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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这年纪,新人越来越不熟悉了,熟人又一个个凋零了,剩下就是越来越多的故人故事,让我久久地停留在回忆之中……
老顽童“高老头”
高式熊,大家都尊称他“高老”,他确实老了,98岁了。也有更多人称他“高老头”,他一点不生气,一生如此。他96岁以前还活跃在社会的各种舞台上,这确实不多见。
我四五十年前就与他熟识,他长了一副西方人的面孔,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式的士大夫。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满脸笑容,这也构成了他标准的笑容,几十年没有变化,最最擅长的是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篆刻。他很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从事的工作是高档的,他精通印泥制作,擅长书法理论,优于篆刻艺术,他还会修钢笔、手表、收音机……他的情趣是广泛的,多才多艺,最出色的当然是书法篆刻。
尽管高老没有一点学历,但荣获中国文联与书协颁发的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成父子同为文史馆员的佳话。
高式熊先生最大最杰出的一点是毫无艺术家的架子,不追逐名利,人家称他“好好先生”“老克勒”“老顽童”“一代宗师”……自走向市场经济后,什么都成了商品,一切均以钱为标准,一幅画以尺计,动辄数万一尺,一个字,甚至也以万元计,有的“艺术家”为了自抬身价,水平三流四流,然而也自标“天价”……人与人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人情友谊荡然无存。但高先生却是另类,他是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的书法与篆刻是货币,而坚守自己文化阵地,弘扬传统,只要索求,他都乐于相赠。有时参加活动,求字者排了长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当领导的,有一般群众的,他是有求必应,有教无类……他认为他送给大家的不是钱,而是文化,是传统。所以,他的书法在社会上流传太广,尽管他的作品水平很高,但“价格”不高了。他的作品以小篆与楷书为多,鲜少行草,故都是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出来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翁,这样战战兢兢地一笔一画作书,近之于“痴”,多么让人不忍,但他嗜之如饴。
我认识高老先生时他落魄在当工人,我落魄当民办小学教师,但我们的兴趣爱好那么一致,那么投趣,俩个“落难公子”,聚在一起无话不谈,这种快活,今日难觅。我称他“高先生”,他称我“章先生”,当时很少有人称呼“先生”,这大概表示高贵又显没落,人说“先生先生,长衫破褂”,我的工资十多年保持36元,他也多不了多少。我多次到他家中造访,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堆了许许多多杂物,推开抽屉,放满各式旧钢笔、破相机……这么狭小的地方却诞生了一个书法艺术家,真如《圣经》所说:“马棚里没有灯。”这样的地方注定要出圣人。他的兴趣与爱好非常广泛,但唯有书法篆刻是他最爱。他功底很深,又勤奋,水平一流,若在专业单位,高级职称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他没有学历,始终是“白丁”。我曾请他为我治一枚名章,一方闲章,他亲选了两方上好寿山,为我治了“章念驰印”与“后死之责”两印,刻得好极了,后来被收录到他出版的印谱之中,但他却没有收我一毛钱,我想表达谢意,他坚持不取!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没有任何学历与职称的“白丁”,竟获全国“终身成就奖”,实在是让人感到感动与羡慕,这是实至名归,因为像他这样德艺双馨,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饱学之士”和“大师”们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他如此淡薄名利,是不是也应多多宣传一番?他这种“傻子”精神是不是也应多提倡一点?他如此敬业,说“搞艺术的人最后倒在自己最钟爱的舞台,是福报”,这句朴实的话印证了他的一生,这才是时代的英雄。
高老写的是标准的楷书,字如其人,工整洒脱,没有一点花巧,称他为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我最尊敬他的是他的学术功底,写字作篆字字合六法,没有一个错别字,恪守了传统书法规则。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法篆刻只讲“艺术”,不讲“规则”,某些书法篆刻“大家”,写十个字都会有两三个错别字,任意造字,悖得不知哪里去了。呜呼哀哉也!
