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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第五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日-4日在锦屏召开，与会学者聚焦“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主题，围绕锦屏文书的历史、新的研究思路，以及锦屏文书对生态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与会学者认为，从单一学科研究锦屏文书的成果显著，但有深度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还不够，呼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将锦屏文书的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锦屏文书;研讨会综述;生态建设;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032-05
2018年11月2日-4日，“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第五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在锦屏召开，来自中国林学会、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吉首大学、西南大学、凯里学院等20余家高校以及锦屏县史志办、档案局等单位的有关清水江学专家学者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锦屏文书的历史、新的研究思路，以及锦屏文书对生态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研讨会分为开幕式、主旨报告、专题讨论、集中总结等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主题，对锦屏文书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
一、主题发言：锦屏文书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陈幸良以“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背景下的林下经济发展”为题，指出锦屏文书是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推动精准扶贫的文化资料、历史史料，同时也为整个林业的科研、生产提供了非常高的价值。以锦屏文书这个品牌为切入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地，形成文化发展繁荣的助推力，也形成民族经济、特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指出，锦屏文书记载了苗侗民族先民的智慧和生态保护措施，对我们现代生态建设有启迪和指导作用。
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指出锦屏文书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丰硕，但学术提升、理论构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一学科研究成效显著，但有深度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还不够。指出锦屏文书基础性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是同频共振关系，地方文化发展逻辑对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指出反应农事农史的侗族碑刻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展演的特殊“史书”，也是乡村农耕文化传统的珍贵“教材”，因而，不仅在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而且之于当今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具有重要的资治价值。
凯里学院李斌教授指出黔东南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境内拥有“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被誉为贵州的聚宝盆。可充分利用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可以实施乡村振兴。
锦屏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宗勋主任在发言中强调，在锦屏文书发挥“法律”作用的几百年时间里，能有效地调整锦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和谐，使生态环境一直在往高水平上推。在当代，对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都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分会场一：锦屏文书研究的理論、方法与个案
（一）“人”：清水江文书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目前，锦屏文书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何突破单一学科研究的桎梏，从整体上开展综合性研究，仍然是摆在研究者们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幸运的是，本次论坛中的两个报告对此问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探讨。就终极意义来说，但凡契约文书都是由人签订的，因此得去了解签订契约时不同的“人”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1]。凯里学院王健博士提出，以清水江文书为载体，以人为核心，在区域的历史脉络里去解读清水江文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
凯里学院谢景连博士的发言与王健博士的论文不谋而合，同样强调“人”这一要素在清水江文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提出，围绕“人”“地”“权”的相关问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展开论述，透过契约文书文本去探究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问题。除此之外，还辅以关注契约文书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五位一体”范式。
（二）保护、开发与利用：各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锦屏文书的价值，在相关文章中皆有论述，兹不赘述。正是因为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大，参与研究的队伍不断庞大，影响力不断加深，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利用锦屏文书问题。
锦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相认为，应该从“提高品牌仪式，深化思想认识”“立法保护，有章可循”“转化成果，促进发展”三个方面对锦屏文书展开保护和利用。凯里学院傅安辉教授以石引村为例，指出就地保护是石引村契约文书最好的保护方式，并提出了“生态建设性开发”“文化产业性开发”“研究基地性开发”三种开发模式。
