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９５８年８月至１０月，国共双方进行了一次隔海军事较量，史称“金门炮战”。金门炮战期间，台湾方面专门派遣了特工秘密到大陆搜集军事情报。本文披露的就是当时一名潜伏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女特工的自尽案件。
　　
　　一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一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到上海市公安局反映情况：当天上午１１时，其妻在里弄传呼电话间，接到了一个差点使她昏过去的电话——他们９年前随同国民党情报机构一起撤往台湾的女儿薛鸣琴，打电话给母亲，说：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今生今世已经没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现的可能了，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体；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实学谋生。
　　薛鸣琴是薛钟铭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孩子，１９２５年出生于上海，自幼聪颖。薛家祖上以经商为业，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鸣琴培养到了高中毕业，那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薛家夫妇的意愿是把这个在家族中出类拔萃的女儿送进大学，但薛鸣琴本人不愿意。她经人介绍，进入当时由军统局改名的“国防部保密局”，当了一名特工。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薛鸣琴忽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别，说她奉命撤往台湾。
　　跟父母道别以后，薛鸣琴再也没有跟家里通过音信，时隔９年之后，她竟然会以电话方式跟家人联系。公安方面听了薛钟铭的反映，时任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当即下令：立即进行调查。
　　便衣警察找到管传呼电话间的阿姨，了解接到这个电话时的情况。阿姨说，那是一个嗓音有点沙哑的女人，要求叫薛钟铭家人听电话，似乎还听到听筒里传来一个上海男子的叫声：阿三头，快！１５路来了。便衣警察分析，薛这个电话应该是在上海打的。市公安局马上组建专案小组，进行侦查。
　　便衣警察分头前往１５路电车沿线的车站查找公用电话亭，发现在１５路常熟路车站四周的弄堂口有个公用电话间，但因前来打电话的人太多，守电话的阿姨无法对调查的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这一线索断了。
　　便衣警察又对全市的饭店、宾馆、旅社进行紧急清查，仍没发现薛的线索。同时，专案组对薛钟铭家实施秘密监控，然而，两天过去了，薛鸣琴没有出现，也没有第二个电话打来。
　　
　　二
　　
　　第三天，有人在上海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者３０多岁，微胖，上身穿着浅蓝色的薄灯芯绒外套，下身穿着米黄色卡其布裤子；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物品。女尸被打捞起来后放在岸边不远处的一个草棚里，由警察和民兵看管。
　　中午时分，上海市公安局的法医赶到现场。经解剖认定：死者年龄在３２岁到３７岁；没有生育史，生前营养良好，非体力劳动者；死因系溺水；死亡时间大约在３６小时之前，无搏斗痕迹。公安局据此认为，该女是投水自杀。当时，上海郊区还没有火葬场，当地有关部门出面临时制作了一口白皮木棺，将尸体入殓，在近处挖了个深坑埋掉。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四周执行秘密监视任务的便衣警察发现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这份包裹单很快转到专案组。包裹是从闸北区一家邮局寄出的，寄件地址写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钟铭给薛鸣琴起的小名），寄出时间是两天前的上午。
　　便衣警察前往邮局取包裹时，特地请了一名爆破专家对该包裹进行严密检查，在确认包裹里没有爆炸物之后才当场打开。包裹内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５件，两块高级毛料，两盒巧克力，两盒饼干，１０瓶鱼肝油丸。在一件男式外套的口袋里，装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有１００斤全国粮票、５００元人民币和一封信。
　　信是薛鸣琴写给薛家夫妇的，用的是繁体字，只有短短几十字——这是一份绝命书。信中说，她奉命从台湾赴大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因无法完成“难以返回台北”，不得不选择自尽，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经鉴定，包裹里所有衣服、食品、药品都是上海产品，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也是真品。但专案组此时还难以确定薛鸣琴是否真的自杀了——作为一名特工，玩玩“金蝉脱壳”之类的把戏是小意思。必须见到尸体，才能确认其已经自杀，于是，联想到郊区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当地公安局布置将刚刚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来。经薛钟铭夫妇辨认，确认死者就是其女儿。
