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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这年纪，新人越来越不熟悉了，熟人又一个个凋零了，剩下就是越来越多的故人故事，让我久久地停留在回忆之中……
老顽童“高老头”
高式熊，大家都尊称他“高老”，他确实老了，98岁了。也有更多人称他“高老头”，他一点不生气，一生如此。他96岁以前还活跃在社会的各种舞台上，这确实不多见。
我四五十年前就与他熟识，他长了一副西方人的面孔，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式的士大夫。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满脸笑容，这也构成了他标准的笑容，几十年没有变化，最最擅长的是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篆刻。他很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从事的工作是高档的，他精通印泥制作，擅长书法理论，优于篆刻艺术，他还会修钢笔、手表、收音机……他的情趣是广泛的，多才多艺，最出色的当然是书法篆刻。
尽管高老没有一点学历，但荣获中国文联与书协颁发的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成父子同为文史馆员的佳话。
高式熊先生最大最杰出的一点是毫无艺术家的架子，不追逐名利，人家称他“好好先生”“老克勒”“老顽童”“一代宗师”……自走向市场经济后，什么都成了商品，一切均以钱为标准，一幅画以尺计，动辄数万一尺，一个字，甚至也以万元计，有的“艺术家”为了自抬身价，水平三流四流，然而也自标“天价”……人与人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人情友谊荡然无存。但高先生却是另类，他是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的书法与篆刻是货币，而坚守自己文化阵地，弘扬传统，只要索求，他都乐于相赠。有时参加活动，求字者排了长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当领导的，有一般群众的，他是有求必应，有教无类……他认为他送给大家的不是钱，而是文化，是传统。所以，他的书法在社会上流传太广，尽管他的作品水平很高，但“价格”不高了。他的作品以小篆与楷书为多，鲜少行草，故都是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出来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翁，这样战战兢兢地一笔一画作书，近之于“痴”，多么让人不忍，但他嗜之如饴。
我认识高老先生时他落魄在当工人，我落魄当民办小学教师，但我们的兴趣爱好那么一致，那么投趣，俩个“落难公子”，聚在一起无话不谈，这种快活，今日难觅。我称他“高先生”，他称我“章先生”，当时很少有人称呼“先生”，这大概表示高贵又显没落，人说“先生先生，长衫破褂”，我的工资十多年保持36元，他也多不了多少。我多次到他家中造访，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堆了许许多多杂物，推开抽屉，放满各式旧钢笔、破相机……这么狭小的地方却诞生了一个书法艺术家，真如《圣经》所说：“马棚里没有灯。”这样的地方注定要出圣人。他的兴趣与爱好非常广泛，但唯有书法篆刻是他最爱。他功底很深，又勤奋，水平一流，若在专业单位，高级职称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他没有学历，始终是“白丁”。我曾请他为我治一枚名章，一方闲章，他亲选了两方上好寿山，为我治了“章念驰印”与“后死之责”两印，刻得好极了，后来被收录到他出版的印谱之中，但他却没有收我一毛钱，我想表达谢意，他坚持不取！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没有任何学历与职称的“白丁”，竟获全国“终身成就奖”，实在是让人感到感动与羡慕，这是实至名归，因为像他这样德艺双馨，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饱学之士”和“大师”们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他如此淡薄名利，是不是也应多多宣传一番？他这种“傻子”精神是不是也应多提倡一点？他如此敬业，说“搞艺术的人最后倒在自己最钟爱的舞台，是福报”，这句朴实的话印证了他的一生，这才是时代的英雄。