单洪根先生阐释了何谓“木商文化”，并从历史的维度指出“内三江”是清水江木商文化当之无愧的发祥地。北京林业大学李莉博士，梳理了杉的名称变化，并以黔东南地区为例，从物质利用、制度、民俗、文学及精神内涵等几个方面，对杉文化进行探析。锦屏县档案局副局长龙令冽介绍了锦屏文书的价值、影响以及申遗意义和实施路径、具体措施和建议等相关问题。锦屏文书研究中心张继渊则将“锦屏文书”与“徽州文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产生关系、流传保存都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二者不仅都具有真实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很相似，但是，在文书的流传状况，研究深度和学术影响，研究的侧重和倾向上彼此又各不相同。
（三）价值与特征：汲取锦屏文书精华，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凯里学院刘宗碧教授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育林的文化遗产性质及其价值进行了阐释，指出，“人工育林”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具有传统资源、技术运用的代表性和价值，在当代仍具有科学的适用性以及文化保护的历史价值和林业生态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凯里学院李权博士提出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平台带动模式、林下特色种养殖业基地模式、森林康养示范基地模式、森林及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林文旅一体化”模式、森林生态补偿模式、“互联网+林业产业”等林业生态资源利用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模式。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肖秀娟对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解决类型及影响进行了论述，归纳出清水江文书中涉及了私自协商、第三者参与协调、鸣官以及鸣神四种林业纠纷解决机制。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维嘉指出，林农角色、林农伐木技术、地方习惯法和乡规民约、民间信仰五个方面构成的地方性知识具有积累性、系统性和长效性的特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子越从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指出锦屏文书曾对清水江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长期协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锦屏文书中所蕴含的生态环保理念和制度传统，进一步加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修复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地方行为逻辑与乡村治理
贺州学院吴声军博士则从植物化感的角度审视清水江苗侗人工营林的问题，指出清水江流域苗侗族人民在长期的人工营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智慧，其中也不乏植物间相生与相克的经验积累与教训的规避。
桂林理工大学朱晴晴博士通过描述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侗族民众在享受“当江”“抽江”“放排”等水之利的过程中，面对“争江”、争鱼塘等纠纷确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既产生了护林碑与风水林，同时也存在“洗江”这样的阈限阶段，揭示围绕清水江这一资源和活动空间而产生的日常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中的生态智慧。云南大学刘彦博士以锦屏县瑶白村摆古节为解释文本，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探究苗疆文化复兴与意义阐释的可能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任辉指出清水江流域窨子屋和宗祠的兴建，是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谭欣月简述了黔东南侗族民居发展变化及其现状和影响其变化发展的因素、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最后提出了黔东南州侗族传统建筑发展保护的建议。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吕川指出贵州省锦屏县的村规民约较好地体现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之要求，应以“三治合一”为目标完善防火村规民约。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亚冬指出当前学界对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更倾向于“三治分离”而非“三治结合”，因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呼吁学界探索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和制度设计，进一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三、分会场二：区域、社会与日常生活
（一）清水江文书与日常生活
清水江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其实就是反映明清以来居住在清水江流域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实践，利用清水江文书中所隐含的信息去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是本分会场研究的主要论点之一。
贵州师范大学程泽时教授简述1921-1934年清水江流域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埠之木行、棉布商、杂货商兼营混业钱庄;指出财政主导型的地方金融制度，以及三埠商号分散资本以减少风险的经营策略是清水江三埠之混业钱庄没有迈向分业的重要原因。
贵州师范大学安尊华教授的发言，从契约文书出发，探讨了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借贷问题。指出，民间借贷有高利贷盘剥、争讼等弊病，但他作为一种金融补充手段，促进了村民间的资金调节，有利于农村资源配置、农业再生产的实现和商品流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贵州大学王君博士通过对清水江边加池寨一个苗族姜姓房族经营名为“尾包”山场的契约记录，分析了姜姓房族六代人如何经营此山场及山场的股权变更，由此透视出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变迁。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政运用《九寨侗寨保甲团练档案》中有关婚姻生活的档案材料，并结合地方史志，对清水江地区的婚书的释读方法进行探讨，认为清水江文书的释读需要整体的视角，既要看到政府对基层的治理，又要看到民间百姓是如何能动性地应对政府推行的“婚礼”，同时还要考察婚书在“俗”“礼”“法”三个层面的意义，以达到对婚姻文书深入地理解。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熊珍利用清水江文书中的山场权属转让文书，探究清水江流域历史上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山场权属转让问题。遵义师范学院李士祥博士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探讨了清代以來，清水江流域农村的家庭问题，指出，利用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藏文书，关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问题，是对传统农村家庭问题研究的完善。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建明则对清水江林业贸易中轮流“当江”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指出轮流“当江”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使得三寨对木材市场的垄断存在特殊性，保证了清水江木材贸易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二）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拓展与回顾
