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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年至今,电视问政由单向度的官员陈述发展为地方治理检验平台,由零星尝试发展为争先恐后的地方创新。如今,电视问政的规格更高、导向更明确、议题更聚焦,模式也更为多元。按其风格可分为三种:以暴露问题为主、火爆犀利的公众问责式;侧重“沟通官民”、温和理性的圆桌会议式;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模式。
10余年来,电视问政在赚取公众关注,获得官方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情况,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改进。
运作流程如何完善
改革管理流程。目前,问政主体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差。问政主体当属公众无疑,但在一些地方,掌握问政节奏力度的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在素材搜集、短片剪辑、现场追问等各环节中,难以做到既具有高度群众代表性,又不带个人主观感情。因此,应强化问政主体的代表性,保证组织机构人员的独立性。
问政前,曝光问题短片的范围选定和素材搜集应采取随机过程,暗访和短片的制作、剪辑应有第三方评估部门监督。问政中,应设立规范守则并通过系列手段保证电视台、主持人和嘉宾客观中立。专家学者建议要务实,点到根源。问政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官员问责、整改情况、承诺兑现等的通报力度,在不同媒介设立动态更新的通报平台,为群众和媒体监督提供行动空间。
拓展问政对象。目前,一些地方问政客体的涵盖范围相对单薄,对象过多集中于单位一把手。但是,公众感知往往更贴近于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群众反映的也多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问题。因此,问政对象应既包括一把手,也包括具體执行的中层干部,更包括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不清等体制障碍。
要将当前以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对象,向上拓展到地区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向下定位到相关议题的职能实务操作者(不同单位的中基层业务干部),提高问政的务实性、针对性。同时,将体制机制性问题交由专业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科学问责处理。问政评价落实机制还有待深化。不少地方的问政开始出现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情况,更有一些地方的问政沦为展示政绩的秀场。关于问政中整改承诺落实情况,公众仅能通过媒体获取零星静态信息,尚无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实时发布平台。
要分类推进问责落实,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属于一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精确问政,问责单位和个人;属于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集体问政,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属于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就整体问政,对深化改革提出建议。同时,应建立整改情况的实时通报信息平台。
将电视问政拓展为“公众问政”
当前,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没有内嵌的刚性制度属性,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应拓展问政形式,将其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等,辅之以志愿者、专家、群众团体、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问政体系。
可结合当前推动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重点通过全媒体、大数量、长时期的问政实践,不断培养、锻炼公众参政议政的习惯,造就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长此以往,任何轻易改变、弱化或取消问政的举动,都会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和民意反弹。此外,公众问政的力量会自行延伸,遏制问政作秀、力度不足、承诺落空等问题。
电视问政,电视的作用在于传播,“问政”才是根本,而其精髓在于官民互动。可以期待,电视问政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真刀真枪公开接受考问、灵敏贴近回应民众。
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保持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如此,将会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余年来,电视问政在赚取公众关注,获得官方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情况,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改进。
运作流程如何完善
改革管理流程。目前,问政主体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差。问政主体当属公众无疑,但在一些地方,掌握问政节奏力度的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在素材搜集、短片剪辑、现场追问等各环节中,难以做到既具有高度群众代表性,又不带个人主观感情。因此,应强化问政主体的代表性,保证组织机构人员的独立性。
问政前,曝光问题短片的范围选定和素材搜集应采取随机过程,暗访和短片的制作、剪辑应有第三方评估部门监督。问政中,应设立规范守则并通过系列手段保证电视台、主持人和嘉宾客观中立。专家学者建议要务实,点到根源。问政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官员问责、整改情况、承诺兑现等的通报力度,在不同媒介设立动态更新的通报平台,为群众和媒体监督提供行动空间。
拓展问政对象。目前,一些地方问政客体的涵盖范围相对单薄,对象过多集中于单位一把手。但是,公众感知往往更贴近于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群众反映的也多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问题。因此,问政对象应既包括一把手,也包括具體执行的中层干部,更包括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不清等体制障碍。
要将当前以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对象,向上拓展到地区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向下定位到相关议题的职能实务操作者(不同单位的中基层业务干部),提高问政的务实性、针对性。同时,将体制机制性问题交由专业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科学问责处理。问政评价落实机制还有待深化。不少地方的问政开始出现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情况,更有一些地方的问政沦为展示政绩的秀场。关于问政中整改承诺落实情况,公众仅能通过媒体获取零星静态信息,尚无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实时发布平台。
要分类推进问责落实,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属于一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精确问政,问责单位和个人;属于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集体问政,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属于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就整体问政,对深化改革提出建议。同时,应建立整改情况的实时通报信息平台。
将电视问政拓展为“公众问政”
当前,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没有内嵌的刚性制度属性,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应拓展问政形式,将其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等,辅之以志愿者、专家、群众团体、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问政体系。
可结合当前推动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重点通过全媒体、大数量、长时期的问政实践,不断培养、锻炼公众参政议政的习惯,造就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长此以往,任何轻易改变、弱化或取消问政的举动,都会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和民意反弹。此外,公众问政的力量会自行延伸,遏制问政作秀、力度不足、承诺落空等问题。
电视问政,电视的作用在于传播,“问政”才是根本,而其精髓在于官民互动。可以期待,电视问政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真刀真枪公开接受考问、灵敏贴近回应民众。
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保持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如此,将会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