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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檄文发展到三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骈体檄文大量涌现，文章的实用性明显增强，气势提升，写作技巧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审美功能也进一步凸显。这些特点对后世的公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三国时期 檄文 骈俪化 影响
檄是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来声讨敌方的公文。[1]檄文的雏形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已呈现，如《甘誓》、《汤誓》等，就是早期的檄文。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写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2]点出了檄文、诏命等公文在治国理政中的功用，三国檄文的发展正好印证了他的见解。在群雄争霸的三国时期（三国时期是指广义的三国时期，即从184年黄巾大起义到280年司马炎建晋），政权林立，战争频繁，檄文在这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涌现了一批公文大家，同时对后世公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三国时期檄文的发展状况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永汉元年（189年），董卓控制朝廷，专权一时。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吕布所杀，随后李傕、郭汜控制东汉王朝。在这一时期，地方州郡势力在反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先后消灭吕布、袁术等割据势力，降张绣、逐刘备，控制了兖州、豫州、徐州等地，后又在官渡之战中火烧袁绍军粮，以少胜多，击败了河北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最终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趁刘表病亡、荆州不稳之时，征荆州，刘琮束手无策，寄身荆州的刘备被迫退守夏口。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孙权谋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结盟。其后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曹操被迫退回北方，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形成。
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战争局面，给檄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前肥沃的土壤。作为一个军事事务中的重要文种，在这一时期被高频率使用，催生了一大批檄文作家，檄文本身的发展也渐趋成熟。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檄文作家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陈琳、王昶、王粲、繁钦、虞松、吕凯、董昭等人。其中，繁钦的《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一文，以善于夸饰描写本方声势浩大的军威而享誉一时；董昭的《伪作袁绍檄告郡》以能够简洁明了地陈述对敌政策而见称于儒林；虞松的《檄告公孙渊》语言简洁朴实且有气势；吕凯的《答雍閭檄》文风高古，义正词严，有凛然难犯之概。这些檄文，由简单到复杂，由短篇到长篇，由散体至骈体，辞令之美脍炙人口，写作技巧不断加强。其中最为杰出者，当为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陈琳（？—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三国时曹魏文臣，是著名的文学家檄赋家。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说：“《檄豫州》最壮骇。”是对陈琳檄文最恰当的评价，他的檄文最为集中反映了三国时期的檄文特点。
二、三国时期檄文的特点
以陈琳为代表的三国檄文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檄文作品，对当时的历史进程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从文本内容来分析，这一时期的檄文表现出以下特色。
1.檄文的骈俪化趋势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句为特点，俗称“四六文”。骈文的句式固定，讲求辞藻运用，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体。三国时期正是骈文形成的时期，公文发展到三国时期，大量受到骈文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骈体公文，檄文自然也不例外。
三国时期的檄文开始有骈俪化的趋势。此时的檄文行文铿锵有气势，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严谨的体式和骈俪的语词相结合，使得此时的檄文成为语言优美、严肃的公文。
从时代意义上说，骈体的适当运用给檄文带来了勃勃生机，整齐的句子，排比的形式，便于层层推进的说理和劝诫，造就一种纵横驰骋的气势。三国时期的檄文则将灵动的语言运用的恰如其分，使得三国时期的檄文较前朝语言更为灵动，较后代体式上更符合檄文的要求，真正做到了严肃而不失灵动，华丽而不失风骨。
2.檄文的实用性、斗争性增强
三国时期檄文的实用性和斗争性明显增强。所谓“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3]，为了达到打击对方气势，鼓舞己方斗志的目的，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文中常常例举被讨方的罪过来收获一定的效果，如忤逆犯上、不敬君主、擅权夺位等，往往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例如汉隗嚣在《讨王莽檄》写道：“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将王莽的罪过写得人神共愤，天地昭昭，对此，隗嚣的义军也是理直气壮，一时间，天下人都是很认可这个檄文。又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提到“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4]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毁及其父祖，节奏感强，把曹操父亲及祖父的人品刻画得十分低劣，收到了打击敌方士气的效果。