诚如郑振满教授所言：“系统收集和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2]但如何将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推向深入，如何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自是清水江文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此外，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已全面开展，如何及时梳理总结以后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能忽略的问题，总结归纳的目的旨在达到创新，提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深度。
凯里学院吴才茂教授以清水江流域目前所见之最早文书“成化二年粟文海、粟文江转批田地合同”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考述。凯里学院李平博士则对清水江文书中的数词“一”进行了探究，指出，“乙”是甲乙的“乙”，是“一”的假借字。这种写法的出现是在人们书写过程中慢慢出现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凯里学院肖亚丽教授对近些年来的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存在起步晚、成果数量少、视角不够开阔、专题研究不够深入等不足，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都有极大的拓展空间。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周燕对有关清水江土地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认为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还是不够，特别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粮食计量单位的研究最为明显。 （三）区域、社会与历史
贵州师范大学严奇岩教授探究了瑶光苗族神树崇拜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指出，瑶光苗族所祭拜的枫树是枫木神、龙神、岩神和祖先神等多种神的化身，即瑶光苗族的树崇拜包括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不过，在各种神的祭祀中，瑶光苗族以祖先崇拜为最终目的。瑶光苗族以枫树为图腾，通过祭拜神树，发挥敬宗崇祖、文化认同和生态保护的社会功能。
暨南大学黄忠鑫博士基于钱粮征收的视角，探讨清代黎平府土司权势的嬗变问题。指出，朝貢表示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和效忠，纳赋则表示土司对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从贡到赋，体现了国家与土司关系的演进，而赋税钱粮的征收角色变化，反映了土司在地方权势以及国家势力的演替，是“改土归流”的重要方面。
凯里学院姜明副教授通过对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众多族谱资料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虽然处于边隅之地，但民众的择业观念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士农工商的择业分级和“勤于业，荒于嬉”的择业意识并行不悖。
贵州师范大学崔超博士对清代贵州苗疆民间解纠机制与司法制度的冲突进行了考析，指出清代苗疆是一个集合多种要素的司法场域，清代贵州苗疆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既有冲突又有配合，共同构成该域多元的审判与解纠机制，二者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裁审依据和审执程序等方面，二者冲突主要原因为经济基础、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等差异。
吉首大学吴晓美博士对抗战时期洪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精神动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学校和教师的组织之下，爱国师生进入市民生活空间进行精神动员。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和改变地方落后面貌的爱乡情感相互交织，国家意识与地方意识达成共振。
重庆大学孙旭博士根据文献记载与民间口传两条脉络，对清中期以来贵州东南部南江河流域“四脚牛”地方的侗族人群展开历史人类学研究。由国家视角转入民间文化视角，经由分析地方人群对自身历史的遗忘与记忆，并结合比较探讨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指出了当地人对过去的叙述，不仅呈现为“治乱—乱治”的客观历史与“落基分拓”的根基历史的混融，更表现为四脚牛地方人群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和观念体系，构建和认识自己的历史。
贵州大学王勤美以清水江流域新化和隆里两个村寨文化发展行动为例，讨论区域的结构化过程中，基于生存资源竞争的不同群体如何以“历史”之名为话语，根据历史记忆、边界故事编排人群阶序，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取文化重构、仪式展演、具有权力象征的空间意象营造了可能的文化策略，以便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
西南大学王彦芸博士以贵州八洛为中心，对都柳江流域的商业移民、地方强人与权力更迭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以八洛为中心，将官方、移民、款首共同置于地方历史脉络之中，探讨了不同人群、身份以及不同性质的知识与权力生产出多元历史的可能，并通过此种多元历史分析，进一步反思与讨论了“结构-变迁”“国家-地方”二元框架之下的分析困境。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胡蕊莼利用文献典籍资料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的方法，对青溪地区“抬狗求雨”仪式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指出“抬狗求雨”与盘瓠传说有关联，且是由于湖广移民的流动而将“抬狗求雨”仪式带入青溪地区的。
四、总结发言