高老写的是标准的楷书，字如其人，工整洒脱，没有一点花巧，称他为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我最尊敬他的是他的学术功底，写字作篆字字合六法，没有一个错别字，恪守了传统书法规则。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法篆刻只讲“艺术”，不讲“规则”，某些书法篆刻“大家”，写十个字都会有两三个错别字，任意造字，悖得不知哪里去了。呜呼哀哉也！
与钱君匋先生心有灵犀
说到书法篆刻艺术，我不由得想到钱君匋先生。他是老一辈艺术家了，1925年就在浙江艺专当教授了，也是书帧设计前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为茅盾、巴金、鲁迅、郑振铎、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周予同等名家著作设计过书面，先后累计封页装帧达1700多册，名噪一时，而他的音乐、书法、篆刻，更是一项比一项精通。他的书法先师从吴昌硕，后师从赵之谦，融各家之长，成一代大家。他的笔润与治印，价格是不菲的，社会地位也远在高式熊先生之上，他们是两种人。钱先生是有钱有地位的，住在重庆路一幢大房子，当过出版社社长，市政协委员等。他的绘画也很出彩，尤精于梅兰竹菊，是文人画，以清瘦见神，章法布局精练，有一股说不出的清趣。他的治印上溯秦汉玺印，下至晚清诸家精髓，是有继承的，不是一般的篆刻，很多高官名人都以拥有他的刻章为荣，他真是多才多艺。
我不知什么时候认识钱先生的，但他成立“桐乡钱君匋纪念馆”，将他四千多件收藏捐给了家乡，家乡为他盖了纪念馆，他邀我与他同车前往，正式开馆时又邀我参加，也是邀我与他同车前往，一辆小车，就我们两三个人，这样的殊荣，我是很感怀的。我们上天下地乱聊，非常谈得来，我很珍惜。当时我并没有地位，没有钱，只是一般的市政协委员，在社科院工作，他却很提携我，送给我一大幅书法作品，以他最擅长的汉隶，抄录了温庭筠的名诗《过陈琳墓》中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我将这幅作品挂在家中多年，欣赏着它的艺术魅力，更玩味着诗的内容，这不正是写了我们这几代人的遭遇吗？我们彼此心有灵犀的。我从来没有向钱先生乞求过印章，他却主动为我治了三对印章，都是我的名字章，共六枚，刻了三种不同风格，装在三个精致的印盒中，卻没有向我要过一毛钱！连印章石也没有向我要过钱！他姓钱，也要钱，但没有要过我一毛钱，我不是权贵，也不是阔老，更不是美女，说明他并不看重钱，仍把情谊看得高过钱。试问今日还有此辈君子否？ 有一次他上我家来，正好看到我女儿在临帖，写的是大字，每字盈尺，他看了很高兴，大赞有气魄，他说写字应从写大字着手，才能写好。可惜我女儿没有坚持下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始，给活人也造起纪念馆，大概是从钱君匋纪念馆始吧！但钱先生的纪念馆收藏着四千多件他的字画、篆刻、艺术收藏，都是货真价实，许多是一级藏品、够得上纪念资格的珍品，而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艺术品”，滥竽充数、欺世盗名，俨然也是×××纪念馆充斥于世。我的家乡杭州为我先祖父建了“太炎先生纪念馆”，我们捐了文物八千多件，件件货真价实，价值不菲，如果我们留下几件，我们今日不成亿万富翁了，这种事是不可以以假充好，欺世盗名的。
祖父太炎先生的知交好友沙孟海
说到书画篆刻，就不能不说沙孟海先生，他是书法界的泰斗。他是我见过的书法家中字可以一个个竖起来看的，在这之后可以传世的，有品性的，只有周慧珺先生的作品了，但他俩的学问又不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沙孟海先生是一个有学历有经历的人。他也是从治小学入手，有根底的，他许多论文就是发表在我祖父太炎先生创办的《华国月刊》上，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后沙孟海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都任过职，蒋介石曾请他编纂《武岭蒋氏宗谱》，是相当看得起沙先生的学问人品的。解放后沙孟海先生在文管会、博物馆、西泠印社、中国书协都任过领导，也在一些大学兼任教授，但他笔耕篆刻从没有停止过。杭州乃至浙江许多招牌出于他手，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特色，这种巍巍独特的“沙体”，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沙先生治学最早精工小楷，这真叫蝇头楷书，整齐工正。那时他指导他弟弟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学书法，也是从小楷着手。陈修良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说沙孟海要她当书法家，认为她有这天分，但她走了革命家的道路。陈修良晚年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我跟她成了同事。有一年院里办了一个员工书画展，她以一幅二十多岁时书写的书法立轴参加了比赛，我将自己一幅在歷史研究所前的油画棒写生——《历史所前的老银杏》参加了比赛。社科院内擅长书画的人还真不少，但书法非陈修良莫属，她二十多岁的小楷，才气十足，所以得了第一名。我的写生获西画第一名。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我是少数了解陈修良这一段历史的人。
