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抄写员巴特比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抄写员巴特比尔的孤独的形象,表现了人的孤独的生存境地。他与篇中的其他的异化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从异化理论入手来解读其独立的、自由的、反抗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形象塑造。
关键词: 巴特比尔 异化 孤独 自由 自我
《抄写员巴特比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虽然篇幅上无法与其代表作《白鯨》相提并论,但是这部作品一样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它写出了人的生存处境——孤独。巴特比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孤独似乎难以理解,但仔细读来却是耐人寻味的,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人性的光辉。
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巴特比尔应征来做抄写员,他被安排在一个狭小的角落,整天埋头抄写,从不离开半步。一开始他除了做好份内的事,其他一切要他做的事,他都会很坚定地拒绝。过些天他连抄写的工作也不做了,只是站在那发呆。最后他因为不肯从办公室搬走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中绝食而死。本文试从异化理论入手,结合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来解读主人公,从他的孤独、沉默、言语和行动中看出其独特的个人的存在,体会作者具有悲壮意味的人物形象塑造。
自我的确立总是通过他者来完成的,要了解巴特比尔,我们可以从分析他的同事入手,只有在对比和差异中才能看出彼此的不同。陈新认为:“他的三个同事,恰好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人。”[1]这相当具有象征意义,作者也许是刻意所为,这样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形象。老的诨名“火鸡”,嗜酒如命,酒是他生活的唯一乐趣。他上午辛勤地工作就是为了能得到这份享受。那位青年人诨名“钳子”,二十五岁,穿着打扮得像位绅士。他不安现状,一心想着往上爬,踏入上流社会,工作中总是越俎代庖,做一些不属于自己份内的事。而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诨名“姜饼”。赶马车的父亲为了他将来能有个好的前程将他送来做学徒打杂。其实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将他们解读为人生的三个阶段:年少时本应进学接受教育,迫于生计而过早地进入社会,而渐渐地被社会所同化;为了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而苦心经营,但是真正成功的是少之又少;最后也许只能变成“火鸡”那样,失去了斗志,在酒醉中了此一生。他们的一生就是一部机器,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运转,他们的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追求地位的工具,或是被作为未来生活的筹码。他们的生活都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而不自知,他们的人性已经深深地被压抑,他们的灵魂已经被扭曲。他们是被异化的人,处于麻木的状态,浑浑噩噩终其一生,着实可悲。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的异化是其中两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个体,而且是自觉的族类存在,是人类,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异化劳动颠倒了类和个体的关系,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同时“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人的本质的异化我们可以从对上面三个人的分析得到验证。至于“人与人的异化”的异化,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的律师与雇员的关系中很清楚地得出,律师之所以能够忍受嗜酒如命的“火鸡”只干半天的活,是因为他上午干活迅速,能够做好大量的工作。虽然“钳子”有一系列奇怪的举动,但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写得一手好字。而当巴特比尔拒绝再抄写时,律师认为巴特比尔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让他马上离开,在这里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这部作品创作于19世纪中叶,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这部作品中的老中青三个雇员的形象是被资本主义机器运转下人的异化的代表。而异化一直以来是许多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最根本的概括。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认为:“在异化的状况下,人不是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是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生活的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3]弗罗姆所说的异化是人的一种“体验”,即精神和心理的过程,这种“体验”失去了主体的主动性,主体觉得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赖于自己以外的力量,而这种外部力量正是自己的行动与结果产生的,于是,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而是相反,为自己的行动所主宰、支配,他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却一无所知,而甘之如饴。“火鸡”生存的目的就是能每天喝到酒,“钳子”只是为了得到名利,而“姜饼”只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齐美尔(1858—1918),认为:“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越来成为控制人的手段,人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失去了自由和自我。”[4]这是对他们的最为精确的概括。