　　然而，薛鸣琴是如何潜入上海的？潜入后又从事了哪些特务活动？唯一的线索就是薛鸣琴寄出包裹的那个邮局。侦查人员前往闸北区，找到该邮局接收薛交寄包裹时的当班营业员，但营业员无论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来了。
　　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分析后认为，薛鸣琴是一个受过专门培训的特务，潜入上海后，肯定时时处处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不大可能拿着偌大体积的一个包裹招摇过市，所以，她应该住在该邮局的四周。专案组立即组织人力对该邮局四周所有饭店、宾馆、旅社前一段日子入住的旅客登记资料进行调查，还通过派出所向各街道、里弄的居民了解情况。在这些饭店、宾馆、旅社里均没有发现与薛有关的线索，但辖区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却获得一条信息，有一个名叫宋寄萍的人接待过与薛相似的女子。
　　宋寄萍，女，３５岁，已婚，军人家属，其夫系解放军营级军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技术员，与一女一子以及婆婆一起生活。１９５８年９月上旬，宋家来了一个说上海话的青年妇女，在她家住了８天后不知去向。
　　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市民家里来了客人需要过夜或居住３天以上的，必须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宋寄萍也拿了客人出示的户口簿、工作证到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住在本市长宁区延安西路。申报的理由是因为家里修理住房，所以到老同学家来寄住一周左右时间。
　　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根据申报临时户口时的登记资料，分别向长宁区和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打了电话，两边都答称，没有“薛倚倩”其人。随即，警车开往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专案组依法传讯了宋寄萍。
　　
　　三
　　
　　宋寄萍一头雾水地进了公安局，便衣警察向她讲明了薛鸣琴的情况后，她才大惊失色，哭起来。
　　宋寄萍陈述道：薛鸣琴原是宋寄萍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两人分别考取了两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还是要碰头一两次。在此之前，她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４９年初春，那是几个老同学聚会，薛鸣琴那天穿旗袍，还说自己在银行工作。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９月２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刚刚回到家，薛鸣琴忽然登门。薛鸣琴先向宋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己在何处工作，又讲了这次找上门来的缘由。考虑到是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宋同意她暂住在自己家里。薛鸣琴当时就主动提出要去报临时户口，但时间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陪着去了派出所。
　　报过临时户口之后，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时，薛鸣琴一般都在家里。每天晚上，薛鸣琴总喜欢拿着一张上海市地图，边看边作长时间的沉思。宋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问。９月１１日上午，薛鸣琴向她告辞。临走时还留下５０元钱，说是作为她的房钱和饭钱。钱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当时宋上班不在家。
　　随即，侦查人员去宋家进行搜查，但只找到了那张上海市地图。地图上留下了一些用铅笔勾画过，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迹。经仔细辨认，这些地方大都靠近铁路和港口。
　　专案组联想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金门炮战，初步判定薛鸣琴潜入上海与此事有关。当时，金门炮战所需的物资、器械，许多都是从上海或者经上海中转再由海路和铁路向福建方面输送的。由于上海方面防范森严，薛没有下手的机会，而她又奉了台湾情报机关的死命令，完不成任务，无法回台，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得选择自杀。
　　假如上述推断属实，那么薛鸣琴就不可能是空着双手潜入上海的，她肯定携带了特工器材。据宋寄萍回忆，薛鸣琴去她家时，的确带了一个中型旅行箱。现在她自杀了，那个箱子到哪里去了呢？便衣警察分析认为，很有可能被薛鸣琴携至自杀地点，沉入河底了。
　　他们随即二赴郊区，会同县公安局一起在事发地点进行深入调查。果然，在距薛鸣琴浮尸大约一里半的地方，打捞人员捞起一个旅行箱。箱子里，有两台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一台只要稍加改装就可以用于收发报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几个经过伪装的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等性能的仪器。
　　至此，这一案件结束。
　　
　　编辑／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