沙先生后来弃小楷，改写大字，弃工整而为奔放，特别讲究字的“体势”与“气势”，改正楷为行草，始作擘窠大字，愈写愈坚，善用侧锋，线条厚朴，将帖学与碑派相结合，达到信手拈来，炉火纯青，每个字立得牢，站得住，他写的一个“龙”字，厚实大气，无人能及。启功先生称他“笔与笔，字与字之间，亲密而无隔阂，茂密雄厚”，真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通风”。沙先生到了九十多岁，无论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手不抖，气不喘，这才叫功夫。
沙老比他书法篆刻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为人，一是一生正气，二是诚恳待人。启功先生说，他见沙先生时，未免恭维几句，因为沙老长他十二岁，但沙老每听到恭维，都会说：“你再客气，我不和你做朋友了！”真是率真。启功先生有时即兴写了一点诗，请沙老指正，沙老竟会指出“这句不好”！问他什么地方不好，他竟说“不好就是不好”！这真是少有的中国士人的风格啊！
我家与沙先生是世交，故我常去他家走动，叨扰他老人家真的太多了，从征求他意见为先祖父太炎先生写纪念文章，到为《章太炎全集》题签，为先祖父小篆千字文作序，为先祖父大篆作序（原稿仍为我收藏），为三民书局大厦题词……他总是来者不拒，他太愿为先祖父先生做事了。1954年，先祖父由苏州迁葬杭州南屏山下，他是治丧委员，1981年先祖父墓修复，他作为嘉宾亲往祭奠，当时下了一天一夜雨，他踩着泥泞，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亲自往祭，这年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他就像一座大山，站在人前，笔挺笔挺，声宏如钟，高大巍峨。他的字也如一座座山，是立得起来的！1991年，他九十三岁，在他家乡宁波东钱湖畔成立了“沙孟海书院”，他邀我参加落成典礼，我欣然前往。就在典礼前夜，他与我们见面，他向大家说了许多感谢感恩言语，言不及自己成就。当夜，他洗浴不慎跌伤，就此不起，不久作古。但他在我心里依然是一座不倒的大山。
虽然我们是世交，我为自己只求过一幅字，只开过一次口，因为先祖父留下了一对楠木楹联框，我想放他的作品。他答应了，并依楹联大小写好了，让一个书画出版社的编辑带给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沙老赐我的字，迄今还没有带到！啊，人啊人，为什么人品这么不同？
出世入世之间的赵朴老
论书法艺术，就不能不提到赵朴初先生，人称他“赵朴老”，或“朴老”，以示尊重。他的字娟秀庄重，无人能及，和启功先生是一路风格，但与沙老的字是不同风格。全国寺院匾额，一大半以上是朴老挥毫的，他的字端庄又飘逸，大字厚重秀美，知道什么地方下粗笔什么地方下细笔，有一股禅意，人称他的书法有“颜柳的筋骨，东坡的娟秀”。一句话，我认为他的字是“娟”，但又不媚。
赵朴老早年从事慈善事业，也参加过救亡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居士，参与组织上海佛教协会，他当时是秘书，穿梭于许多名人之间。先祖母告诉我赵朴老与我家交往很深，经常为先祖父办点事，跑跑腿……他的夫人汪棣华，也是居士，都住在静安寺后面的觉园。先祖父对佛学很有研究，一度担任过上海佛教协会会长，想必与朴老是相识的，先祖母与朴老夫人则成了闺密。人称汪棣华为“汪小姐”，她会相面算命，也以这为职业，很有点名气。有一次她见到我们一个熟人，对他说：“你今天要大难临头了！”那人大吃一惊，赶快坐火车回老家，结果他一下火车就被捕了。因为他在老家当过警察局长。有一年我寒假回苏州家中过年，汪小姐来访贺年，先祖母牵了我小手去会见汪小姐，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祖母说：“老太太得罪了，这小孙儿命相不好！”先祖母说：“坦说无妨！”于是她说：“这孩子命中注定，四十岁之前要受苦，所求不应！他要过了四十才会有好运！”这一切我记忆犹新，而且都被她说对了。 与其说赵朴老是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佛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家。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观天识象，实在是有大智慧。他的长相，也有仙气，似笑非笑，眼开眼闭，似听非听，神秘莫测，如同一尊罗汉。