而与此相反的是巴特比尔,他拒绝做他那份机械性的重复的工作。他对周围的事情漠不关心,他的脸上总是呈现出异常的平静,没有任何外物能给他的心灵掀起任何的波动,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深刻关注使他的内心的世界变得丰富而深刻,敢于面对社会世俗的一切挑战。他对老板要求帮忙的话置之不理,镇定自若,总是给予坚定的回答:“我不想干。”这句话显得格外的短促而有力。他也从来不作任何的解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与其他的人是来自两个世界的,彼此无法沟通、无法互相理解。
巴特比尔孤独的形象是独立的、自由的、反抗的,更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是合群的动物。但是每个人都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又孤独地离去的。其实,孤独也应该是人的特性,人是需要独处的。周国平认为,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外来的印象才来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5]孤独是保持自我所必须的,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中,才能与内心进行交谈,这样才不会盲目服从外界,这样每个人才是独立的、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巴特比尔显得那样的孤独,特立独行,让人难以理解。他的孤独彰显了人的独立,在独立中坚持了自我,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想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拒绝被社会异化,坚守自己的精神阵地。
康德对独立的坚持是绝对的,他宣称:“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一个人必须顺从另一个人的意志。”[6]他的孤独是他存在的鲜明标识,其他人一眼就能看出,并将其视之为异类,因为他不具备群体的特征,不想也不愿加入群体,跟他们融合,而成为群众的一员。故事一开头叙述者就用一句话话概括了巴特比尔:“他是我所见过的、所听到的最奇怪的人。”那也就意味着巴特比尔与别人是格格不入、旗帜鲜明的,与那些异化的过着机械生活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特比尔的孤独在显示他独特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他是自由的,因为他从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他做他不愿做的事,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凡能够忍受孤独的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强者。因为他不用考虑外界的任何因素,坚持己见。他可以无所畏惧,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宁愿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存自我,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的彻底的反抗。生命是自己的,有权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死,就在这不屈的抗争中我们看到了人的精神的独立性,也看到了人作为个体的力量、人的尊严,带给读者的是发自内心的震撼:人是伟大的、自由的,人竟然能这样生活和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
欧洲“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在他的《人民公敌》里塑造了一个叫斯多克芒的医生,他正直、勇敢、热爱真理。他发现城里的温泉浴场含有危险的传染病毒,便提出暂时关闭浴场进行改建的建议,却遭到了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当局和小业主们的激烈反对,其他不明真相的人自然响应政府的号召,滚滚的洪流面前医生成了人民的公敌。他单枪匹马,结果一败涂地。可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夏明钊写道:“孤独,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得蔑视习俗、蔑视通常的信念、蔑视舆论;这就造成了孤独中的强者,或者说是强者的孤独。”[7]孤独中蕴涵了对生命的肯定,死亡虽然是生命的否定,但是巴特比尔的死亡是为了保存自我,他不愿成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在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就保持了生命的多样性,而不是成为“机器”中的一员,他宁愿死,也不愿放弃自我,“同流合污”。
这个孤独的形象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文人中踽踽独行的身影。屈原是孤独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孤独是悲凉的,但又是崇高的,“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其实他的《离骚》也是他孤独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控诉。孤独确实给人以力量,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自己不淹没于世俗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有勇气面对这孤独的困境,其实这困境也是一种人生财富。如果屈原不是被流放,可能也不会有荡气回肠的《离骚》。孤独者虽然不容于世,但是给后人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子昂的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是作者对孤独的深切体验,才为历史留下了千古传唱的佳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的孤独的身影是一种美,在于不流于世俗,有一颗孤傲的心,有一种空谷幽兰的独特的美。
总之,孤独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它是自我的、独特的。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我们从巴特比尔身上真正看到了人的存在,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反抗。就像小说结尾所说:“啊,巴特比尔,啊,人性!”
参考文献:
[1]陈新.英美名家短篇小说精品赏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2004-9-6).2006-11-16.
