创作的过程，而且还可以互相转化，即“唯其在作家的意识深处潜伏着这样一片深沉广阔的无意识海洋，他在创作时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这就揭示出了无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生活中，人总是注意到事物的某一面，忽略其他面，而这被忽略的部分就沉淀到无意识中，这些无意识在某些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它还会在意识的层面重新浮现出来。在创作中，无意识不但会作为材料进入作品，还常常以作家的心理定势的形式，参与到作家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和把握过程，作为作家提取材料的心理背景在创作中发生作用，成为一种显意识。这就是文学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的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作家只有从意识重新返回到无意识才进入了创作的“化境”的观点。而这种“化境”就是文艺创作中的灵感状态。在灵感状态中，作家笔下的人物仿佛已不受作家的支配，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作家似乎不是在构思，而只是倾听、记录，与他们一同悲欢。在灵感状态中，作家熟练而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艺术规则，似乎不经意间就做出了最精湛、最巧妙的艺术创造。这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活法”。这其实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这样，“化境”观点不但合理地解释了无意识状态的存在，而且将文学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王元骧：《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王元骧：《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
[3] 王元骧：《文学原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伍蠡甫：《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蔡欢江，女，1978—，江西抚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王元骧 文艺理论 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近代思想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把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等范畴都置于对立的矛盾状态来加以探讨和规定，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些矛盾的方面，存在着机械分割事物、简单对立事物因素的诸多局限。而王元骧先生数十年的文论研究生涯则突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他坚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融合古今中外各种有益的文学理论思想资源，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文学活动中的各种矛盾的现象，从而建立起一个风格独特而又切合事实本身的文艺理论思想体系。考察王先生文论研究中的辩证思维，正是理解他文论研究成就的重要途径。因此，笔者试图对王先生文论研究的辩证思维作简单分析。
一 辩证的文论研究方法
在王先生《关于文艺理论的方法问题》与《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两文中，他独特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得到了集中而详尽的阐述。
在《关于文艺理论的方法问题》一文中，王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的辩证法原理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做了精要的阐释。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事物的本质都是具有一定层次的，通常可分为个别、特殊和一般三个层次。就文学现象而言，从一般性层面来看，文学与其他社会精神现象一样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文学虽是通过作家个人的意识活动来实现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活动的成果。从特殊层面来看，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有所区别，它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对世界采取的是一种“艺术掌握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情感体验占有对象的方式。而从个别性层面来看，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符号本身是抽象的，加之语言符号的概念特征，使得文学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但文学语言又不同于一般的逻辑语言，它保持着鲜明的感性印象，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体验。根据文学现象的多层面性，王先生提出，要全面深刻地认识文学现象就必须把握文学的个别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绝非是单向性的、分裂的，而是有机联系的。我们的认识必须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双向思维运动的过程，而作为研究，一般性层面的研究是基础层面的研究，特殊层面的研究是中间层面的研究，是属于美学、心理学视角所研究的内容。个别性层面的研究则是浅表层面的研究，也是最终实现和完成对文艺理论门类学科建设的一种研究。在研究中这三个方面同样是不能割舍的，同时还必须把握两个原则：其一，后一层面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一层面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前一层面的研究为前提；其二，后一层面的研究反过来又制约着前一层面的研究，使前一层面的研究不断地得到丰富、充实。可见，王元骧深入地把握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一方面，他坚持文学是一种具有多层面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在认识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倡多层次的辩证的研究方法。当然，这种文艺层次论的研究法还属于静态的层面，需要进一步走向动态的研究，走向文学活动论的研究。
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一文中，王先生则是从人学的角度，从文艺活动论的视角对文艺学的研究方法作了集中探讨。上文所谈及的文艺层次论的研究方法属于静态的层面，文学活动论则刚好是关于文艺研究方法的动态层面的精要论述。众所周知，人的活动主要由认识与实践构成，而这二者却被许多哲学家分解了，直到马克思主义才把二者真正统一起来。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王先生提出，文艺活动是一个以目的为中介而形成的认识与实践互相渗透、互为规定、互为前提的一个双向可逆的流程。王先生的言论实则是文学活动的动态流程的深刻揭示。一方面，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文艺作品的题材并不独立存在，只有作家在实践中与事物发生了一定的情感联系，激发了创作冲动，在文艺作品才获得表现；另一方面，文艺表现的是价值判断，它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超越。而它所追求的价值总是需要通过人们的实际行动去争取的。基于此，王先生在文学活动论中肯定了文学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互相渗透、互为规定、互为前提的一个双向可逆的动态流程。这也是文艺研究所必须重视的，任何一面都是文艺研究不可偏废的。
综上所述，王元骧先生深切地把握到了文学活动的特殊性，把握到了文学活动一般与特殊、认识与实践等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他既能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文学活动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又能以此为基点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他的这种辩证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 文学本质问题论述体现的辩证思维