清华大学法学院高其才教授以“锦屏文书保护立法的重要意义”为题，指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草案）》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以文书为专门保护对象的法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总结和吸纳传统生态保护经验出发，制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草案）》、立法保护锦屏文书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清水江流域的人工营林为例，探讨田野调查的实践问题，指出，如果民族学这一学科得以安身立命之本的田野调查都受到怀疑，据此获得的研究资料也自然会受到质疑，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大厦终将是风雨飘摇。通过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的田野调查实践，认为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在田野这一“互动实验室”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这乃是对特殊而复杂的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罗康隆教授的总结发展，奠定了田野调查这一方法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基于田野调查实践，得出“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
综上，本次研讨会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的宏观讨论，还是具体个案的微观分析，都对锦屏文书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汲取锦屏文书精华，助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贡献。但锦屏文书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到张应强教授所言的“多元化的学科理论对话和多样化的视角探索，不仅能让清水江文书研究永葆生机，更能让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大放异彩”[3]的局面，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第六届锦屏文书研讨会能取得突破。
参考文献：
[1] 谢景连.人·地·权：“插花地”地湖契约文书整理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3）：43-48.
[2]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J].东南学术（增刊），2004：293-294.
[3]张应强.主持人语：多元学科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3）：36.
[责任编辑：龙泽江]
A Review of the Fifth Jinping Documents Symposium
XIE Jing-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ao and Dong Culture，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5th Jinping Documents Symposium” was held in Jinping from November 2nd to 4th， 2018. On the basis of the them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icipants and scholars carried out in-depth， multi-angle and all-rand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Jinping Documents， new research ideas， and its research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Scholars agre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Jinping Documents from a single subject were significant， but there was not enough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tudies. It was urged that everyone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and continue to conduct more research studies on Jinping Documents.
Key words： Jinping Documents; review;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关键词：锦屏文书;研讨会综述;生态建设;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032-05
2018年11月2日-4日，“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第五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在锦屏召开，来自中国林学会、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吉首大学、西南大学、凯里学院等20余家高校以及锦屏县史志办、档案局等单位的有关清水江学专家学者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锦屏文书的历史、新的研究思路，以及锦屏文书对生态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研讨会分为开幕式、主旨报告、专题讨论、集中总结等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主题，对锦屏文书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
一、主题发言：锦屏文书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陈幸良以“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背景下的林下经济发展”为题，指出锦屏文书是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推动精准扶贫的文化资料、历史史料，同时也为整个林业的科研、生产提供了非常高的价值。以锦屏文书这个品牌为切入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地，形成文化发展繁荣的助推力，也形成民族经济、特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指出，锦屏文书记载了苗侗民族先民的智慧和生态保护措施，对我们现代生态建设有启迪和指导作用。
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指出锦屏文书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丰硕，但学术提升、理论构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一学科研究成效显著，但有深度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还不够。指出锦屏文书基础性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是同频共振关系，地方文化发展逻辑对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指出反应农事农史的侗族碑刻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展演的特殊“史书”，也是乡村农耕文化传统的珍贵“教材”，因而，不仅在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而且之于当今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具有重要的资治价值。
凯里学院李斌教授指出黔东南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境内拥有“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被誉为贵州的聚宝盆。可充分利用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可以实施乡村振兴。
