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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现代市场经济的肇始，保险业进入中国已有200年历史，伴随中国从愚昧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保险业的兴衰，是中国现代经济从萌芽到兴盛的一面镜子。
洋务运动与市场保卫战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外格局风云突变。
魏源、洪仁玕、郑观应、王韬和陈炽等人，先后在其著作中阐述了有关保险的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是魏源和洪仁玕。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保险理论、实务及发展情况，是介绍西方近代保险的第一人。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编》中，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开办保险事业的主张。
此时，世界保险业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财产保险、火灾保险、人身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的需求增长。二是由于贸易航运需要，海上保险有了新的发展。1855年5月1日，世界上第一家船东互助保障协会正式成立，就是现在英国布列塔尼亚保协的前身。
咸丰时期，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中国近代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外国银行和轮船的主要据点。并且也是军事工业、轮船业和保险业的发源地。原来业务范围广泛的第一代洋行已经不适应殖民者经济扩张的需要，轮船、保险、码头、仓栈、银行等项业务，已经从老牌洋行母体中离析而成为独立的企业，从而加快了保险业的进程。
1853年，永福人寿保险公司授予英商托马斯·蒙克里夫全权组建该公司上海代办处董事会。1861年，英商联盟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机构，经营水火险和人寿保险。19世纪60年代，英商保险机构一直垄断着中国保险业务。
由于保险业丰厚利润的吸引，华商附股开始加速。1857年，怡和洋行控制的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开设分行，并采取大力吸收华商股份的措施。
1865年5月，义和公司保险行在上海创立，是我国第一家自办的保险机构。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为适应航运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保险招商局”“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等官办保险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并坚持与外商保险公司进行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商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当然，洋务派在保险业方面的努力不能改变外商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
民国时的“保险解决人生的问题”
1911年，华商保险公司总共有45家，但发展的势头时起时落，仍然是外商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的保险市场。当时在整个保险业务中，外商约占80%，华商仅占20%。
从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华商保险公司有39家。其中于1912年设立的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到1931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保险公司。
从 1926年开始，包括银行在内的许多金融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纷纷投资于保险业，使得民族保险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较快发展。
到1937年，全国有华商保险公司40余家，分支机构120多个。1943年12月，由交通银行等投资设立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抗日战争之后，保险机构迅速增长，到1948年，全国保险业的总、分支机构一度达到602家，仅上海市就从1946年的133家增加到1948年的241家，其中华商178家、外商63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战局发展，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战时兵险即为其中较有特色的一项。战时兵险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局举办，包括运输兵险与陆地兵险，为国内外重要抗战物资的运输及后方工矿生产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得以安心运输与生产。
民国时，保险被许多人接受，1932年，马寅初在燕京女子大学的讲话中说：“一位将要出嫁的女生让我对于她应当得到什么样的嫁妆发表意见。我的建议是，在座各位准备出嫁的同学不要向父母索求珠宝、房产和田产，这与现代文明有教养的女性身份不符。你们应当要父母为你购生存储蓄的保单，这种保单到期时，可以发展事业、维持生活，比起那些珠宝之物实在强得多，可惜一般家长们不太不注意。”
1933年4月9日，上海《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四期，刊出了胡适的一幅题词，堪称中国知名学者向国人推荐人寿保险的一次“先例”。题词如下：
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
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做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做疾病时的计划。
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须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
推荐民众参投保险，实际上也是在倡导一种稳健的公众理财方式，胡适也算“开风气之先”了罢。
秦道夫：保险业活字典
秦道夫就像是一本相册，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建国时建立保险业的会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揭牌；改革开放恢复保险业；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草案……一张张，翔实、生动，定格了中国保险业的一个又一个脚印……
他的回忆录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保险生涯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建开始。”
他来自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谈起他，业内人士常常肃然起敬；说到他，最多的称呼是，“我国保险业的一代元老”；如今，国内金融界精英中，遍布着他的桃李。
秦道夫1945年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由人民银行调到人保。
上世纪50年代，保险公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人保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保险产品全面。1958年相关机关决定停办国内保险，1959年正式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几乎全都撤销了，仅保留了进出口贸易的保险业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里的一个科，剩下9个人，全国保险相关从业人员，由建国初期的5万人，缩减到200多人。从此中国保险停办了20年，保险业最后的9人，守护着保险业最后的微弱脉搏。
秦道夫认为，5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保险成为“倒口袋”，被保单位，保险公司的钱都是国家的，彼此之间来回“倒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灾害损失可以直接向财政核销。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是企业自负盈亏，企业会主动把可能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支持，秦道夫说：“那个时候凡是做有关保险的事情，中央总是很支持，那时候，财政部每年都给我们两亿多元。”随着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人保由人民银行下属司局“独立”，此后地位不断提高，到1984年，升格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国家要搞扩大外汇出口，要搞出口信用保险，国务院首先找到我们开会商讨，我们就成立一个出口信用保险部，现在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出来的。”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秦道夫是这部保险法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保险基本法，它的出台奠定了我国现代保险的架构，具有重大意义。