艾伯拉姆斯认为文学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以往的文学理论在探讨文学本质问题时先后出现了再现论、表现论、形式论、读者论四种主要的观点。再现论强调客观现实的决定性，却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论则反之；再现论和表现论强调的都是作品的内容，文学的形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形式论则反之；再现论、表现论和形式论注重的是作家和文本，而对读者却缺少重视，而读者论又反之。这四种观点秉持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能辩证地把握文学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王元骧先生则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开展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从而有效地厘清了文学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大大推进了我国新时期对文学本质问题研究的进程。
王先生以文学的根本性质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为突破口，合理地解决了再现论和表现论的矛盾。在王元骧先生看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一种评价性的、审美的反映，它与认识反映有着一系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归根到底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这种反映又不像科学认识那样是纯粹客观的反映，而是以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王先生的论述显然科学地解释了客观现实、创作主体的有机联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决定性是对立统一的，既打破了再现论和表现论之间的僵化对立，又找到了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王先生也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从作家进入艺术构思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同时具体地考虑着作品的表现形式，他的构思的全部成果，又总是固定在一定的形式里。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内容决定着形式，而且形式也制约着内容：表现为只有当作家按照一定的形式规范的要求，对所表达的内容进过一番选择、整理、改造、加工之后，才有可能被纳入到一定的表现形式，并通过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总是相互依存、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王先生的论述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做出的精确诠释，一方面他指出作为文学素材的材料本身就是具有形式的，这些形式表现着一定的内容，同样，作家的全部构思又表现为一定的形式。内容表现为形式，形式选择内容，内容又限制表现形式。对于这重关系王先生还指出，相对于形式，内容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为了表现意蕴而找到的，同时形式本身也只有当它表现了一定的意蕴的时候，才能得到充实，获得生命。
对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王先生同样跳出了一般论者偏执于作者、或偏执于读者的拘囿，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要论述。王先生指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其核心乃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反映性，而且还必然具有实践性。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人物、事件的思想评判，向读者显示价值判断实现对社会的介入，但作家要真正实现对现实的介入，唯一的途径只有经由读者阅读，否则作品的价值只是潜在的。但读者也并不是被动的，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影响作家，使作家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出发反过来当做自己观念上的生产对象，调整自己的创作。笔者认为，王先生关于三者的论述实为笃论。在文学活动中，作家创作文本介入社会，就必须通过读者阅读文本，而读者的阅读会进一步促进作新作品产生。对于历来受到忽略的读者角色，一方面作品本身对阅读具有诱导和规范的作用，使阅读活动受到制约。但其实读者不但是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选择作品的；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来想象，对作品的空白处进行填充，从而完成了作品的二度创造。
三 文学创作理性与非理性问题解答的辩证思维
文学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西方文艺理论史来看，自希腊以来，理论家们过分强调了理性的、意识的一面，排斥了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成分。而随着19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则把创作当成了排除理性的纯粹情绪宣泄。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偏颇的，王先生把文学创作理解为一个“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互相渗透，辩证统一的运动。”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选择题材、确立主题、塑造人物，乃至运用语言都离不开意识活动；这表明文学创作活动首先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反映活动，它是以情感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情感一般都带有某种自发性和无意识性，因此文学创作又是无意识的。所以王先生指出文学创作是意识和无意识相互渗透的，如果王先生的论述只是停留在这种层次上，那只能说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并没有揭示出文学创作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深层次关系。而恰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王先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王先生认为意识与无意识不但的确存在创作的过程，而且还可以互相转化，即“唯其在作家的意识深处潜伏着这样一片深沉广阔的无意识海洋，他在创作时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这就揭示出了无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生活中，人总是注意到事物的某一面，忽略其他面，而这被忽略的部分就沉淀到无意识中，这些无意识在某些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它还会在意识的层面重新浮现出来。在创作中，无意识不但会作为材料进入作品，还常常以作家的心理定势的形式，参与到作家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和把握过程，作为作家提取材料的心理背景在创作中发生作用，成为一种显意识。这就是文学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的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作家只有从意识重新返回到无意识才进入了创作的“化境”的观点。而这种“化境”就是文艺创作中的灵感状态。在灵感状态中，作家笔下的人物仿佛已不受作家的支配，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作家似乎不是在构思，而只是倾听、记录，与他们一同悲欢。在灵感状态中，作家熟练而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艺术规则，似乎不经意间就做出了最精湛、最巧妙的艺术创造。这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活法”。这其实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这样，“化境”观点不但合理地解释了无意识状态的存在，而且将文学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王元骧：《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王元骧：《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
[3] 王元骧：《文学原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伍蠡甫：《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蔡欢江，女，1978—，江西抚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