因为我们两家为世交，他视我为后辈，在他北京寓所，他亲教我怎么膜拜，跟我讲解佛经，说只要熟读《金刚经》足矣。我也少不了向他求墨宝，包括为上海华山医院题院名。他夫人陈邦织女士也从来不加干涉，不像上其他有名望人家去，他们的太太都像防贼一样防外面人来“抢劫”。朴老夫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与朴老一起共事了，但她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真不可思议！
有一次我到上海延安西路镇宁路口的佛教会馆去看朴老，那天他没有戴助听器，与我娓娓长谈。我惊讶地问：“能听清楚吗？”他说：“听得清，听得清。我戴助听器，可以装聋作哑，把一切不想听的，当作听不见而已！”啊真是大智慧！无怪他能创作《宽心谣》，“愁也一天，喜也一天”，“不是神仙，胜似神仙”，透彻辩证，有出世之想，有入世之念，进一步与退一步，均天阔地宽。真如星云法师所言，佛教就是人教！朴老亲撰的《佛教常识答问》也是讲了这些朴素的道理。他勉励我的也是首先要我入世，要有所作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中题写了：
“善继先人之志業，大弘家学于来今
一九八九年六月题赠
念驰同志 赵朴初（印章）”
也是勉励人首先要有所作为，但人世难以事事如意，如果不成功，“大也舒坦，小也舒坦”。
启功老独具一格的豁达自谦
既然说到了书法，还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空缺的，那就是启功先生，人称他是中国书坛四老之一，自“文革”之后，他的字风靡全国上下，几乎成了中国的最标准的字体，报纸杂志的文章标题，也常常冠以“启功体”。
我1994年去北京参加“吴承仕百年纪念活动”，住在北师大，这活动似乎也是在北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与启功先生见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后来也到他在小红楼的寓所拜访过他几次。他是一个极客气和礼数很周到的人，家门口虽挂着“拒绝探望”告示，但他还是一再请我们多坐一会。他家中没有多少古董字画，最多的是绒毛玩具，当然还有几个玩具熊猫。他自称是国宝——熊猫而已。这是他标准风格：自嘲，让别人啼笑皆非。我向启公只求过一幅字，即我编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论文手迹选》题签，他写的就是漂亮娟秀的“启体”。
启功先生的字和赵朴初先生很相似，是一路的，但他比赵朴老更放得开。我在北京京西宾馆顶楼大餐厅看到过他一幅巨作，斗大的字，写满整垛墙面，气派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字疏密相间，轻重相交，粗细有织，洒脱秀丽。他的字如放在九宫格中，不是把重心放在字中，而是放在四边，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绘画也与书法相似，从碑帖而来，善绘画山水竹石，完全是文人画。
在启功先生辉煌晚年之前，他的早年乃至中年，曾经历贫寒与坎坷，造就了谦和、幽默、随和、自嘲的性格。以“坚”和“净”来形容他一生，一点也不为过，“坚”乃坚强也，“净”乃清廉也。很多人模仿他的作品，他从不深究，没有整天与人打官司，他还说“他比我写得好！”他认为造赝品者，一定也有自己苦衷。这种同情心，来自他苦寒的经历。他没有给自己搞个什么“纪念馆”，而将自己卖字所得设立了基金会，提携后进。真是高风亮节，无人可比。
他竟给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通，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评平生，谥且陋，自与名，一齐臭。
这是多么豁达自谦的墓志铭，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反让自以为是的人自愧不如。但这一点不影响他的高风亮节。
俱往矣，这五位前辈均已作古，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国家的精神与文化，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才智构成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一生，一个“我”字，书写得正正大大，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祖国。