1998年之后，中国平安获批成立，成为我国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几年后太平洋成立，人保“独家”的市场开始被瓜分。此后，保险业群雄并起，蔚为壮观。
洋务运动与市场保卫战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外格局风云突变。
魏源、洪仁玕、郑观应、王韬和陈炽等人，先后在其著作中阐述了有关保险的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是魏源和洪仁玕。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保险理论、实务及发展情况，是介绍西方近代保险的第一人。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编》中，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开办保险事业的主张。
此时，世界保险业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财产保险、火灾保险、人身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的需求增长。二是由于贸易航运需要，海上保险有了新的发展。1855年5月1日，世界上第一家船东互助保障协会正式成立，就是现在英国布列塔尼亚保协的前身。
咸丰时期，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中国近代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外国银行和轮船的主要据点。并且也是军事工业、轮船业和保险业的发源地。原来业务范围广泛的第一代洋行已经不适应殖民者经济扩张的需要，轮船、保险、码头、仓栈、银行等项业务，已经从老牌洋行母体中离析而成为独立的企业，从而加快了保险业的进程。
1853年，永福人寿保险公司授予英商托马斯·蒙克里夫全权组建该公司上海代办处董事会。1861年，英商联盟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机构，经营水火险和人寿保险。19世纪60年代，英商保险机构一直垄断着中国保险业务。
由于保险业丰厚利润的吸引，华商附股开始加速。1857年，怡和洋行控制的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开设分行，并采取大力吸收华商股份的措施。
1865年5月，义和公司保险行在上海创立，是我国第一家自办的保险机构。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为适应航运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保险招商局”“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等官办保险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并坚持与外商保险公司进行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商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当然，洋务派在保险业方面的努力不能改变外商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
民国时的“保险解决人生的问题”
1911年，华商保险公司总共有45家，但发展的势头时起时落，仍然是外商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的保险市场。当时在整个保险业务中，外商约占80%，华商仅占20%。
从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华商保险公司有39家。其中于1912年设立的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到1931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保险公司。
从 1926年开始，包括银行在内的许多金融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纷纷投资于保险业，使得民族保险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较快发展。
到1937年，全国有华商保险公司40余家，分支机构120多个。1943年12月，由交通银行等投资设立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抗日战争之后，保险机构迅速增长，到1948年，全国保险业的总、分支机构一度达到602家，仅上海市就从1946年的133家增加到1948年的241家，其中华商178家、外商63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战局发展，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战时兵险即为其中较有特色的一项。战时兵险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局举办，包括运输兵险与陆地兵险，为国内外重要抗战物资的运输及后方工矿生产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得以安心运输与生产。
民国时，保险被许多人接受，1932年，马寅初在燕京女子大学的讲话中说：“一位将要出嫁的女生让我对于她应当得到什么样的嫁妆发表意见。我的建议是，在座各位准备出嫁的同学不要向父母索求珠宝、房产和田产，这与现代文明有教养的女性身份不符。你们应当要父母为你购生存储蓄的保单，这种保单到期时，可以发展事业、维持生活，比起那些珠宝之物实在强得多，可惜一般家长们不太不注意。”
1933年4月9日，上海《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四期，刊出了胡适的一幅题词，堪称中国知名学者向国人推荐人寿保险的一次“先例”。题词如下：
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
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做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做疾病时的计划。
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须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
推荐民众参投保险，实际上也是在倡导一种稳健的公众理财方式，胡适也算“开风气之先”了罢。
秦道夫：保险业活字典
秦道夫就像是一本相册，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建国时建立保险业的会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揭牌；改革开放恢复保险业；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草案……一张张，翔实、生动，定格了中国保险业的一个又一个脚印……
他的回忆录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保险生涯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建开始。”
他来自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谈起他，业内人士常常肃然起敬；说到他，最多的称呼是，“我国保险业的一代元老”；如今，国内金融界精英中，遍布着他的桃李。
秦道夫1945年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由人民银行调到人保。
上世纪50年代，保险公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人保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保险产品全面。1958年相关机关决定停办国内保险，1959年正式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几乎全都撤销了，仅保留了进出口贸易的保险业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里的一个科，剩下9个人，全国保险相关从业人员，由建国初期的5万人，缩减到200多人。从此中国保险停办了20年，保险业最后的9人，守护着保险业最后的微弱脉搏。
秦道夫认为，5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保险成为“倒口袋”，被保单位，保险公司的钱都是国家的，彼此之间来回“倒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灾害损失可以直接向财政核销。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是企业自负盈亏，企业会主动把可能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支持，秦道夫说：“那个时候凡是做有关保险的事情，中央总是很支持，那时候，财政部每年都给我们两亿多元。”随着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人保由人民银行下属司局“独立”，此后地位不断提高，到1984年，升格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国家要搞扩大外汇出口，要搞出口信用保险，国务院首先找到我们开会商讨，我们就成立一个出口信用保险部，现在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出来的。”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秦道夫是这部保险法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保险基本法，它的出台奠定了我国现代保险的架构，具有重大意义。
1998年之后，中国平安获批成立，成为我国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几年后太平洋成立，人保“独家”的市场开始被瓜分。此后，保险业群雄并起，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