与钱君匋先生心有灵犀
说到书法篆刻艺术,我不由得想到钱君匋先生。他是老一辈艺术家了,1925年就在浙江艺专当教授了,也是书帧设计前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为茅盾、巴金、鲁迅、郑振铎、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周予同等名家著作设计过书面,先后累计封页装帧达1700多册,名噪一时,而他的音乐、书法、篆刻,更是一项比一项精通。他的书法先师从吴昌硕,后师从赵之谦,融各家之长,成一代大家。他的笔润与治印,价格是不菲的,社会地位也远在高式熊先生之上,他们是两种人。钱先生是有钱有地位的,住在重庆路一幢大房子,当过出版社社长,市政协委员等。他的绘画也很出彩,尤精于梅兰竹菊,是文人画,以清瘦见神,章法布局精练,有一股说不出的清趣。他的治印上溯秦汉玺印,下至晚清诸家精髓,是有继承的,不是一般的篆刻,很多高官名人都以拥有他的刻章为荣,他真是多才多艺。
我不知什么时候认识钱先生的,但他成立“桐乡钱君匋纪念馆”,将他四千多件收藏捐给了家乡,家乡为他盖了纪念馆,他邀我与他同车前往,正式开馆时又邀我参加,也是邀我与他同车前往,一辆小车,就我们两三个人,这样的殊荣,我是很感怀的。我们上天下地乱聊,非常谈得来,我很珍惜。当时我并没有地位,没有钱,只是一般的市政协委员,在社科院工作,他却很提携我,送给我一大幅书法作品,以他最擅长的汉隶,抄录了温庭筠的名诗《过陈琳墓》中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我将这幅作品挂在家中多年,欣赏着它的艺术魅力,更玩味着诗的内容,这不正是写了我们这几代人的遭遇吗?我们彼此心有灵犀的。我从来没有向钱先生乞求过印章,他却主动为我治了三对印章,都是我的名字章,共六枚,刻了三种不同风格,装在三个精致的印盒中,卻没有向我要过一毛钱!连印章石也没有向我要过钱!他姓钱,也要钱,但没有要过我一毛钱,我不是权贵,也不是阔老,更不是美女,说明他并不看重钱,仍把情谊看得高过钱。试问今日还有此辈君子否? 有一次他上我家来,正好看到我女儿在临帖,写的是大字,每字盈尺,他看了很高兴,大赞有气魄,他说写字应从写大字着手,才能写好。可惜我女儿没有坚持下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始,给活人也造起纪念馆,大概是从钱君匋纪念馆始吧!但钱先生的纪念馆收藏着四千多件他的字画、篆刻、艺术收藏,都是货真价实,许多是一级藏品、够得上纪念资格的珍品,而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艺术品”,滥竽充数、欺世盗名,俨然也是×××纪念馆充斥于世。我的家乡杭州为我先祖父建了“太炎先生纪念馆”,我们捐了文物八千多件,件件货真价实,价值不菲,如果我们留下几件,我们今日不成亿万富翁了,这种事是不可以以假充好,欺世盗名的。
祖父太炎先生的知交好友沙孟海
说到书画篆刻,就不能不说沙孟海先生,他是书法界的泰斗。他是我见过的书法家中字可以一个个竖起来看的,在这之后可以传世的,有品性的,只有周慧珺先生的作品了,但他俩的学问又不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沙孟海先生是一个有学历有经历的人。他也是从治小学入手,有根底的,他许多论文就是发表在我祖父太炎先生创办的《华国月刊》上,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后沙孟海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都任过职,蒋介石曾请他编纂《武岭蒋氏宗谱》,是相当看得起沙先生的学问人品的。解放后沙孟海先生在文管会、博物馆、西泠印社、中国书协都任过领导,也在一些大学兼任教授,但他笔耕篆刻从没有停止过。杭州乃至浙江许多招牌出于他手,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特色,这种巍巍独特的“沙体”,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沙先生治学最早精工小楷,这真叫蝇头楷书,整齐工正。那时他指导他弟弟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学书法,也是从小楷着手。陈修良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说沙孟海要她当书法家,认为她有这天分,但她走了革命家的道路。陈修良晚年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我跟她成了同事。有一年院里办了一个员工书画展,她以一幅二十多岁时书写的书法立轴参加了比赛,我将自己一幅在歷史研究所前的油画棒写生——《历史所前的老银杏》参加了比赛。社科院内擅长书画的人还真不少,但书法非陈修良莫属,她二十多岁的小楷,才气十足,所以得了第一名。我的写生获西画第一名。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我是少数了解陈修良这一段历史的人。
