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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二。一八年第五期《康托洛维茨其人其书》一文中，作者徐震宇试图通过对康托洛维茨历史处境的还原，来揭示其著述的思想意义。这种写作进路通过对写作者时代语境的把握，来窥探其真实的写作动机。但这种细微的写作态度，并没有消除作者对于康托洛维茨的疑惑，这种疑惑表现为对于康氏著述一些隐微表达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作者在行文之中不断自我诘问：康氏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种诘问在全文末尾处达到高潮，在这里，徐震宇注意到《国王的两个身体》第八章与全文主题的不一致，对于这一“精巧但令人迷惑”的写作安排，仅仅在自己文章结尾处揭示出它所表征的人性共同体的含义，但它对于康氏人生和思想的重要意义所在，却没有给出回答。为了揭示这一谜题，我试着将徐震宇的语境论进路贯彻到底，从而一方面将康氏的隐微教诲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也将徐震宇的审慎态度发展为一种论断。
如果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既是观念史著作，也是康氏的人生和思想传记，那么打开它的正确方式就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学术观念，而是视其为康氏内心深处的人生信念。这种人生信念贯穿着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思想巨变，凝结着康氏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民族国家和帝国，乃至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他通过对“两个身体”的隐性书写，让有心人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疑惑和焦虑。
康氏早年的学术生涯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段时期，如同德意志当时的政治命运一样，帝国是他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具体体现在他和格奥尔格圈子的思想联络之中，《康托洛维茨其人其书》已经多有揭示，此处不再赘述。对于康氏而言，为了拒绝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价值观，德国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发现自己，乃至发现欧洲历史中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通过对这些人的歌颂和赞扬，启发德国人发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灵性尊严，并在心灵的觉醒中追求一场弥赛亚式的救赎，这种救赎表现为在一个至高全能领袖（fuhrer）领导下，通过一个新帝国让自己乃至欧洲获得一个新的政治和文化生命。
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关怀之下，康氏试图为德皇腓特烈二世（一一九四至一二五0）立传。这位兼具文化修养和政治野心，既是地道的德意志精神传人，又吸收了地中海多元的文化氛围而呈现出一种普遍性面貌的皇帝，让格奥尔格圈子格外着迷，因为正是从他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但统一了欧洲，而且甚至联合了东西方世界的新德国的联合体。从格奥尔格到康氏，他们都用一种弥赛亚式的写作风格，歌颂腓特烈二世的降生，甚至无数次将其和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但丁、拿破仑对比，赞扬他突破德国被四面围困的政治困境，重振了德国的帝国光荣。
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在几种不同身份之间摇摆，这使得这个人物的人生充满戏剧性。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同时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为了那个空洞且抽象的帝国理念，他终身都在和教会进行斗争，而为了有效统治西西里王国，他又不得不通过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来塑造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如何协调一个由诸民族组成的帝国性问题（Ernst Kantorowicz，Frederick the Second，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Co.1937，p.142）就成为腓特烈二世终身的困惑。这种两重性使得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呈现出斑驳的古今之争面向。他对于武力和计谋的运筹帷幄，对于近代民族国家治国术的实践，展现出马基雅维里德性政治式的刻毒。但腓特烈二世同样捍卫帝国，只不过在康氏看来，为了抵制教会对于帝国的垄断，腓特烈二世将自己的世系越过教会追溯到了古罗马。因此尽管康氏笔下的皇帝仍然是基督教皇帝，但他显然已经超越了基督教，这个基督帝国被一个西方的君主国所取代，而这个新生的君主国通过追溯到异教的恺撒和奥古斯都来证成自己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因此康氏就利用罗马的资源构建了一个新的普世宗教。在这个意义上，腓特烈二世就成了最后一章所言的“敌基督者”。他将皇帝类比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他们将一个堕落的教会视为共同的敌人，并通过这种独立性来捍卫属灵事务的神圣和纯洁。
在传记最后，康氏指出对注定背负帝国命运的伟人而言，死亡只是为下一次拯救做预备，腓特烈二世的神秘离世，不过是为了让帝国在废墟中获得新生。因此，腓特烈二世就变成德意志民族的一个神话，他会在德意志民族受尽屈辱的恰当时机再临，为德意志帝国带来荣耀，为世界带来正义和和平，而这种预言能否兑现，则有赖于德意志人民的政治担当。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著作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双方围绕历史写作的实证主义和神话史观争得面红耳赤。而在学术之外，这本著作在政治上将注定无法摆脱和纳粹主义的纠葛。尽管康氏强调腓特烈二世对非基督教文化的包容，以及他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这部传记最终还是被渲染为充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纳粹主义做了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有人传言，德国纳粹党领袖戈林曾将该书赠与墨索里尼，而希特勒本人也读过两遍（Robert E.Lerner，Ernst Kantorowica：A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15）。难怪美国中世纪史学家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将他和波西·恩内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并称为纳粹双子（The Nazi Twins）。聯系到康氏之后因为纳粹迫害而被迫流亡他乡，这部书洋溢着的理想和激情，无疑构成对作者的巨大嘲讽。