此时的檄文攻击性之强甚至震人胆魄。三国时陈琳擅长创作檄文，“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5]当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之后，震惊不已，让他顾不上自己的头疾。可见陈琳的檄文让曹操这样的人物都为之震撼，足以体现其斗争性之强。
3.檄文的审美功能凸显
檄文发展到这一时期，除了实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审美功能。公文的审美功能，指的是好的公文除了其应用功能之外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华丽的词句，加上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檄文审美功用，主要体现在强有力的气势与独特的抒情方式两方面。 （1）强有力的气势
檄文到了三国时期，为了达到鼓舞士气，震慑敌军的效果，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气势。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盖闻名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6]开篇就展开议论，颇有气势。接着列举古人之事，阐述天下人应识时务，除暴扶明。该段议论承上启下，起到点睛的作用。再立足整篇文章，骈散结合，呈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势之美。
（2）独特的抒情方式
三国时期的檄文以其独特的抒情方式，“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进而“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7]抒情直接而又热烈。又以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为例，文中有“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8]，以真情动人，使人不禁燃起了对曹操的怒火。檄文还以国家为抒情主体，将个人情感置于次要位置，纯粹的敌我矛盾激化使这种情感直白而坦率，热烈而激荡，使得檄文气势雄浑，感情激越。而同为壮阔的抒情，不同的檄文也是有其不同之处。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说：“《檄豫州》最壮骇，而词惭以支；《檄吴》缓，如不欲战；皆中有戒心也。魏蜀强弱形见，故言之磊落。”[9]对比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与《檄吴将校部曲文》两篇檄文，由于己方与敌方战斗实力的差距，檄文的抒情也有急缓之别，这也是檄文抒情方式的灵活之处。
三、三国时期檄文对后世的影响
三国时期的檄文独树一帜，彪炳一时，后世檄文对其多所借鉴。得其精髓者，直承其战斗性特点，成就不亚于《为袁绍檄豫州文》；得其皮毛者，徒具形式，空有华丽的辞藻，则容易落入繁文缛节的泥沼。
唐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是一篇千古奇文，文章在行文气势上可直接看出三国檄文的影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管是赞同还是不赞同讨伐武则天的人，读了此文，都深受震动。在谋篇技巧上，骆宾王此文也与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陈琳写曹操及其父祖一样，文中写武则天：“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列数其罪，立论严正，先声夺人，气势恢宏，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最初看到此文时，还嬉笑自若，但当她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惊讶地问是谁写的，感叹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足见此文强有力的煽动性和对敌方的打击力度。
在三国时期的檄文中，骈俪语句的适当运用使公文显得灵动，辞令之美令人赏心悦目。但过度使用华丽的语句，就会掩盖檄文作为一个实用性公文的本意。三国时期之后，这种现象就越发不可收拾，如南北朝时期北齐杜弼的《檄梁文》。其内容主要是为了揭露梁朝的罪恶，暴露侯景的野心，洋洋洒洒写了二千多字，对偶工整，用词精美，可以说辞令之美，空前绝后。但文章却落入了华而不实的套路，虽长篇累牍而无助于文意的理解，许多字句较为晦涩，需耐心咀嚼才可体味其中深意。文中开篇就是“夫乾坤交泰，明圣兴作，有冥运行之力，俱尽变化之途。抱识含灵，融然并至，呈形赋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国受赐而无迹。”虽对偶工整，很有气势，却不免有些偏离主题，不知所云。这与三国时期之前的檄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观隗嚣《讨王莽檄》：“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寥寥数语，就把王莽弑君篡位的恶行刻画的入木三分，语句可谓非常之简练。高下之别，判若云泥。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萧颖胄的《移檄京邑》、丘巨源的《驰檄数沈攸之罪恶》等。
综上所述，檄文发展到三国时期，在社会需求的召唤下，涌现了一批檄文创作大家，诞生了一批像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样的优秀作品，它们兼具形式美与内容美两方面的特点，表明檄文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国时期独具特色的檄文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此后的不少檄文作品中均或多或少能看到一些三国时期檄文的影子。
参考文献：
[1]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5：52.
[2]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没，书局，2007：141.
[3]文艺类聚第四部.北京师联教育研究所，学苑音像出版社，2005：1600.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6.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78.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5-616.
[7][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6-227.