锦屏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宗勋主任在发言中强调，在锦屏文书发挥“法律”作用的几百年时间里，能有效地调整锦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和谐，使生态环境一直在往高水平上推。在当代，对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都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分会场一：锦屏文书研究的理論、方法与个案
（一）“人”：清水江文书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目前，锦屏文书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何突破单一学科研究的桎梏，从整体上开展综合性研究，仍然是摆在研究者们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幸运的是，本次论坛中的两个报告对此问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探讨。就终极意义来说，但凡契约文书都是由人签订的，因此得去了解签订契约时不同的“人”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1]。凯里学院王健博士提出，以清水江文书为载体，以人为核心，在区域的历史脉络里去解读清水江文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
凯里学院谢景连博士的发言与王健博士的论文不谋而合，同样强调“人”这一要素在清水江文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提出，围绕“人”“地”“权”的相关问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展开论述，透过契约文书文本去探究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问题。除此之外，还辅以关注契约文书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五位一体”范式。
（二）保护、开发与利用：各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锦屏文书的价值，在相关文章中皆有论述，兹不赘述。正是因为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大，参与研究的队伍不断庞大，影响力不断加深，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利用锦屏文书问题。
锦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相认为，应该从“提高品牌仪式，深化思想认识”“立法保护，有章可循”“转化成果，促进发展”三个方面对锦屏文书展开保护和利用。凯里学院傅安辉教授以石引村为例，指出就地保护是石引村契约文书最好的保护方式，并提出了“生态建设性开发”“文化产业性开发”“研究基地性开发”三种开发模式。
单洪根先生阐释了何谓“木商文化”，并从历史的维度指出“内三江”是清水江木商文化当之无愧的发祥地。北京林业大学李莉博士，梳理了杉的名称变化，并以黔东南地区为例，从物质利用、制度、民俗、文学及精神内涵等几个方面，对杉文化进行探析。锦屏县档案局副局长龙令冽介绍了锦屏文书的价值、影响以及申遗意义和实施路径、具体措施和建议等相关问题。锦屏文书研究中心张继渊则将“锦屏文书”与“徽州文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产生关系、流传保存都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二者不仅都具有真实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很相似，但是，在文书的流传状况，研究深度和学术影响，研究的侧重和倾向上彼此又各不相同。
（三）价值与特征：汲取锦屏文书精华，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凯里学院刘宗碧教授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育林的文化遗产性质及其价值进行了阐释，指出，“人工育林”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具有传统资源、技术运用的代表性和价值，在当代仍具有科学的适用性以及文化保护的历史价值和林业生态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凯里学院李权博士提出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平台带动模式、林下特色种养殖业基地模式、森林康养示范基地模式、森林及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林文旅一体化”模式、森林生态补偿模式、“互联网+林业产业”等林业生态资源利用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模式。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肖秀娟对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解决类型及影响进行了论述，归纳出清水江文书中涉及了私自协商、第三者参与协调、鸣官以及鸣神四种林业纠纷解决机制。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维嘉指出，林农角色、林农伐木技术、地方习惯法和乡规民约、民间信仰五个方面构成的地方性知识具有积累性、系统性和长效性的特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子越从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指出锦屏文书曾对清水江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长期协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锦屏文书中所蕴含的生态环保理念和制度传统，进一步加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修复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是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地方行为逻辑与乡村治理
贺州学院吴声军博士则从植物化感的角度审视清水江苗侗人工营林的问题，指出清水江流域苗侗族人民在长期的人工营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智慧，其中也不乏植物间相生与相克的经验积累与教训的规避。
桂林理工大学朱晴晴博士通过描述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侗族民众在享受“当江”“抽江”“放排”等水之利的过程中，面对“争江”、争鱼塘等纠纷确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既产生了护林碑与风水林，同时也存在“洗江”这样的阈限阶段，揭示围绕清水江这一资源和活动空间而产生的日常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中的生态智慧。云南大学刘彦博士以锦屏县瑶白村摆古节为解释文本，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探究苗疆文化复兴与意义阐释的可能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任辉指出清水江流域窨子屋和宗祠的兴建，是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谭欣月简述了黔东南侗族民居发展变化及其现状和影响其变化发展的因素、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最后提出了黔东南州侗族传统建筑发展保护的建议。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吕川指出贵州省锦屏县的村规民约较好地体现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之要求，应以“三治合一”为目标完善防火村规民约。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亚冬指出当前学界对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更倾向于“三治分离”而非“三治结合”，因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呼吁学界探索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和制度设计，进一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三、分会场二：区域、社会与日常生活
