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时，作为中国人，有48.7%的青年不自信；有76.5%的青年认为，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与其所属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有79.0%的青年认为与一国的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而当被问及“决定一国人是否自信的主要因素”时，排名前五位的因素依次是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军事实力强、科技领先、政府执政能力强。其中，84.98%的青年选择了经济因素，74.9%的青年选择了教育因素，71.4%的青年选择了军事实力因素。
　　事实上，有没有钱和有没有自信关系并不是太大，人的自信来自踏实的荣耀之感。一个暴发户到海外，并不因为有花不完的钱就自信满满，来自外人的白眼一样会让他丧失自信。前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人虽说并不富裕，但他们都很自信，因为他们有着极强的民族自豪感。而我们则不同，自来接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教诲，修长城、建碉堡、挖地道，一个处处提防他人，一颗时时神经兮兮的心，怎么可能心怀坦荡地拥有自信呢？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貌似雪耻了百年的耻辱，拥有了从未有过的自信。但从深层次观察，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背离了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内部孕育着病态的不良反應，诸多经济项目建立在破坏性、掠夺性、不公性、反自然的基础之上，从而日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不是自大，就是自卑；我们习惯于将虚胖当作力量，将自满当作自信。我们时而自信得盛气凌人，时而又自卑得玩世不恭；我们忽而爱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忽而又恨成不共戴天的叛逆者。
　　按理说，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应该满足于当下，对未来充满自信吧？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正是这一在经济大潮中获利颇丰的群体，相反对当下的社会更缺乏认同感，对未来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争先恐后地把大量巨额财富转向境外，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将妻儿送出国门。这些人表面的自信，甚至戾气十足的傲慢形象，不过是以外在的物质掩盖其内涵的空虚而已。
　　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天天有人煲出各种鸡汤给你喝，忽而让你追随马云和比尔盖茨，忽而又爆料从哪位官员家的厕所里搜罗出几吨人民币，忽而告诉你三九严寒又有哪位大爷家的房子被强拆了，忽而又教导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其实，当外界指责我们变得越来越自大、越傲慢、越无理、太过自信时，其事实与表象恰恰相反。这一切的外在形式都原发于缺乏自信，甚至背离自信。从各类观察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普通百姓，人们普遍受困于缺乏安全感，对未来茫然若失焦躁不安；对公平与公正失去信心，对最起码的正义感报以集体的无意识状态。
　　何谓自信？想去搀扶跌倒的老人，却要先录像为凭；举报贪腐官员，却要冒诽谤的罪名……爹妈老师都会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良莠勿分，好坏莫辨；少管闲事，非利勿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好读书，改变命运。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折射出部分人社会心理的失衡，最起码的道德自信业已成为摆设。
　　我们从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一部分富可敌国的富裕阶层招摇过市，话里话外昭示着命里注定，言谈举止彰显着非我其谁？虽说这种间歇性沾沾自喜的心理迷失在特殊时期内在所难免，但倘若长期让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所主导，整个社会就必然会步入歧途，其发展方向势必谬以千里。
　　早在两千年前，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在其《修辞学》中定义过：自信是心中抱着坚定的希望和信念，走向伟大荣誉之路的一种感情。
　　自信，于国于民极其重要，它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神体现。国家的自信，表现在国民具有超强的凝聚力，而不是天天纠缠在对社会丑陋现象的不满和怨气中；国民的自信，表现在个人的权益获得充分的维护和保障，而不是日日纠葛在怨声载道的焦虑与无望中。若非如此，再庞大的经济体也凝聚不起国民的信心，再多的教育机构也提升不了国民的素质，再强的军事实力也增强不了国民的自信，再先进的科技也与国民无关，再强大的政府也只是与国民同床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