[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7.
[9]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51.
关键词： 三国时期 檄文 骈俪化 影响
檄是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来声讨敌方的公文。[1]檄文的雏形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已呈现，如《甘誓》、《汤誓》等，就是早期的檄文。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写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2]点出了檄文、诏命等公文在治国理政中的功用，三国檄文的发展正好印证了他的见解。在群雄争霸的三国时期（三国时期是指广义的三国时期，即从184年黄巾大起义到280年司马炎建晋），政权林立，战争频繁，檄文在这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涌现了一批公文大家，同时对后世公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三国时期檄文的发展状况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永汉元年（189年），董卓控制朝廷，专权一时。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吕布所杀，随后李傕、郭汜控制东汉王朝。在这一时期，地方州郡势力在反董卓战争及后来的相互攻伐中逐渐壮大实力，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先后消灭吕布、袁术等割据势力，降张绣、逐刘备，控制了兖州、豫州、徐州等地，后又在官渡之战中火烧袁绍军粮，以少胜多，击败了河北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最终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趁刘表病亡、荆州不稳之时，征荆州，刘琮束手无策，寄身荆州的刘备被迫退守夏口。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孙权谋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结盟。其后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曹操被迫退回北方，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此形成。
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战争局面，给檄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前肥沃的土壤。作为一个军事事务中的重要文种，在这一时期被高频率使用，催生了一大批檄文作家，檄文本身的发展也渐趋成熟。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檄文作家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陈琳、王昶、王粲、繁钦、虞松、吕凯、董昭等人。其中，繁钦的《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一文，以善于夸饰描写本方声势浩大的军威而享誉一时；董昭的《伪作袁绍檄告郡》以能够简洁明了地陈述对敌政策而见称于儒林；虞松的《檄告公孙渊》语言简洁朴实且有气势；吕凯的《答雍閭檄》文风高古，义正词严，有凛然难犯之概。这些檄文，由简单到复杂，由短篇到长篇，由散体至骈体，辞令之美脍炙人口，写作技巧不断加强。其中最为杰出者，当为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陈琳（？—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三国时曹魏文臣，是著名的文学家檄赋家。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说：“《檄豫州》最壮骇。”是对陈琳檄文最恰当的评价，他的檄文最为集中反映了三国时期的檄文特点。
二、三国时期檄文的特点
以陈琳为代表的三国檄文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檄文作品，对当时的历史进程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从文本内容来分析，这一时期的檄文表现出以下特色。
1.檄文的骈俪化趋势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句为特点，俗称“四六文”。骈文的句式固定，讲求辞藻运用，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体。三国时期正是骈文形成的时期，公文发展到三国时期，大量受到骈文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骈体公文，檄文自然也不例外。
三国时期的檄文开始有骈俪化的趋势。此时的檄文行文铿锵有气势，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严谨的体式和骈俪的语词相结合，使得此时的檄文成为语言优美、严肃的公文。
从时代意义上说，骈体的适当运用给檄文带来了勃勃生机，整齐的句子，排比的形式，便于层层推进的说理和劝诫，造就一种纵横驰骋的气势。三国时期的檄文则将灵动的语言运用的恰如其分，使得三国时期的檄文较前朝语言更为灵动，较后代体式上更符合檄文的要求，真正做到了严肃而不失灵动，华丽而不失风骨。
2.檄文的实用性、斗争性增强
三国时期檄文的实用性和斗争性明显增强。所谓“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3]，为了达到打击对方气势，鼓舞己方斗志的目的，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文中常常例举被讨方的罪过来收获一定的效果，如忤逆犯上、不敬君主、擅权夺位等，往往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例如汉隗嚣在《讨王莽檄》写道：“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将王莽的罪过写得人神共愤，天地昭昭，对此，隗嚣的义军也是理直气壮，一时间，天下人都是很认可这个檄文。又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提到“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4]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毁及其父祖，节奏感强，把曹操父亲及祖父的人品刻画得十分低劣，收到了打击敌方士气的效果。