（一）清水江文书与日常生活
清水江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其实就是反映明清以来居住在清水江流域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实践，利用清水江文书中所隐含的信息去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是本分会场研究的主要论点之一。
贵州师范大学程泽时教授简述1921-1934年清水江流域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埠之木行、棉布商、杂货商兼营混业钱庄;指出财政主导型的地方金融制度，以及三埠商号分散资本以减少风险的经营策略是清水江三埠之混业钱庄没有迈向分业的重要原因。
贵州师范大学安尊华教授的发言，从契约文书出发，探讨了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借贷问题。指出，民间借贷有高利贷盘剥、争讼等弊病，但他作为一种金融补充手段，促进了村民间的资金调节，有利于农村资源配置、农业再生产的实现和商品流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贵州大学王君博士通过对清水江边加池寨一个苗族姜姓房族经营名为“尾包”山场的契约记录，分析了姜姓房族六代人如何经营此山场及山场的股权变更，由此透视出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变迁。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政运用《九寨侗寨保甲团练档案》中有关婚姻生活的档案材料，并结合地方史志，对清水江地区的婚书的释读方法进行探讨，认为清水江文书的释读需要整体的视角，既要看到政府对基层的治理，又要看到民间百姓是如何能动性地应对政府推行的“婚礼”，同时还要考察婚书在“俗”“礼”“法”三个层面的意义，以达到对婚姻文书深入地理解。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熊珍利用清水江文书中的山场权属转让文书，探究清水江流域历史上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山场权属转让问题。遵义师范学院李士祥博士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探讨了清代以來，清水江流域农村的家庭问题，指出，利用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藏文书，关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问题，是对传统农村家庭问题研究的完善。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建明则对清水江林业贸易中轮流“当江”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指出轮流“当江”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使得三寨对木材市场的垄断存在特殊性，保证了清水江木材贸易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二）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拓展与回顾
诚如郑振满教授所言：“系统收集和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2]但如何将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推向深入，如何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自是清水江文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此外，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已全面开展，如何及时梳理总结以后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能忽略的问题，总结归纳的目的旨在达到创新，提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深度。
凯里学院吴才茂教授以清水江流域目前所见之最早文书“成化二年粟文海、粟文江转批田地合同”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考述。凯里学院李平博士则对清水江文书中的数词“一”进行了探究，指出，“乙”是甲乙的“乙”，是“一”的假借字。这种写法的出现是在人们书写过程中慢慢出现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凯里学院肖亚丽教授对近些年来的清水江文书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学研究存在起步晚、成果数量少、视角不够开阔、专题研究不够深入等不足，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都有极大的拓展空间。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周燕对有关清水江土地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认为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还是不够，特别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粮食计量单位的研究最为明显。 （三）区域、社会与历史
贵州师范大学严奇岩教授探究了瑶光苗族神树崇拜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指出，瑶光苗族所祭拜的枫树是枫木神、龙神、岩神和祖先神等多种神的化身，即瑶光苗族的树崇拜包括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不过，在各种神的祭祀中，瑶光苗族以祖先崇拜为最终目的。瑶光苗族以枫树为图腾，通过祭拜神树，发挥敬宗崇祖、文化认同和生态保护的社会功能。
暨南大学黄忠鑫博士基于钱粮征收的视角，探讨清代黎平府土司权势的嬗变问题。指出，朝貢表示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和效忠，纳赋则表示土司对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从贡到赋，体现了国家与土司关系的演进，而赋税钱粮的征收角色变化，反映了土司在地方权势以及国家势力的演替，是“改土归流”的重要方面。
凯里学院姜明副教授通过对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众多族谱资料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虽然处于边隅之地，但民众的择业观念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士农工商的择业分级和“勤于业，荒于嬉”的择业意识并行不悖。
贵州师范大学崔超博士对清代贵州苗疆民间解纠机制与司法制度的冲突进行了考析，指出清代苗疆是一个集合多种要素的司法场域，清代贵州苗疆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既有冲突又有配合，共同构成该域多元的审判与解纠机制，二者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裁审依据和审执程序等方面，二者冲突主要原因为经济基础、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等差异。