仔细分析康氏在这时期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帝国的态度是暧昧而又矛盾的。这不能怪他，而是帝国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在历史中的变异带来的。康氏注意到了腓特烈二世对于中世纪帝国传统的继承，以及在这种传统中所发展出来的更具包容性的普世主义帝国观念，但他也看到了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国高昂的民族主义，这使得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帝国成为不可回避的新思想。在这之后的写作过程中，这两种观念得到了延续，把握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解答我们篇首疑问的关键。
如果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既是观念史著作，也是康氏的人生和思想传记，那么打开它的正确方式就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学术观念，而是视其为康氏内心深处的人生信念。这种人生信念贯穿着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思想巨变，凝结着康氏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民族国家和帝国，乃至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他通过对“两个身体”的隐性书写，让有心人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疑惑和焦虑。
帝国的诗学与神话
康氏早年的学术生涯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段时期，如同德意志当时的政治命运一样，帝国是他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具体体现在他和格奥尔格圈子的思想联络之中，《康托洛维茨其人其书》已经多有揭示，此处不再赘述。对于康氏而言，为了拒绝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价值观，德国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发现自己，乃至发现欧洲历史中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通过对这些人的歌颂和赞扬，启发德国人发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灵性尊严，并在心灵的觉醒中追求一场弥赛亚式的救赎，这种救赎表现为在一个至高全能领袖（fuhrer）领导下，通过一个新帝国让自己乃至欧洲获得一个新的政治和文化生命。
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关怀之下，康氏试图为德皇腓特烈二世（一一九四至一二五0）立传。这位兼具文化修养和政治野心，既是地道的德意志精神传人，又吸收了地中海多元的文化氛围而呈现出一种普遍性面貌的皇帝，让格奥尔格圈子格外着迷，因为正是从他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但统一了欧洲，而且甚至联合了东西方世界的新德国的联合体。从格奥尔格到康氏，他们都用一种弥赛亚式的写作风格，歌颂腓特烈二世的降生，甚至无数次将其和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但丁、拿破仑对比，赞扬他突破德国被四面围困的政治困境，重振了德国的帝国光荣。
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在几种不同身份之间摇摆，这使得这个人物的人生充满戏剧性。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同时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为了那个空洞且抽象的帝国理念，他终身都在和教会进行斗争，而为了有效统治西西里王国，他又不得不通过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来塑造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如何协调一个由诸民族组成的帝国性问题（Ernst Kantorowicz，Frederick the Second，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Co.1937，p.142）就成为腓特烈二世终身的困惑。这种两重性使得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呈现出斑驳的古今之争面向。他对于武力和计谋的运筹帷幄，对于近代民族国家治国术的实践，展现出马基雅维里德性政治式的刻毒。但腓特烈二世同样捍卫帝国，只不过在康氏看来，为了抵制教会对于帝国的垄断，腓特烈二世将自己的世系越过教会追溯到了古罗马。因此尽管康氏笔下的皇帝仍然是基督教皇帝，但他显然已经超越了基督教，这个基督帝国被一个西方的君主国所取代，而这个新生的君主国通过追溯到异教的恺撒和奥古斯都来证成自己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因此康氏就利用罗马的资源构建了一个新的普世宗教。在这个意义上，腓特烈二世就成了最后一章所言的“敌基督者”。他将皇帝类比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他们将一个堕落的教会视为共同的敌人，并通过这种独立性来捍卫属灵事务的神圣和纯洁。
在传记最后，康氏指出对注定背负帝国命运的伟人而言，死亡只是为下一次拯救做预备，腓特烈二世的神秘离世，不过是为了让帝国在废墟中获得新生。因此，腓特烈二世就变成德意志民族的一个神话，他会在德意志民族受尽屈辱的恰当时机再临，为德意志帝国带来荣耀，为世界带来正义和和平，而这种预言能否兑现，则有赖于德意志人民的政治担当。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著作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双方围绕历史写作的实证主义和神话史观争得面红耳赤。而在学术之外，这本著作在政治上将注定无法摆脱和纳粹主义的纠葛。尽管康氏强调腓特烈二世对非基督教文化的包容，以及他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这部传记最终还是被渲染为充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纳粹主义做了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有人传言，德国纳粹党领袖戈林曾将该书赠与墨索里尼，而希特勒本人也读过两遍（Robert E.Lerner，Ernst Kantorowica：A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15）。难怪美国中世纪史学家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将他和波西·恩内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并称为纳粹双子（The Nazi Twins）。聯系到康氏之后因为纳粹迫害而被迫流亡他乡，这部书洋溢着的理想和激情，无疑构成对作者的巨大嘲讽。
国王的两个身体与民族国家
仔细分析康氏在这时期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帝国的态度是暧昧而又矛盾的。这不能怪他，而是帝国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在历史中的变异带来的。康氏注意到了腓特烈二世对于中世纪帝国传统的继承，以及在这种传统中所发展出来的更具包容性的普世主义帝国观念，但他也看到了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国高昂的民族主义，这使得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帝国成为不可回避的新思想。在这之后的写作过程中，这两种观念得到了延续，把握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解答我们篇首疑问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