写于2019年5月19日
（作者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章 洁
老顽童“高老头”
高式熊，大家都尊称他“高老”，他确实老了，98岁了。也有更多人称他“高老头”，他一点不生气，一生如此。他96岁以前还活跃在社会的各种舞台上，这确实不多见。
我四五十年前就与他熟识，他长了一副西方人的面孔，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式的士大夫。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满脸笑容，这也构成了他标准的笑容，几十年没有变化，最最擅长的是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篆刻。他很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从事的工作是高档的，他精通印泥制作，擅长书法理论，优于篆刻艺术，他还会修钢笔、手表、收音机……他的情趣是广泛的，多才多艺，最出色的当然是书法篆刻。
尽管高老没有一点学历，但荣获中国文联与书协颁发的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成父子同为文史馆员的佳话。
高式熊先生最大最杰出的一点是毫无艺术家的架子，不追逐名利，人家称他“好好先生”“老克勒”“老顽童”“一代宗师”……自走向市场经济后，什么都成了商品，一切均以钱为标准，一幅画以尺计，动辄数万一尺，一个字，甚至也以万元计，有的“艺术家”为了自抬身价，水平三流四流，然而也自标“天价”……人与人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人情友谊荡然无存。但高先生却是另类，他是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的书法与篆刻是货币，而坚守自己文化阵地，弘扬传统，只要索求，他都乐于相赠。有时参加活动，求字者排了长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当领导的，有一般群众的，他是有求必应，有教无类……他认为他送给大家的不是钱，而是文化，是传统。所以，他的书法在社会上流传太广，尽管他的作品水平很高，但“价格”不高了。他的作品以小篆与楷书为多，鲜少行草，故都是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出来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翁，这样战战兢兢地一笔一画作书，近之于“痴”，多么让人不忍，但他嗜之如饴。
我认识高老先生时他落魄在当工人，我落魄当民办小学教师，但我们的兴趣爱好那么一致，那么投趣，俩个“落难公子”，聚在一起无话不谈，这种快活，今日难觅。我称他“高先生”，他称我“章先生”，当时很少有人称呼“先生”，这大概表示高贵又显没落，人说“先生先生，长衫破褂”，我的工资十多年保持36元，他也多不了多少。我多次到他家中造访，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堆了许许多多杂物，推开抽屉，放满各式旧钢笔、破相机……这么狭小的地方却诞生了一个书法艺术家，真如《圣经》所说：“马棚里没有灯。”这样的地方注定要出圣人。他的兴趣与爱好非常广泛，但唯有书法篆刻是他最爱。他功底很深，又勤奋，水平一流，若在专业单位，高级职称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他没有学历，始终是“白丁”。我曾请他为我治一枚名章，一方闲章，他亲选了两方上好寿山，为我治了“章念驰印”与“后死之责”两印，刻得好极了，后来被收录到他出版的印谱之中，但他却没有收我一毛钱，我想表达谢意，他坚持不取！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没有任何学历与职称的“白丁”，竟获全国“终身成就奖”，实在是让人感到感动与羡慕，这是实至名归，因为像他这样德艺双馨，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饱学之士”和“大师”们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他如此淡薄名利，是不是也应多多宣传一番？他这种“傻子”精神是不是也应多提倡一点？他如此敬业，说“搞艺术的人最后倒在自己最钟爱的舞台，是福报”，这句朴实的话印证了他的一生，这才是时代的英雄。
高老写的是标准的楷书，字如其人，工整洒脱，没有一点花巧，称他为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我最尊敬他的是他的学术功底，写字作篆字字合六法，没有一个错别字，恪守了传统书法规则。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法篆刻只讲“艺术”，不讲“规则”，某些书法篆刻“大家”，写十个字都会有两三个错别字，任意造字，悖得不知哪里去了。呜呼哀哉也！
