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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国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和植物遗传研究，“让世界远离饥馑”“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
“候鸟生活”追逐田野的春天
1959年，朱英国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三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說：“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进入大学不久，朱英国就赶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惨烈饥荒。这场饥荒在他心中留下了苦痛的记忆，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少年时的梦想——“让国人远离饥馑”。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朱英国留校任教，即投身于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朱英国说：“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十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每年春夏之交，朱英国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多年来，朱英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水稻候鸟”，不断追逐着田野里的春天。
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这里没有电灯，吃的是粗茶淡饭。他的助手回忆，除了生活条件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烂。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甚至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为了获取科研数据，朱英国和助手们站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南国火辣辣的太阳透过草帽射在头顶，汗珠不断线地流淌。尽管条件艰苦，育种却来不得半点马虎。数千个套袋、一千多个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出六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十多个穗。到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整理好，再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有一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几天。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种，来不及晒干，就日夜兼程向湖北赶路。两天两夜后抵达湛江时，稻种已开始发热，但是，仓促间他们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而没有《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不允许通行。
此时的朱英国，全身脏黑，眼窝深陷，疲惫而又焦躁。如果再耽搁半天不能上火车，几年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当朱英国几次三番恳求湛江站负责人放行却屡遭“刁难”的时候，又累又饿的他竟一下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的负责人为之动容，于是破例放行。
年复一年，朱英国的白发和皱纹慢慢增加，同时他的科研成果也日渐丰硕。
“红莲”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朱英国带领团队，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优质高产杂交稻育种和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莲”，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朱英国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由此，“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了。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继“红莲”第一代诞生之后，朱英国精心培育的“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陆续诞生。其中的红莲型“珞优8号”亩产可达800公斤以上，比一般种子的亩产量高出近100公斤。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已经走出国门，香飘天下。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期间，专程前往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鄂州研究基地视察。那天骄阳似火、热浪灼人，习近平查看水稻长势，向朱英国了解水稻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情况。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前，习近平走上田埂，拔起一棵稻苗看分蘖情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临别时，当总书记听说“红莲型”杂交稻连续5年被国家列为长江中下游主导品种，红莲型系列累计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惠及5亿农民时，高兴地对朱英国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永播稻香在人间
40余年来，朱英国始终心怀“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的坚定信念，步履匆匆地奔波在海南和湖北之间，栉风沐雨，让儿时梦想的种子萌芽、拔节、抽穗、扬花。
1985年，朱英国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1年，他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2005年，朱英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感谢生命中的这‘三座大山’，承载并成就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回忆往昔，朱英国的语言里充满了无限深情。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但朱英国拄着拐杖，依然坚持下田。他躬下身子，在田间地头用最朴实的语言与农民交流。接受他指导的青年农民，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院士，常常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跑来教我们种田，单位不让你退休吗？”朱英国常常一笑置之。2015年5月，他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
2017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不顾医生的劝告，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仍然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依然在追逐着育种的春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他要南下育种基地四五次，做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
2017年8月9日凌晨，朱英国在武汉溘然长逝。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朱英国大儿子朱新锋发现了22本日记。他说，父亲用“身体力行”诠释了什么叫敬业，什么叫奉献精神。
因为志趣相投，朱英国与袁隆平两位科学家相知相交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英国总是尊称袁先生是杂交水稻的先驱，是中国的骄傲。他常说：“袁先生的创新思路给了我很多启发，是良师益友。”从朱英国质朴、谦逊的话语里，人们读懂了一个科学家博大、宽广的胸怀。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吴忞忞 mwumin@qq.com
“候鸟生活”追逐田野的春天
1959年，朱英国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三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說：“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进入大学不久，朱英国就赶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惨烈饥荒。这场饥荒在他心中留下了苦痛的记忆，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少年时的梦想——“让国人远离饥馑”。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朱英国留校任教，即投身于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朱英国说：“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十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每年春夏之交，朱英国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多年来，朱英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水稻候鸟”，不断追逐着田野里的春天。
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这里没有电灯，吃的是粗茶淡饭。他的助手回忆，除了生活条件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烂。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甚至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为了获取科研数据，朱英国和助手们站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南国火辣辣的太阳透过草帽射在头顶，汗珠不断线地流淌。尽管条件艰苦，育种却来不得半点马虎。数千个套袋、一千多个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出六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十多个穗。到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整理好，再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有一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几天。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种，来不及晒干，就日夜兼程向湖北赶路。两天两夜后抵达湛江时，稻种已开始发热，但是，仓促间他们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而没有《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不允许通行。
此时的朱英国，全身脏黑，眼窝深陷，疲惫而又焦躁。如果再耽搁半天不能上火车，几年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当朱英国几次三番恳求湛江站负责人放行却屡遭“刁难”的时候，又累又饿的他竟一下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的负责人为之动容，于是破例放行。
年复一年，朱英国的白发和皱纹慢慢增加，同时他的科研成果也日渐丰硕。
“红莲”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朱英国带领团队，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优质高产杂交稻育种和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莲”，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朱英国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由此，“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了。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继“红莲”第一代诞生之后，朱英国精心培育的“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陆续诞生。其中的红莲型“珞优8号”亩产可达800公斤以上，比一般种子的亩产量高出近100公斤。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已经走出国门，香飘天下。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期间，专程前往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鄂州研究基地视察。那天骄阳似火、热浪灼人，习近平查看水稻长势，向朱英国了解水稻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情况。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前，习近平走上田埂，拔起一棵稻苗看分蘖情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临别时，当总书记听说“红莲型”杂交稻连续5年被国家列为长江中下游主导品种，红莲型系列累计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惠及5亿农民时，高兴地对朱英国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永播稻香在人间
40余年来，朱英国始终心怀“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的坚定信念，步履匆匆地奔波在海南和湖北之间，栉风沐雨，让儿时梦想的种子萌芽、拔节、抽穗、扬花。
1985年，朱英国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1年，他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2005年，朱英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感谢生命中的这‘三座大山’，承载并成就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回忆往昔，朱英国的语言里充满了无限深情。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但朱英国拄着拐杖，依然坚持下田。他躬下身子，在田间地头用最朴实的语言与农民交流。接受他指导的青年农民，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院士，常常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跑来教我们种田，单位不让你退休吗？”朱英国常常一笑置之。2015年5月，他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
2017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不顾医生的劝告，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仍然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依然在追逐着育种的春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他要南下育种基地四五次，做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
2017年8月9日凌晨，朱英国在武汉溘然长逝。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朱英国大儿子朱新锋发现了22本日记。他说，父亲用“身体力行”诠释了什么叫敬业，什么叫奉献精神。
因为志趣相投，朱英国与袁隆平两位科学家相知相交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英国总是尊称袁先生是杂交水稻的先驱，是中国的骄傲。他常说：“袁先生的创新思路给了我很多启发，是良师益友。”从朱英国质朴、谦逊的话语里，人们读懂了一个科学家博大、宽广的胸怀。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吴忞忞 mwumi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