沙先生后来弃小楷,改写大字,弃工整而为奔放,特别讲究字的“体势”与“气势”,改正楷为行草,始作擘窠大字,愈写愈坚,善用侧锋,线条厚朴,将帖学与碑派相结合,达到信手拈来,炉火纯青,每个字立得牢,站得住,他写的一个“龙”字,厚实大气,无人能及。启功先生称他“笔与笔,字与字之间,亲密而无隔阂,茂密雄厚”,真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通风”。沙先生到了九十多岁,无论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手不抖,气不喘,这才叫功夫。
沙老比他书法篆刻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为人,一是一生正气,二是诚恳待人。启功先生说,他见沙先生时,未免恭维几句,因为沙老长他十二岁,但沙老每听到恭维,都会说:“你再客气,我不和你做朋友了!”真是率真。启功先生有时即兴写了一点诗,请沙老指正,沙老竟会指出“这句不好”!问他什么地方不好,他竟说“不好就是不好”!这真是少有的中国士人的风格啊!
我家与沙先生是世交,故我常去他家走动,叨扰他老人家真的太多了,从征求他意见为先祖父太炎先生写纪念文章,到为《章太炎全集》题签,为先祖父小篆千字文作序,为先祖父大篆作序(原稿仍为我收藏),为三民书局大厦题词……他总是来者不拒,他太愿为先祖父先生做事了。1954年,先祖父由苏州迁葬杭州南屏山下,他是治丧委员,1981年先祖父墓修复,他作为嘉宾亲往祭奠,当时下了一天一夜雨,他踩着泥泞,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亲自往祭,这年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他就像一座大山,站在人前,笔挺笔挺,声宏如钟,高大巍峨。他的字也如一座座山,是立得起来的!1991年,他九十三岁,在他家乡宁波东钱湖畔成立了“沙孟海书院”,他邀我参加落成典礼,我欣然前往。就在典礼前夜,他与我们见面,他向大家说了许多感谢感恩言语,言不及自己成就。当夜,他洗浴不慎跌伤,就此不起,不久作古。但他在我心里依然是一座不倒的大山。
虽然我们是世交,我为自己只求过一幅字,只开过一次口,因为先祖父留下了一对楠木楹联框,我想放他的作品。他答应了,并依楹联大小写好了,让一个书画出版社的编辑带给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沙老赐我的字,迄今还没有带到!啊,人啊人,为什么人品这么不同?
出世入世之间的赵朴老
论书法艺术,就不能不提到赵朴初先生,人称他“赵朴老”,或“朴老”,以示尊重。他的字娟秀庄重,无人能及,和启功先生是一路风格,但与沙老的字是不同风格。全国寺院匾额,一大半以上是朴老挥毫的,他的字端庄又飘逸,大字厚重秀美,知道什么地方下粗笔什么地方下细笔,有一股禅意,人称他的书法有“颜柳的筋骨,东坡的娟秀”。一句话,我认为他的字是“娟”,但又不媚。
赵朴老早年从事慈善事业,也参加过救亡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居士,参与组织上海佛教协会,他当时是秘书,穿梭于许多名人之间。先祖母告诉我赵朴老与我家交往很深,经常为先祖父办点事,跑跑腿……他的夫人汪棣华,也是居士,都住在静安寺后面的觉园。先祖父对佛学很有研究,一度担任过上海佛教协会会长,想必与朴老是相识的,先祖母与朴老夫人则成了闺密。人称汪棣华为“汪小姐”,她会相面算命,也以这为职业,很有点名气。有一次她见到我们一个熟人,对他说:“你今天要大难临头了!”那人大吃一惊,赶快坐火车回老家,结果他一下火车就被捕了。因为他在老家当过警察局长。有一年我寒假回苏州家中过年,汪小姐来访贺年,先祖母牵了我小手去会见汪小姐,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祖母说:“老太太得罪了,这小孙儿命相不好!”先祖母说:“坦说无妨!”于是她说:“这孩子命中注定,四十岁之前要受苦,所求不应!他要过了四十才会有好运!”这一切我记忆犹新,而且都被她说对了。 与其说赵朴老是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佛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家。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观天识象,实在是有大智慧。他的长相,也有仙气,似笑非笑,眼开眼闭,似听非听,神秘莫测,如同一尊罗汉。
因为我们两家为世交,他视我为后辈,在他北京寓所,他亲教我怎么膜拜,跟我讲解佛经,说只要熟读《金刚经》足矣。我也少不了向他求墨宝,包括为上海华山医院题院名。他夫人陈邦织女士也从来不加干涉,不像上其他有名望人家去,他们的太太都像防贼一样防外面人来“抢劫”。朴老夫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与朴老一起共事了,但她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真不可思议!