[4]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周国平.周国平哲理美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6]安东尼·斯托尔著.张嘤嘤译.孤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7]夏明钊.孤独这滋味[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关键词: 巴特比尔 异化 孤独 自由 自我
《抄写员巴特比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虽然篇幅上无法与其代表作《白鯨》相提并论,但是这部作品一样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它写出了人的生存处境——孤独。巴特比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孤独似乎难以理解,但仔细读来却是耐人寻味的,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人性的光辉。
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巴特比尔应征来做抄写员,他被安排在一个狭小的角落,整天埋头抄写,从不离开半步。一开始他除了做好份内的事,其他一切要他做的事,他都会很坚定地拒绝。过些天他连抄写的工作也不做了,只是站在那发呆。最后他因为不肯从办公室搬走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中绝食而死。本文试从异化理论入手,结合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来解读主人公,从他的孤独、沉默、言语和行动中看出其独特的个人的存在,体会作者具有悲壮意味的人物形象塑造。
自我的确立总是通过他者来完成的,要了解巴特比尔,我们可以从分析他的同事入手,只有在对比和差异中才能看出彼此的不同。陈新认为:“他的三个同事,恰好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人。”[1]这相当具有象征意义,作者也许是刻意所为,这样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形象。老的诨名“火鸡”,嗜酒如命,酒是他生活的唯一乐趣。他上午辛勤地工作就是为了能得到这份享受。那位青年人诨名“钳子”,二十五岁,穿着打扮得像位绅士。他不安现状,一心想着往上爬,踏入上流社会,工作中总是越俎代庖,做一些不属于自己份内的事。而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诨名“姜饼”。赶马车的父亲为了他将来能有个好的前程将他送来做学徒打杂。其实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将他们解读为人生的三个阶段:年少时本应进学接受教育,迫于生计而过早地进入社会,而渐渐地被社会所同化;为了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而苦心经营,但是真正成功的是少之又少;最后也许只能变成“火鸡”那样,失去了斗志,在酒醉中了此一生。他们的一生就是一部机器,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运转,他们的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追求地位的工具,或是被作为未来生活的筹码。他们的生活都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而不自知,他们的人性已经深深地被压抑,他们的灵魂已经被扭曲。他们是被异化的人,处于麻木的状态,浑浑噩噩终其一生,着实可悲。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的异化是其中两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个体,而且是自觉的族类存在,是人类,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异化劳动颠倒了类和个体的关系,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同时“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人的本质的异化我们可以从对上面三个人的分析得到验证。至于“人与人的异化”的异化,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的律师与雇员的关系中很清楚地得出,律师之所以能够忍受嗜酒如命的“火鸡”只干半天的活,是因为他上午干活迅速,能够做好大量的工作。虽然“钳子”有一系列奇怪的举动,但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写得一手好字。而当巴特比尔拒绝再抄写时,律师认为巴特比尔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让他马上离开,在这里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这部作品创作于19世纪中叶,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这部作品中的老中青三个雇员的形象是被资本主义机器运转下人的异化的代表。而异化一直以来是许多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最根本的概括。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认为:“在异化的状况下,人不是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是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生活的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3]弗罗姆所说的异化是人的一种“体验”,即精神和心理的过程,这种“体验”失去了主体的主动性,主体觉得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赖于自己以外的力量,而这种外部力量正是自己的行动与结果产生的,于是,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而是相反,为自己的行动所主宰、支配,他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却一无所知,而甘之如饴。“火鸡”生存的目的就是能每天喝到酒,“钳子”只是为了得到名利,而“姜饼”只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齐美尔(1858—1918),认为:“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越来成为控制人的手段,人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失去了自由和自我。”[4]这是对他们的最为精确的概括。
而与此相反的是巴特比尔,他拒绝做他那份机械性的重复的工作。他对周围的事情漠不关心,他的脸上总是呈现出异常的平静,没有任何外物能给他的心灵掀起任何的波动,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深刻关注使他的内心的世界变得丰富而深刻,敢于面对社会世俗的一切挑战。他对老板要求帮忙的话置之不理,镇定自若,总是给予坚定的回答:“我不想干。”这句话显得格外的短促而有力。他也从来不作任何的解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与其他的人是来自两个世界的,彼此无法沟通、无法互相理解。
