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疫情在欧洲暴发之际，欧盟各成员国正就2021—2027年的欧盟预算展开角力。在没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欧盟北部成员国和南欧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一场让所有欧洲国家受虐的疫情，却彻底改变了欧盟内部关于财政分配的计划。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直言，疫后欧盟的经济状况将会是一次生死劫，欧盟的存在价值和欧洲团结的意义将会迎来大考。为了提振整个欧盟的经济状况，欧盟领导层提出了类似“马歇尔计划”级别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欧盟对受灾严重的南欧国家将会慷慨解囊。
　　具体而言，欧盟提出了一项高达1.1万亿欧元的十年预算和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外加德国与法国在5月份共同推出的5000亿欧元的“欧洲经济援助基金”作为响应。然而，米歇尔主席“救亡图存”的呼吁，却没有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响应。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公开反对这份“欧盟马歇尔计划”的版本，被欧洲各国舆论戏称为“吝啬四国”。欧盟所急需的起死回生的经济大计，会否毁在“吝啬四国”手里？
　　如何让欧洲经济重启，成为了欧盟能否在下个十年活下去的重要救命绳索。德意志广播电台用“欧盟的生存之战才刚刚开始”，来形容欧盟接下来的这场经济战役。

共同举债还是有借有还？

　　从欧洲各国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病人开始，欧盟作为高于民族国家的组织，仿佛彻底被边缘化。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和服务，是民族国家的本职工作，欧盟层面完全插不上手。
　　由于疫情的需要，各国首脑往昔定期举行的面对面峰会基本停顿。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住进了紧急安全住所，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这些中枢机构的运作，也受到了阻碍；各国封锁边境，更加让欧洲团结基石之一的《申根条约》形同虚设。在疫情影响下，欧盟各国仿佛开始习惯于没有欧盟这个超国家机构运作的新常态。
　　然而，当所有成员国都因为疫情遭到打击后，欧盟的存在意义终于再次浮现出来：如果单靠南欧国家自身发行国债，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在抗疫过程中积累下的沉重债务，也许很难偿还干净。于是，欧盟这样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也就起到了它的作用。
　　欧盟的主张是，发达的北欧国家和相对欠发达的南欧国家一起承担债务，让南部国家不至于陷入长期负債，滋生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成为欧洲不稳的定时炸弹。早在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曾经单独发行国债，却面临信誉太差没有人愿意购买，以致要支付高昂利息的尴尬局面。
　　富国有没有义务为稍穷国家承担债务，成为了政客面对选民时的烫山芋，于是欧盟委员会就以欧盟整体的名义，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坦言，让所有国家同意怎样花掉“新马歇尔计划”的钱，是一条充满艰险的路途。在他6月11日向欧洲议会所作的报告里，米歇尔直言，欧盟各国首脑之间对如何提振经济有深刻的分歧，“（欧盟国家首脑）当前立场远未能一致”。

让“吝啬四国”担心的是，以欧盟名义共同举债的最终后果，只是重复2009年那场欧债危机。毕竟，经济条件较好国家的“良债”会掩盖南欧国家的“劣债”，最终重复“欧猪四国”濒临破产的恶性循环。

　　那些倾向于共同承担债务的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认为疫情导致的巨大花销，让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负担上债务，因此可以让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捆绑在一起售卖国债。相比起欧债危机只有“欧猪四国”负债不同，这次包括德国、丹麦和荷兰等国在内的北欧较发达国家也必须举债。因此，以欧盟整体名义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对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有好处。意大利政府的欧盟事务部长恩佐·阿门朵拉甚至认为，这笔5000亿欧元的援助基金，应该以无偿支援的方式给予意大利和西班牙。
　　以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为首的“吝啬四国”，对如何使用援助基金却有着不一样的意见。库尔茨主张，德法的5000亿欧元援助基金大部分以贷款名义发行，而且获得这笔贷款的国家和经济领域必须是有能力偿还的，而非只是把钱撒出去就完事。
　　让“吝啬四国”担心的是，以欧盟名义共同举债的最终后果，只是重复2009年那场欧债危机。毕竟，经济条件较好国家的“良债”会掩盖南欧国家的“劣债”，最终重复“欧猪四国”濒临破产的恶性循环。