与钱君匋先生心有灵犀
说到书法篆刻艺术，我不由得想到钱君匋先生。他是老一辈艺术家了，1925年就在浙江艺专当教授了，也是书帧设计前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为茅盾、巴金、鲁迅、郑振铎、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周予同等名家著作设计过书面，先后累计封页装帧达1700多册，名噪一时，而他的音乐、书法、篆刻，更是一项比一项精通。他的书法先师从吴昌硕，后师从赵之谦，融各家之长，成一代大家。他的笔润与治印，价格是不菲的，社会地位也远在高式熊先生之上，他们是两种人。钱先生是有钱有地位的，住在重庆路一幢大房子，当过出版社社长，市政协委员等。他的绘画也很出彩，尤精于梅兰竹菊，是文人画，以清瘦见神，章法布局精练，有一股说不出的清趣。他的治印上溯秦汉玺印，下至晚清诸家精髓，是有继承的，不是一般的篆刻，很多高官名人都以拥有他的刻章为荣，他真是多才多艺。
我不知什么时候认识钱先生的，但他成立“桐乡钱君匋纪念馆”，将他四千多件收藏捐给了家乡，家乡为他盖了纪念馆，他邀我与他同车前往，正式开馆时又邀我参加，也是邀我与他同车前往，一辆小车，就我们两三个人，这样的殊荣，我是很感怀的。我们上天下地乱聊，非常谈得来，我很珍惜。当时我并没有地位，没有钱，只是一般的市政协委员，在社科院工作，他却很提携我，送给我一大幅书法作品，以他最擅长的汉隶，抄录了温庭筠的名诗《过陈琳墓》中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我将这幅作品挂在家中多年，欣赏着它的艺术魅力，更玩味着诗的内容，这不正是写了我们这几代人的遭遇吗？我们彼此心有灵犀的。我从来没有向钱先生乞求过印章，他却主动为我治了三对印章，都是我的名字章，共六枚，刻了三种不同风格，装在三个精致的印盒中，卻没有向我要过一毛钱！连印章石也没有向我要过钱！他姓钱，也要钱，但没有要过我一毛钱，我不是权贵，也不是阔老，更不是美女，说明他并不看重钱，仍把情谊看得高过钱。试问今日还有此辈君子否？ 有一次他上我家来，正好看到我女儿在临帖，写的是大字，每字盈尺，他看了很高兴，大赞有气魄，他说写字应从写大字着手，才能写好。可惜我女儿没有坚持下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始，给活人也造起纪念馆，大概是从钱君匋纪念馆始吧！但钱先生的纪念馆收藏着四千多件他的字画、篆刻、艺术收藏，都是货真价实，许多是一级藏品、够得上纪念资格的珍品，而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艺术品”，滥竽充数、欺世盗名，俨然也是×××纪念馆充斥于世。我的家乡杭州为我先祖父建了“太炎先生纪念馆”，我们捐了文物八千多件，件件货真价实，价值不菲，如果我们留下几件，我们今日不成亿万富翁了，这种事是不可以以假充好，欺世盗名的。
祖父太炎先生的知交好友沙孟海
说到书画篆刻，就不能不说沙孟海先生，他是书法界的泰斗。他是我见过的书法家中字可以一个个竖起来看的，在这之后可以传世的，有品性的，只有周慧珺先生的作品了，但他俩的学问又不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沙孟海先生是一个有学历有经历的人。他也是从治小学入手，有根底的，他许多论文就是发表在我祖父太炎先生创办的《华国月刊》上，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后沙孟海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都任过职，蒋介石曾请他编纂《武岭蒋氏宗谱》，是相当看得起沙先生的学问人品的。解放后沙孟海先生在文管会、博物馆、西泠印社、中国书协都任过领导，也在一些大学兼任教授，但他笔耕篆刻从没有停止过。杭州乃至浙江许多招牌出于他手，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特色，这种巍巍独特的“沙体”，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沙先生治学最早精工小楷，这真叫蝇头楷书，整齐工正。那时他指导他弟弟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学书法，也是从小楷着手。陈修良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说沙孟海要她当书法家，认为她有这天分，但她走了革命家的道路。陈修良晚年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我跟她成了同事。有一年院里办了一个员工书画展，她以一幅二十多岁时书写的书法立轴参加了比赛，我将自己一幅在歷史研究所前的油画棒写生——《历史所前的老银杏》参加了比赛。社科院内擅长书画的人还真不少，但书法非陈修良莫属，她二十多岁的小楷，才气十足，所以得了第一名。我的写生获西画第一名。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我是少数了解陈修良这一段历史的人。