有一次我到上海延安西路镇宁路口的佛教会馆去看朴老,那天他没有戴助听器,与我娓娓长谈。我惊讶地问:“能听清楚吗?”他说:“听得清,听得清。我戴助听器,可以装聋作哑,把一切不想听的,当作听不见而已!”啊真是大智慧!无怪他能创作《宽心谣》,“愁也一天,喜也一天”,“不是神仙,胜似神仙”,透彻辩证,有出世之想,有入世之念,进一步与退一步,均天阔地宽。真如星云法师所言,佛教就是人教!朴老亲撰的《佛教常识答问》也是讲了这些朴素的道理。他勉励我的也是首先要我入世,要有所作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中题写了:
“善继先人之志業,大弘家学于来今
一九八九年六月题赠
念驰同志 赵朴初(印章)”
也是勉励人首先要有所作为,但人世难以事事如意,如果不成功,“大也舒坦,小也舒坦”。
启功老独具一格的豁达自谦
既然说到了书法,还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空缺的,那就是启功先生,人称他是中国书坛四老之一,自“文革”之后,他的字风靡全国上下,几乎成了中国的最标准的字体,报纸杂志的文章标题,也常常冠以“启功体”。
我1994年去北京参加“吴承仕百年纪念活动”,住在北师大,这活动似乎也是在北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与启功先生见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后来也到他在小红楼的寓所拜访过他几次。他是一个极客气和礼数很周到的人,家门口虽挂着“拒绝探望”告示,但他还是一再请我们多坐一会。他家中没有多少古董字画,最多的是绒毛玩具,当然还有几个玩具熊猫。他自称是国宝——熊猫而已。这是他标准风格:自嘲,让别人啼笑皆非。我向启公只求过一幅字,即我编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论文手迹选》题签,他写的就是漂亮娟秀的“启体”。
启功先生的字和赵朴初先生很相似,是一路的,但他比赵朴老更放得开。我在北京京西宾馆顶楼大餐厅看到过他一幅巨作,斗大的字,写满整垛墙面,气派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字疏密相间,轻重相交,粗细有织,洒脱秀丽。他的字如放在九宫格中,不是把重心放在字中,而是放在四边,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绘画也与书法相似,从碑帖而来,善绘画山水竹石,完全是文人画。
在启功先生辉煌晚年之前,他的早年乃至中年,曾经历贫寒与坎坷,造就了谦和、幽默、随和、自嘲的性格。以“坚”和“净”来形容他一生,一点也不为过,“坚”乃坚强也,“净”乃清廉也。很多人模仿他的作品,他从不深究,没有整天与人打官司,他还说“他比我写得好!”他认为造赝品者,一定也有自己苦衷。这种同情心,来自他苦寒的经历。他没有给自己搞个什么“纪念馆”,而将自己卖字所得设立了基金会,提携后进。真是高风亮节,无人可比。
他竟给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通,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评平生,谥且陋,自与名,一齐臭。
这是多么豁达自谦的墓志铭,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反让自以为是的人自愧不如。但这一点不影响他的高风亮节。
俱往矣,这五位前辈均已作古,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国家的精神与文化,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才智构成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一生,一个“我”字,书写得正正大大,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祖国。
写于2019年5月19日
(作者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章 洁
老顽童“高老头”
高式熊,大家都尊称他“高老”,他确实老了,98岁了。也有更多人称他“高老头”,他一点不生气,一生如此。他96岁以前还活跃在社会的各种舞台上,这确实不多见。