吉首大学吴晓美博士对抗战时期洪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精神动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学校和教师的组织之下，爱国师生进入市民生活空间进行精神动员。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和改变地方落后面貌的爱乡情感相互交织，国家意识与地方意识达成共振。
重庆大学孙旭博士根据文献记载与民间口传两条脉络，对清中期以来贵州东南部南江河流域“四脚牛”地方的侗族人群展开历史人类学研究。由国家视角转入民间文化视角，经由分析地方人群对自身历史的遗忘与记忆，并结合比较探讨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指出了当地人对过去的叙述，不仅呈现为“治乱—乱治”的客观历史与“落基分拓”的根基历史的混融，更表现为四脚牛地方人群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和观念体系，构建和认识自己的历史。
贵州大学王勤美以清水江流域新化和隆里两个村寨文化发展行动为例，讨论区域的结构化过程中，基于生存资源竞争的不同群体如何以“历史”之名为话语，根据历史记忆、边界故事编排人群阶序，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取文化重构、仪式展演、具有权力象征的空间意象营造了可能的文化策略，以便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
西南大学王彦芸博士以贵州八洛为中心，对都柳江流域的商业移民、地方强人与权力更迭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以八洛为中心，将官方、移民、款首共同置于地方历史脉络之中，探讨了不同人群、身份以及不同性质的知识与权力生产出多元历史的可能，并通过此种多元历史分析，进一步反思与讨论了“结构-变迁”“国家-地方”二元框架之下的分析困境。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胡蕊莼利用文献典籍资料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的方法，对青溪地区“抬狗求雨”仪式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指出“抬狗求雨”与盘瓠传说有关联，且是由于湖广移民的流动而将“抬狗求雨”仪式带入青溪地区的。
四、总结发言
清华大学法学院高其才教授以“锦屏文书保护立法的重要意义”为题，指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草案）》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以文书为专门保护对象的法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总结和吸纳传统生态保护经验出发，制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草案）》、立法保护锦屏文书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清水江流域的人工营林为例，探讨田野调查的实践问题，指出，如果民族学这一学科得以安身立命之本的田野调查都受到怀疑，据此获得的研究资料也自然会受到质疑，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大厦终将是风雨飘摇。通过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的田野调查实践，认为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在田野这一“互动实验室”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这乃是对特殊而复杂的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罗康隆教授的总结发展，奠定了田野调查这一方法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基于田野调查实践，得出“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
综上，本次研讨会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的宏观讨论，还是具体个案的微观分析，都对锦屏文书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汲取锦屏文书精华，助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贡献。但锦屏文书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到张应强教授所言的“多元化的学科理论对话和多样化的视角探索，不仅能让清水江文书研究永葆生机，更能让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大放异彩”[3]的局面，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第六届锦屏文书研讨会能取得突破。
参考文献：
[1] 谢景连.人·地·权：“插花地”地湖契约文书整理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3）：43-48.
[2]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J].东南学术（增刊），2004：293-294.
[3]张应强.主持人语：多元学科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3）：36.
[责任编辑：龙泽江]
A Review of the Fifth Jinping Documents Symposium
XIE Jing-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ao and Dong Culture，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5th Jinping Documents Symposium” was held in Jinping from November 2nd to 4th， 2018. On the basis of the them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icipants and scholars carried out in-depth， multi-angle and all-rand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y of Jinping Documents， new research ideas， and its research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Scholars agre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Jinping Documents from a single subject were significant， but there was not enough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tudies. It was urged that everyone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and continue to conduct more research studies on Jinping Documents.
Key words： Jinping Documents; review;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overty allev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