南欧要继续苦下去？

　　作为世界上少数低利率贷款甚至援助南欧国家的机构，欧盟从来都不会白给成员国钱，而是需要它们作出各种改革。“欧盟的钱都是来得有条件的”—这是欧盟内部官员的共识。
　　有分析认为，加入欧元区后经济一直裹足不前的意大利，要进一步改革将会非常痛苦、困难。自2000年以来，意大利缓慢的经济改革步伐背后，是巨大的政治压力。
　　即使是作为领头羊的德法两国领袖，在抛出5000亿欧元援助计划的同时，也表明接受援助的国家和相关经济行业，要接受一定的政治条件。在马克龙和默克尔的声明中，两人用了含糊的“相关改革”来形容这些政治条件。让西班牙和意大利选民感到痛苦的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他们被迫进行各项公共财政紧缩。如果“相关改革”的实际含义是重新采取各种公共财政紧缩措施的话，那么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都将面临来自选民的巨大政治压力。
　　有分析认为，目前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政府都有激进左翼党派参与组阁，而欧盟带条件的经济援助，对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意大利总理孔特来说，都犹如难以咽下的政治致命毒药：没有援助难以生存，要收下以痛苦改革为代价的经济援助，则相当于让自己的政府垮台。
　　左翼的意大利政治家不断对德国施加压力：在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里，德国的债务在1948年被完全免去，而这为日后的西德经济和政治稳定垫下基础；在欧盟面临二战以来最大危机的时候，德国应该做出表率，表现出同样的阔达勇气，对南欧国家作出更加大方的姿态。 　　欧委会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要实施，还得通过欧洲议会的审议。“欧洲版马歇尔计划”饱受左翼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泛左翼知识分子的鞭挞。
　　曾经研究二战后马歇尔计划重建工作的意大利当代历史学家卡洛·斯帕尼奥罗指出，两个计划在本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充满政治勇气”，毕竟在经济上受惠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前还是兵戎相见的敌国。从1947年到1951年实施的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用去了美国2%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且有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支援。而“欧洲版马歇尔计划”在斯帕尼奥洛的眼中，并不会产生当年马歇尔计划让西欧经济腾飞的作用。
　　在当年由强势的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面对的是一片烂摊子的欧洲国家，强弱对比明显；而在今天的“欧洲版马歇尔计划”里，主张共同负担债务的南欧国家和“吝啬四国”似乎势均力敌，两个阵营之间几乎没有共识。而且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经济平衡向亚洲倾斜，欧洲要像马歇尔计划当年那样重新恢复一个进出口的正常循环，早在20多年前就难以为继。
　　出奇的是，无论是南欧左翼政党还是“吝啬四国”，它们对欧盟核心权力架构和德法雙轴心的看法，却非常一致：这是一个毫无长远目光的领导层。但跟左翼政党主张把钱用在民生和福利上不同，“吝啬四国”其中一员—奥地利的联邦总理库尔茨认为，与其大水漫灌般花钱，还不如把钱用在刀刃上：利用疫情作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欧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特别是在环保和数字科技等创新领域。
　　然而，“吝啬四国”的计划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它们要一个目光长远的战略，却主张把救援基金的钱尽快用完，而不是欧委会计划的在7到10年内花完。

钱从哪里来？欧盟的征税大计

　　无论是德法轴心还是“吝啬四国”，欧盟要实施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救援计划，一个重点问题是，钱到底从哪里来？
　　时隔一年后，欧盟重提“数字税”：向互联网巨头征税。早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就面临如何填补英国退出所带来的财政补贴问题，而“数字税”和“绿色环保税”则是重要的补充来源。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声势上涨的绿党党团，与“人民党党团”组成了整个欧洲议会的大多数。两大党团支持“数字税”，这或多或少能反映出欧盟国家的民意取向。

　　欧委会重提征收“数字税”，马上受到了欧洲议会里绿党党团和温和右翼党团“人民党”的欢迎。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声势上涨的绿党党团，与“人民党党团”组成了整个欧洲议会的大多数。两大党团支持“数字税”，这或多或少能反映出欧盟国家的民意取向。
　　根据草案，每年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的互联网企业，都将被征收数字税。按照这个规模，欧盟每年将会获得13亿欧元的税收。
　　然而欧盟一提出“数字税”，马上引起了美国的反弹，毕竟全球互联网巨头大部分是美国企业。6月19日，美国财长姆努钦就致信欧盟多国财政部长，声言退出双方的“数字税”谈判，因为双方立场根本不一致。
　　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盟和美国本来就紧张的经贸关系，也许会因为“数字税”问题产生出更多问题，甚至触发双方的贸易大战。美国舆论认为，“数字税”相当于欧盟开始对硅谷正式宣战。
　　新冠肺炎在欧洲肆虐期间，美国互联网企业曾经与欧盟一度“停火”，包括配合欧洲政府的要求，减低欧洲互联网在民众居家隔离期间的“大塞车”，以及支持补贴欧洲中小型企业用户等措施。面对欧洲本土民意的压力，美国互联网巨头在疫情期间试图在欧洲塑造一个相对友善的形象。
　　在这个问题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声称它们将会不顾美国政府的抗议，继续展开“数字税”计划。
　　不过，“数字税”也引起了一些欧盟国家的互联网企业的不同声音。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欧洲高科技联盟”（EUTA）就向欧委会发出公开信，认为过多的法律法规和税收，不一定能帮助欧洲本土的互联网企业发展。一些欧洲互联网企业认为，“数字税”打击不到美国的数字巨头，反而会挫败欧洲互联网企业的雄心。相比起美国和亚洲，欧洲的互联网企业一直不成规模，更没有全球性影响力；欧盟IT业开始有起色，也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然而，征收“数字税”和更严厉监管互联网企业已经是大势所趋。欧盟一些学者估计，如果特朗普在11月美国大选中输掉的话，那么也许欧盟的“数字税”计划面临的压力将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