我四五十年前就与他熟识,他长了一副西方人的面孔,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式的士大夫。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满脸笑容,这也构成了他标准的笑容,几十年没有变化,最最擅长的是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篆刻。他很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从事的工作是高档的,他精通印泥制作,擅长书法理论,优于篆刻艺术,他还会修钢笔、手表、收音机……他的情趣是广泛的,多才多艺,最出色的当然是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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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老没有一点学历,但荣获中国文联与书协颁发的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成父子同为文史馆员的佳话。
高式熊先生最大最杰出的一点是毫无艺术家的架子,不追逐名利,人家称他“好好先生”“老克勒”“老顽童”“一代宗师”……自走向市场经济后,什么都成了商品,一切均以钱为标准,一幅画以尺计,动辄数万一尺,一个字,甚至也以万元计,有的“艺术家”为了自抬身价,水平三流四流,然而也自标“天价”……人与人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人情友谊荡然无存。但高先生却是另类,他是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的书法与篆刻是货币,而坚守自己文化阵地,弘扬传统,只要索求,他都乐于相赠。有时参加活动,求字者排了长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当领导的,有一般群众的,他是有求必应,有教无类……他认为他送给大家的不是钱,而是文化,是传统。所以,他的书法在社会上流传太广,尽管他的作品水平很高,但“价格”不高了。他的作品以小篆与楷书为多,鲜少行草,故都是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出来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翁,这样战战兢兢地一笔一画作书,近之于“痴”,多么让人不忍,但他嗜之如饴。
我认识高老先生时他落魄在当工人,我落魄当民办小学教师,但我们的兴趣爱好那么一致,那么投趣,俩个“落难公子”,聚在一起无话不谈,这种快活,今日难觅。我称他“高先生”,他称我“章先生”,当时很少有人称呼“先生”,这大概表示高贵又显没落,人说“先生先生,长衫破褂”,我的工资十多年保持36元,他也多不了多少。我多次到他家中造访,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堆了许许多多杂物,推开抽屉,放满各式旧钢笔、破相机……这么狭小的地方却诞生了一个书法艺术家,真如《圣经》所说:“马棚里没有灯。”这样的地方注定要出圣人。他的兴趣与爱好非常广泛,但唯有书法篆刻是他最爱。他功底很深,又勤奋,水平一流,若在专业单位,高级职称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他没有学历,始终是“白丁”。我曾请他为我治一枚名章,一方闲章,他亲选了两方上好寿山,为我治了“章念驰印”与“后死之责”两印,刻得好极了,后来被收录到他出版的印谱之中,但他却没有收我一毛钱,我想表达谢意,他坚持不取!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没有任何学历与职称的“白丁”,竟获全国“终身成就奖”,实在是让人感到感动与羡慕,这是实至名归,因为像他这样德艺双馨,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饱学之士”和“大师”们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他如此淡薄名利,是不是也应多多宣传一番?他这种“傻子”精神是不是也应多提倡一点?他如此敬业,说“搞艺术的人最后倒在自己最钟爱的舞台,是福报”,这句朴实的话印证了他的一生,这才是时代的英雄。
高老写的是标准的楷书,字如其人,工整洒脱,没有一点花巧,称他为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我最尊敬他的是他的学术功底,写字作篆字字合六法,没有一个错别字,恪守了传统书法规则。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法篆刻只讲“艺术”,不讲“规则”,某些书法篆刻“大家”,写十个字都会有两三个错别字,任意造字,悖得不知哪里去了。呜呼哀哉也!