沙先生后来弃小楷，改写大字，弃工整而为奔放，特别讲究字的“体势”与“气势”，改正楷为行草，始作擘窠大字，愈写愈坚，善用侧锋，线条厚朴，将帖学与碑派相结合，达到信手拈来，炉火纯青，每个字立得牢，站得住，他写的一个“龙”字，厚实大气，无人能及。启功先生称他“笔与笔，字与字之间，亲密而无隔阂，茂密雄厚”，真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通风”。沙先生到了九十多岁，无论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手不抖，气不喘，这才叫功夫。
沙老比他书法篆刻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为人，一是一生正气，二是诚恳待人。启功先生说，他见沙先生时，未免恭维几句，因为沙老长他十二岁，但沙老每听到恭维，都会说：“你再客气，我不和你做朋友了！”真是率真。启功先生有时即兴写了一点诗，请沙老指正，沙老竟会指出“这句不好”！问他什么地方不好，他竟说“不好就是不好”！这真是少有的中国士人的风格啊！
我家与沙先生是世交，故我常去他家走动，叨扰他老人家真的太多了，从征求他意见为先祖父太炎先生写纪念文章，到为《章太炎全集》题签，为先祖父小篆千字文作序，为先祖父大篆作序（原稿仍为我收藏），为三民书局大厦题词……他总是来者不拒，他太愿为先祖父先生做事了。1954年，先祖父由苏州迁葬杭州南屏山下，他是治丧委员，1981年先祖父墓修复，他作为嘉宾亲往祭奠，当时下了一天一夜雨，他踩着泥泞，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亲自往祭，这年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他就像一座大山，站在人前，笔挺笔挺，声宏如钟，高大巍峨。他的字也如一座座山，是立得起来的！1991年，他九十三岁，在他家乡宁波东钱湖畔成立了“沙孟海书院”，他邀我参加落成典礼，我欣然前往。就在典礼前夜，他与我们见面，他向大家说了许多感谢感恩言语，言不及自己成就。当夜，他洗浴不慎跌伤，就此不起，不久作古。但他在我心里依然是一座不倒的大山。
虽然我们是世交，我为自己只求过一幅字，只开过一次口，因为先祖父留下了一对楠木楹联框，我想放他的作品。他答应了，并依楹联大小写好了，让一个书画出版社的编辑带给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沙老赐我的字，迄今还没有带到！啊，人啊人，为什么人品这么不同？
出世入世之间的赵朴老
论书法艺术，就不能不提到赵朴初先生，人称他“赵朴老”，或“朴老”，以示尊重。他的字娟秀庄重，无人能及，和启功先生是一路风格，但与沙老的字是不同风格。全国寺院匾额，一大半以上是朴老挥毫的，他的字端庄又飘逸，大字厚重秀美，知道什么地方下粗笔什么地方下细笔，有一股禅意，人称他的书法有“颜柳的筋骨，东坡的娟秀”。一句话，我认为他的字是“娟”，但又不媚。
赵朴老早年从事慈善事业，也参加过救亡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居士，参与组织上海佛教协会，他当时是秘书，穿梭于许多名人之间。先祖母告诉我赵朴老与我家交往很深，经常为先祖父办点事，跑跑腿……他的夫人汪棣华，也是居士，都住在静安寺后面的觉园。先祖父对佛学很有研究，一度担任过上海佛教协会会长，想必与朴老是相识的，先祖母与朴老夫人则成了闺密。人称汪棣华为“汪小姐”，她会相面算命，也以这为职业，很有点名气。有一次她见到我们一个熟人，对他说：“你今天要大难临头了！”那人大吃一惊，赶快坐火车回老家，结果他一下火车就被捕了。因为他在老家当过警察局长。有一年我寒假回苏州家中过年，汪小姐来访贺年，先祖母牵了我小手去会见汪小姐，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祖母说：“老太太得罪了，这小孙儿命相不好！”先祖母说：“坦说无妨！”于是她说：“这孩子命中注定，四十岁之前要受苦，所求不应！他要过了四十才会有好运！”这一切我记忆犹新，而且都被她说对了。 与其说赵朴老是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佛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家。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观天识象，实在是有大智慧。他的长相，也有仙气，似笑非笑，眼开眼闭，似听非听，神秘莫测，如同一尊罗汉。
