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到南昌的，在石头街二郎庙小学教书。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南昌也像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一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我仍清晰地记得，1949年2月份，学校事务去银行取钱给我们发工资，背回来一麻袋“金圆券”，每个教职工分得一两捆，银行的签封都未动。市面上对“金圆券”已经不欢迎了，我邀了几个同事一同去商店，打了好久的嘴皮官司，才勉强买了几封火柴、几条肥皂。3月份以后，市政府不给我们发工资了，不要说拖家带口的教职工，就是我这个单身汉，在南昌也难以维持生活。当时街面上非常混乱，有时突然大家飞快奔跑，但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学生家长怕小孩出去闯祸，要求学校继续上课，比较放心把小孩拴在学校里。学生每天到校时交6个铜板，聊作补助老师的生活费，个别孩子交不出来，也就算了。学校还编印流传的解放区的新歌集，让学生在居民中推销，有点收入，也分给老师们一点。
　　5月21日夜里，大雨倾盆而下，我们还是听到了阵阵枪声。驻在南昌的桂系夏威兵团畏惧被解放军歼灭，于22日拂晓沿赣江西岸逃跑，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当即解放了南昌。敌军在逃跑前，对南昌进行疯狂的破坏，南昌人民进行了护厂、护校斗争，并引导解放军侦察兵一部，截住并歼灭了跑在后面的数百名敌军，抢救了即将被敌军炸毁的赣江大桥。23日上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那天，南昌街上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南昌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当年出征的子弟兵回归故里，父老乡亲的高兴劲可想而知，锣鼓声、欢呼声惊天动地。
　　24日，解放军在原省政府所在地设了一个接待站，倾听人民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要求。我也挤进去听了。只见两位解放军同志（男女各一）坐在接待桌子前，他们进城没有休息片刻，显得有些疲惫，但对市民提出的问题、反映的情况都认真听，认真记，有的还当场给予解决。来这里反映情况、谈问题的大多是小公务员、市民，反映最多的问题是：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3个月没有发工资，老百姓都无法生活了等。接待的解放军同志说：“我们知道南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几乎是不分昼夜往南赶，一路横扫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但还是晚来了一步，怪就怪国民党军队逃跑得太快了（大家哄堂大笑）。，现在好了，解放了，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实际确是如此。当月底，市军管会就让有关部门给公职人员发了解困的钱。头一次领到崭新的人民币，老师们拿着去商店里买了急需的粮、油、肉、菜、火柴、肥皂等生活日用品。我记得当时有一件有趣的事：解放了，人人要平等，谁也不敢坐黄包车，这样黄包车夫就失业了，他们叫苦连天。人民政府发现这个问题后，先是给黄包车夫发了救济金，然后通过做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
　　南昌解放不久，街上贴出一张布告，说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招收知识青年随营学习，署名是校长兼政委陈赓。当时我所在的学校包括我一共有3个青年老师去报名，经过考试都被录取了。我当时19岁，年轻气盛，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记得是6月初到原省政府所在地报到，第二天乘部队的卡车来到莲塘原南昌师范学校进行编队。我们2000人，共编为4个大队（团），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连），另有1个女生中队。我被编在2大队8中队。随后，我们进行了新兵入伍训练。
　　1949年7月1日，军大在南昌师范学校操场召开庆祝党的28周年诞辰及军大四分校开学典礼大会。陈赓校长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开宗明义地说，二野部队任务是要解放大西南，四兵团的目的地是解放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省。我们不仅要解放云南，还要建设好云南，帮助少数民族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担子就落在大家肩上。陈校长谈到军大的学习生活时说，军大是随营学校，边走边学，要学军事学政治，还有一门特别的课目就是要学走路。从这里去云南要经过5个省，没有汽车、火车，要靠我们两条腿走去。走路也是一门大学问。要向解放军老战士学习，他们凭两只铁脚板，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把国民党军队打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军大又是一个“草鞋大学”。他说：“有同学问什么时候毕业，我说走到云南就毕业，我会在昆明迎接你们。”
　　陈校长讲话像一把火，点燃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7月中旬，我们军大就启程，开始了向大西南进军，每天步行60～80华里。为了避开炎热及敌机的骚扰，采取昼宿夜行，行军四五天，休息两天。休息期间，大家洗换衣服，进行军事训练，组织会操，由政委和政治教员给我们上政治课。行军时，以班为单位，可以打乱队形进行讨论。这样边走边学，虽然劳累一些，但大家感到精神上是很愉快的。也就这样，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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