与钱君匋先生心有灵犀
说到书法篆刻艺术,我不由得想到钱君匋先生。他是老一辈艺术家了,1925年就在浙江艺专当教授了,也是书帧设计前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为茅盾、巴金、鲁迅、郑振铎、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周予同等名家著作设计过书面,先后累计封页装帧达1700多册,名噪一时,而他的音乐、书法、篆刻,更是一项比一项精通。他的书法先师从吴昌硕,后师从赵之谦,融各家之长,成一代大家。他的笔润与治印,价格是不菲的,社会地位也远在高式熊先生之上,他们是两种人。钱先生是有钱有地位的,住在重庆路一幢大房子,当过出版社社长,市政协委员等。他的绘画也很出彩,尤精于梅兰竹菊,是文人画,以清瘦见神,章法布局精练,有一股说不出的清趣。他的治印上溯秦汉玺印,下至晚清诸家精髓,是有继承的,不是一般的篆刻,很多高官名人都以拥有他的刻章为荣,他真是多才多艺。
我不知什么时候认识钱先生的,但他成立“桐乡钱君匋纪念馆”,将他四千多件收藏捐给了家乡,家乡为他盖了纪念馆,他邀我与他同车前往,正式开馆时又邀我参加,也是邀我与他同车前往,一辆小车,就我们两三个人,这样的殊荣,我是很感怀的。我们上天下地乱聊,非常谈得来,我很珍惜。当时我并没有地位,没有钱,只是一般的市政协委员,在社科院工作,他却很提携我,送给我一大幅书法作品,以他最擅长的汉隶,抄录了温庭筠的名诗《过陈琳墓》中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我将这幅作品挂在家中多年,欣赏着它的艺术魅力,更玩味着诗的内容,这不正是写了我们这几代人的遭遇吗?我们彼此心有灵犀的。我从来没有向钱先生乞求过印章,他却主动为我治了三对印章,都是我的名字章,共六枚,刻了三种不同风格,装在三个精致的印盒中,卻没有向我要过一毛钱!连印章石也没有向我要过钱!他姓钱,也要钱,但没有要过我一毛钱,我不是权贵,也不是阔老,更不是美女,说明他并不看重钱,仍把情谊看得高过钱。试问今日还有此辈君子否? 有一次他上我家来,正好看到我女儿在临帖,写的是大字,每字盈尺,他看了很高兴,大赞有气魄,他说写字应从写大字着手,才能写好。可惜我女儿没有坚持下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始,给活人也造起纪念馆,大概是从钱君匋纪念馆始吧!但钱先生的纪念馆收藏着四千多件他的字画、篆刻、艺术收藏,都是货真价实,许多是一级藏品、够得上纪念资格的珍品,而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艺术品”,滥竽充数、欺世盗名,俨然也是×××纪念馆充斥于世。我的家乡杭州为我先祖父建了“太炎先生纪念馆”,我们捐了文物八千多件,件件货真价实,价值不菲,如果我们留下几件,我们今日不成亿万富翁了,这种事是不可以以假充好,欺世盗名的。
祖父太炎先生的知交好友沙孟海
说到书画篆刻,就不能不说沙孟海先生,他是书法界的泰斗。他是我见过的书法家中字可以一个个竖起来看的,在这之后可以传世的,有品性的,只有周慧珺先生的作品了,但他俩的学问又不是在一个水平上的。
沙孟海先生是一个有学历有经历的人。他也是从治小学入手,有根底的,他许多论文就是发表在我祖父太炎先生创办的《华国月刊》上,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后沙孟海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都任过职,蒋介石曾请他编纂《武岭蒋氏宗谱》,是相当看得起沙先生的学问人品的。解放后沙孟海先生在文管会、博物馆、西泠印社、中国书协都任过领导,也在一些大学兼任教授,但他笔耕篆刻从没有停止过。杭州乃至浙江许多招牌出于他手,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特色,这种巍巍独特的“沙体”,构成了一道风景线。
沙先生治学最早精工小楷,这真叫蝇头楷书,整齐工正。那时他指导他弟弟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学书法,也是从小楷着手。陈修良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说沙孟海要她当书法家,认为她有这天分,但她走了革命家的道路。陈修良晚年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我跟她成了同事。有一年院里办了一个员工书画展,她以一幅二十多岁时书写的书法立轴参加了比赛,我将自己一幅在歷史研究所前的油画棒写生——《历史所前的老银杏》参加了比赛。社科院内擅长书画的人还真不少,但书法非陈修良莫属,她二十多岁的小楷,才气十足,所以得了第一名。我的写生获西画第一名。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我是少数了解陈修良这一段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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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先生后来弃小楷,改写大字,弃工整而为奔放,特别讲究字的“体势”与“气势”,改正楷为行草,始作擘窠大字,愈写愈坚,善用侧锋,线条厚朴,将帖学与碑派相结合,达到信手拈来,炉火纯青,每个字立得牢,站得住,他写的一个“龙”字,厚实大气,无人能及。启功先生称他“笔与笔,字与字之间,亲密而无隔阂,茂密雄厚”,真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通风”。沙先生到了九十多岁,无论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手不抖,气不喘,这才叫功夫。