因为我们两家为世交，他视我为后辈，在他北京寓所，他亲教我怎么膜拜，跟我讲解佛经，说只要熟读《金刚经》足矣。我也少不了向他求墨宝，包括为上海华山医院题院名。他夫人陈邦织女士也从来不加干涉，不像上其他有名望人家去，他们的太太都像防贼一样防外面人来“抢劫”。朴老夫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与朴老一起共事了，但她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真不可思议！
有一次我到上海延安西路镇宁路口的佛教会馆去看朴老，那天他没有戴助听器，与我娓娓长谈。我惊讶地问：“能听清楚吗？”他说：“听得清，听得清。我戴助听器，可以装聋作哑，把一切不想听的，当作听不见而已！”啊真是大智慧！无怪他能创作《宽心谣》，“愁也一天，喜也一天”，“不是神仙，胜似神仙”，透彻辩证，有出世之想，有入世之念，进一步与退一步，均天阔地宽。真如星云法师所言，佛教就是人教！朴老亲撰的《佛教常识答问》也是讲了这些朴素的道理。他勉励我的也是首先要我入世，要有所作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中题写了：
“善继先人之志業，大弘家学于来今
一九八九年六月题赠
念驰同志 赵朴初（印章）”
也是勉励人首先要有所作为，但人世难以事事如意，如果不成功，“大也舒坦，小也舒坦”。
启功老独具一格的豁达自谦
既然说到了书法，还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空缺的，那就是启功先生，人称他是中国书坛四老之一，自“文革”之后，他的字风靡全国上下，几乎成了中国的最标准的字体，报纸杂志的文章标题，也常常冠以“启功体”。
我1994年去北京参加“吴承仕百年纪念活动”，住在北师大，这活动似乎也是在北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与启功先生见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后来也到他在小红楼的寓所拜访过他几次。他是一个极客气和礼数很周到的人，家门口虽挂着“拒绝探望”告示，但他还是一再请我们多坐一会。他家中没有多少古董字画，最多的是绒毛玩具，当然还有几个玩具熊猫。他自称是国宝——熊猫而已。这是他标准风格：自嘲，让别人啼笑皆非。我向启公只求过一幅字，即我编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论文手迹选》题签，他写的就是漂亮娟秀的“启体”。
启功先生的字和赵朴初先生很相似，是一路的，但他比赵朴老更放得开。我在北京京西宾馆顶楼大餐厅看到过他一幅巨作，斗大的字，写满整垛墙面，气派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字疏密相间，轻重相交，粗细有织，洒脱秀丽。他的字如放在九宫格中，不是把重心放在字中，而是放在四边，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绘画也与书法相似，从碑帖而来，善绘画山水竹石，完全是文人画。
在启功先生辉煌晚年之前，他的早年乃至中年，曾经历贫寒与坎坷，造就了谦和、幽默、随和、自嘲的性格。以“坚”和“净”来形容他一生，一点也不为过，“坚”乃坚强也，“净”乃清廉也。很多人模仿他的作品，他从不深究，没有整天与人打官司，他还说“他比我写得好！”他认为造赝品者，一定也有自己苦衷。这种同情心，来自他苦寒的经历。他没有给自己搞个什么“纪念馆”，而将自己卖字所得设立了基金会，提携后进。真是高风亮节，无人可比。
他竟给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通，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评平生，谥且陋，自与名，一齐臭。
这是多么豁达自谦的墓志铭，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反让自以为是的人自愧不如。但这一点不影响他的高风亮节。
俱往矣，这五位前辈均已作古，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国家的精神与文化，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才智构成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一生，一个“我”字，书写得正正大大，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祖国。
写于2019年5月19日
（作者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