此时的檄文攻击性之强甚至震人胆魄。三国时陈琳擅长创作檄文，“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5]当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之后，震惊不已，让他顾不上自己的头疾。可见陈琳的檄文让曹操这样的人物都为之震撼，足以体现其斗争性之强。
3.檄文的审美功能凸显
檄文发展到这一时期，除了实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审美功能。公文的审美功能，指的是好的公文除了其应用功能之外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华丽的词句，加上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檄文审美功用，主要体现在强有力的气势与独特的抒情方式两方面。 （1）强有力的气势
檄文到了三国时期，为了达到鼓舞士气，震慑敌军的效果，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气势。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盖闻名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6]开篇就展开议论，颇有气势。接着列举古人之事，阐述天下人应识时务，除暴扶明。该段议论承上启下，起到点睛的作用。再立足整篇文章，骈散结合，呈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势之美。
（2）独特的抒情方式
三国时期的檄文以其独特的抒情方式，“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进而“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7]抒情直接而又热烈。又以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为例，文中有“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8]，以真情动人，使人不禁燃起了对曹操的怒火。檄文还以国家为抒情主体，将个人情感置于次要位置，纯粹的敌我矛盾激化使这种情感直白而坦率，热烈而激荡，使得檄文气势雄浑，感情激越。而同为壮阔的抒情，不同的檄文也是有其不同之处。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说：“《檄豫州》最壮骇，而词惭以支；《檄吴》缓，如不欲战；皆中有戒心也。魏蜀强弱形见，故言之磊落。”[9]对比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与《檄吴将校部曲文》两篇檄文，由于己方与敌方战斗实力的差距，檄文的抒情也有急缓之别，这也是檄文抒情方式的灵活之处。
三、三国时期檄文对后世的影响
三国时期的檄文独树一帜，彪炳一时，后世檄文对其多所借鉴。得其精髓者，直承其战斗性特点，成就不亚于《为袁绍檄豫州文》；得其皮毛者，徒具形式，空有华丽的辞藻，则容易落入繁文缛节的泥沼。
唐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瞾檄》是一篇千古奇文，文章在行文气势上可直接看出三国檄文的影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管是赞同还是不赞同讨伐武则天的人，读了此文，都深受震动。在谋篇技巧上，骆宾王此文也与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陈琳写曹操及其父祖一样，文中写武则天：“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列数其罪，立论严正，先声夺人，气势恢宏，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最初看到此文时，还嬉笑自若，但当她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惊讶地问是谁写的，感叹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足见此文强有力的煽动性和对敌方的打击力度。
在三国时期的檄文中，骈俪语句的适当运用使公文显得灵动，辞令之美令人赏心悦目。但过度使用华丽的语句，就会掩盖檄文作为一个实用性公文的本意。三国时期之后，这种现象就越发不可收拾，如南北朝时期北齐杜弼的《檄梁文》。其内容主要是为了揭露梁朝的罪恶，暴露侯景的野心，洋洋洒洒写了二千多字，对偶工整，用词精美，可以说辞令之美，空前绝后。但文章却落入了华而不实的套路，虽长篇累牍而无助于文意的理解，许多字句较为晦涩，需耐心咀嚼才可体味其中深意。文中开篇就是“夫乾坤交泰，明圣兴作，有冥运行之力，俱尽变化之途。抱识含灵，融然并至，呈形赋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国受赐而无迹。”虽对偶工整，很有气势，却不免有些偏离主题，不知所云。这与三国时期之前的檄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观隗嚣《讨王莽檄》：“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寥寥数语，就把王莽弑君篡位的恶行刻画的入木三分，语句可谓非常之简练。高下之别，判若云泥。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萧颖胄的《移檄京邑》、丘巨源的《驰檄数沈攸之罪恶》等。
综上所述，檄文发展到三国时期，在社会需求的召唤下，涌现了一批檄文创作大家，诞生了一批像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样的优秀作品，它们兼具形式美与内容美两方面的特点，表明檄文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国时期独具特色的檄文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此后的不少檄文作品中均或多或少能看到一些三国时期檄文的影子。
参考文献：
[1]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5：52.
[2]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没，书局，2007：141.
[3]文艺类聚第四部.北京师联教育研究所，学苑音像出版社，2005：1600.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6.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78.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5-616.
[7][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6-227.
[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617.
[9]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