沙老比他书法篆刻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为人,一是一生正气,二是诚恳待人。启功先生说,他见沙先生时,未免恭维几句,因为沙老长他十二岁,但沙老每听到恭维,都会说:“你再客气,我不和你做朋友了!”真是率真。启功先生有时即兴写了一点诗,请沙老指正,沙老竟会指出“这句不好”!问他什么地方不好,他竟说“不好就是不好”!这真是少有的中国士人的风格啊!
我家与沙先生是世交,故我常去他家走动,叨扰他老人家真的太多了,从征求他意见为先祖父太炎先生写纪念文章,到为《章太炎全集》题签,为先祖父小篆千字文作序,为先祖父大篆作序(原稿仍为我收藏),为三民书局大厦题词……他总是来者不拒,他太愿为先祖父先生做事了。1954年,先祖父由苏州迁葬杭州南屏山下,他是治丧委员,1981年先祖父墓修复,他作为嘉宾亲往祭奠,当时下了一天一夜雨,他踩着泥泞,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亲自往祭,这年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他就像一座大山,站在人前,笔挺笔挺,声宏如钟,高大巍峨。他的字也如一座座山,是立得起来的!1991年,他九十三岁,在他家乡宁波东钱湖畔成立了“沙孟海书院”,他邀我参加落成典礼,我欣然前往。就在典礼前夜,他与我们见面,他向大家说了许多感谢感恩言语,言不及自己成就。当夜,他洗浴不慎跌伤,就此不起,不久作古。但他在我心里依然是一座不倒的大山。
虽然我们是世交,我为自己只求过一幅字,只开过一次口,因为先祖父留下了一对楠木楹联框,我想放他的作品。他答应了,并依楹联大小写好了,让一个书画出版社的编辑带给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沙老赐我的字,迄今还没有带到!啊,人啊人,为什么人品这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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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入世之间的赵朴老
论书法艺术,就不能不提到赵朴初先生,人称他“赵朴老”,或“朴老”,以示尊重。他的字娟秀庄重,无人能及,和启功先生是一路风格,但与沙老的字是不同风格。全国寺院匾额,一大半以上是朴老挥毫的,他的字端庄又飘逸,大字厚重秀美,知道什么地方下粗笔什么地方下细笔,有一股禅意,人称他的书法有“颜柳的筋骨,东坡的娟秀”。一句话,我认为他的字是“娟”,但又不媚。
赵朴老早年从事慈善事业,也参加过救亡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居士,参与组织上海佛教协会,他当时是秘书,穿梭于许多名人之间。先祖母告诉我赵朴老与我家交往很深,经常为先祖父办点事,跑跑腿……他的夫人汪棣华,也是居士,都住在静安寺后面的觉园。先祖父对佛学很有研究,一度担任过上海佛教协会会长,想必与朴老是相识的,先祖母与朴老夫人则成了闺密。人称汪棣华为“汪小姐”,她会相面算命,也以这为职业,很有点名气。有一次她见到我们一个熟人,对他说:“你今天要大难临头了!”那人大吃一惊,赶快坐火车回老家,结果他一下火车就被捕了。因为他在老家当过警察局长。有一年我寒假回苏州家中过年,汪小姐来访贺年,先祖母牵了我小手去会见汪小姐,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祖母说:“老太太得罪了,这小孙儿命相不好!”先祖母说:“坦说无妨!”于是她说:“这孩子命中注定,四十岁之前要受苦,所求不应!他要过了四十才会有好运!”这一切我记忆犹新,而且都被她说对了。 与其说赵朴老是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佛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家。他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观天识象,实在是有大智慧。他的长相,也有仙气,似笑非笑,眼开眼闭,似听非听,神秘莫测,如同一尊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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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两家为世交,他视我为后辈,在他北京寓所,他亲教我怎么膜拜,跟我讲解佛经,说只要熟读《金刚经》足矣。我也少不了向他求墨宝,包括为上海华山医院题院名。他夫人陈邦织女士也从来不加干涉,不像上其他有名望人家去,他们的太太都像防贼一样防外面人来“抢劫”。朴老夫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与朴老一起共事了,但她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真不可思议!