巴特比尔孤独的形象是独立的、自由的、反抗的,更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是合群的动物。但是每个人都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又孤独地离去的。其实,孤独也应该是人的特性,人是需要独处的。周国平认为,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所以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外来的印象才来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5]孤独是保持自我所必须的,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中,才能与内心进行交谈,这样才不会盲目服从外界,这样每个人才是独立的、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巴特比尔显得那样的孤独,特立独行,让人难以理解。他的孤独彰显了人的独立,在独立中坚持了自我,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想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拒绝被社会异化,坚守自己的精神阵地。
康德对独立的坚持是绝对的,他宣称:“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一个人必须顺从另一个人的意志。”[6]他的孤独是他存在的鲜明标识,其他人一眼就能看出,并将其视之为异类,因为他不具备群体的特征,不想也不愿加入群体,跟他们融合,而成为群众的一员。故事一开头叙述者就用一句话话概括了巴特比尔:“他是我所见过的、所听到的最奇怪的人。”那也就意味着巴特比尔与别人是格格不入、旗帜鲜明的,与那些异化的过着机械生活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特比尔的孤独在显示他独特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他是自由的,因为他从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他做他不愿做的事,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凡能够忍受孤独的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强者。因为他不用考虑外界的任何因素,坚持己见。他可以无所畏惧,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宁愿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存自我,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的彻底的反抗。生命是自己的,有权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死,就在这不屈的抗争中我们看到了人的精神的独立性,也看到了人作为个体的力量、人的尊严,带给读者的是发自内心的震撼:人是伟大的、自由的,人竟然能这样生活和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
欧洲“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在他的《人民公敌》里塑造了一个叫斯多克芒的医生,他正直、勇敢、热爱真理。他发现城里的温泉浴场含有危险的传染病毒,便提出暂时关闭浴场进行改建的建议,却遭到了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当局和小业主们的激烈反对,其他不明真相的人自然响应政府的号召,滚滚的洪流面前医生成了人民的公敌。他单枪匹马,结果一败涂地。可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夏明钊写道:“孤独,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得蔑视习俗、蔑视通常的信念、蔑视舆论;这就造成了孤独中的强者,或者说是强者的孤独。”[7]孤独中蕴涵了对生命的肯定,死亡虽然是生命的否定,但是巴特比尔的死亡是为了保存自我,他不愿成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在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就保持了生命的多样性,而不是成为“机器”中的一员,他宁愿死,也不愿放弃自我,“同流合污”。
这个孤独的形象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文人中踽踽独行的身影。屈原是孤独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孤独是悲凉的,但又是崇高的,“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其实他的《离骚》也是他孤独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控诉。孤独确实给人以力量,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自己不淹没于世俗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有勇气面对这孤独的困境,其实这困境也是一种人生财富。如果屈原不是被流放,可能也不会有荡气回肠的《离骚》。孤独者虽然不容于世,但是给后人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子昂的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是作者对孤独的深切体验,才为历史留下了千古传唱的佳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的孤独的身影是一种美,在于不流于世俗,有一颗孤傲的心,有一种空谷幽兰的独特的美。
总之,孤独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它是自我的、独特的。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我们从巴特比尔身上真正看到了人的存在,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反抗。就像小说结尾所说:“啊,巴特比尔,啊,人性!”
参考文献:
[1]陈新.英美名家短篇小说精品赏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王元.弗罗姆“人性异化论”探析(2004-9-6).2006-11-16
[4]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周国平.周国平哲理美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6]安东尼·斯托尔著.张嘤嘤译.孤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7]夏明钊.孤独这滋味[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