有一次我到上海延安西路镇宁路口的佛教会馆去看朴老,那天他没有戴助听器,与我娓娓长谈。我惊讶地问:“能听清楚吗?”他说:“听得清,听得清。我戴助听器,可以装聋作哑,把一切不想听的,当作听不见而已!”啊真是大智慧!无怪他能创作《宽心谣》,“愁也一天,喜也一天”,“不是神仙,胜似神仙”,透彻辩证,有出世之想,有入世之念,进一步与退一步,均天阔地宽。真如星云法师所言,佛教就是人教!朴老亲撰的《佛教常识答问》也是讲了这些朴素的道理。他勉励我的也是首先要我入世,要有所作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中题写了:
“善继先人之志業,大弘家学于来今
一九八九年六月题赠
念驰同志 赵朴初(印章)”
也是勉励人首先要有所作为,但人世难以事事如意,如果不成功,“大也舒坦,小也舒坦”。
启功老独具一格的豁达自谦
既然说到了书法,还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空缺的,那就是启功先生,人称他是中国书坛四老之一,自“文革”之后,他的字风靡全国上下,几乎成了中国的最标准的字体,报纸杂志的文章标题,也常常冠以“启功体”。
我1994年去北京参加“吴承仕百年纪念活动”,住在北师大,这活动似乎也是在北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与启功先生见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后来也到他在小红楼的寓所拜访过他几次。他是一个极客气和礼数很周到的人,家门口虽挂着“拒绝探望”告示,但他还是一再请我们多坐一会。他家中没有多少古董字画,最多的是绒毛玩具,当然还有几个玩具熊猫。他自称是国宝——熊猫而已。这是他标准风格:自嘲,让别人啼笑皆非。我向启公只求过一幅字,即我编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论文手迹选》题签,他写的就是漂亮娟秀的“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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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的字和赵朴初先生很相似,是一路的,但他比赵朴老更放得开。我在北京京西宾馆顶楼大餐厅看到过他一幅巨作,斗大的字,写满整垛墙面,气派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字疏密相间,轻重相交,粗细有织,洒脱秀丽。他的字如放在九宫格中,不是把重心放在字中,而是放在四边,形成了独特风格。他的绘画也与书法相似,从碑帖而来,善绘画山水竹石,完全是文人画。
在启功先生辉煌晚年之前,他的早年乃至中年,曾经历贫寒与坎坷,造就了谦和、幽默、随和、自嘲的性格。以“坚”和“净”来形容他一生,一点也不为过,“坚”乃坚强也,“净”乃清廉也。很多人模仿他的作品,他从不深究,没有整天与人打官司,他还说“他比我写得好!”他认为造赝品者,一定也有自己苦衷。这种同情心,来自他苦寒的经历。他没有给自己搞个什么“纪念馆”,而将自己卖字所得设立了基金会,提携后进。真是高风亮节,无人可比。
他竟给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通,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评平生,谥且陋,自与名,一齐臭。
这是多么豁达自谦的墓志铭,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反让自以为是的人自愧不如。但这一点不影响他的高风亮节。
俱往矣,这五位前辈均已作古,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国家的精神与文化,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才智构成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一生,一个“我”字,书写得正正大大,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养育他们的祖国。
写于2019年5月19日
(作者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