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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文化内核超稳定而外表却极易变化，让世人捉摸不定。理解了日本历史的独特性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才能理解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张宏杰在其著作《简读日本史》中，对比日本历史轨迹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和不
同之处，着重分析了日本历史和文化
的独特性，以多元视角与理解路径，
解答了关于日本的所有困惑，也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日本式的“集团主义”
有人问我，书店里各种版本的日本史已经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凑热闹再写一本《简读日本史》？我的回答是，我关注的重点和大部分作者不太一样。
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入研究的傅高义说，日本国民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团结性强。他说，中国也在强调团结重要，但是实践得远没有日本人好。中国各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太强，缺乏彼此联系和协调。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傅高义、福山的说法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好，这确实是绝大多数观察者的共识。
日本国民性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弯快。有一个日本朋友说，她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明治维新特别感兴趣，几乎所有人都会和她聊起明治维新。事实上，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在世界剧变面前为什么能这么迅速地转身，而且变得这么彻底？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的舆论主流是“攘夷”，充斥着各种排外声音，但是当萨摩和长州（萨摩和长州均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藩属地）被西方人痛打了一次之后，全日本马上清醒过来，迅速转向，彻底改革。明治维新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仍然顺利完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日本实现了“脱胎换骨”。
那么，日本人的团结性、协作性，是从哪儿来的？日本人在危机面前为什么转弯转得这样快？通过梳理日本历史，我的看法是：以上这些特质，都与日本人身上的“集团主义”特质有关。日本人总是“抱团”式地生活，如同一群鱼，平时总是井然有序地朝一个方向游。如果你朝水中扔一块石子，它们短暂受惊后，又马上集体转向另一个方向。当然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国民性格特点，一方面导致日本社会协调性强，转向迅速;另一方面，一旦领导层决策错误，也会导致日本人盲从集体，犯下重大错误，正如日本在二战期间经历过的一样。而日本式的“集团主义”是漫长的历史塑造的。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多地方表面上和中国很像，但是骨子里完全不同。
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解之一，就是日本“克隆”了中国文化。没错，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确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相似的长相、相似的建筑、相似的文字，甚至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都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两国人为人处世都讲究含蓄，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但是，在这些相似下，再深入挖掘一层，就会发现中日之间很多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中国从周代开始就确立了“同姓不婚”的传统，日本历史上却长期盛行近亲结婚，特别是日本皇室的内部通婚，比如兄妹通婚成为传统。公元645年大化改新之后，虽然日本几乎全方位地学习中国，但是皇室内部通婚这种在中国文化看来绝对“逆天”的风俗却依然未改。
第二，中国文化中，男女之别甚严。日本人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长期男女混浴，没有出现过太监，也没有裹过小腳。
第三，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相当，不同。中国家族文化中血缘意识很强，一般不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养子。然而日本却盛行收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甚至自己有亲生儿子也可能把家业交给养子。
第四，中国人分家时一般诸子均分，也就是每人都有一份，长子和其他孩子的地位没有本质差别。而日本传统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地位差别非常大。在农民家庭，长子是主人，其他儿子类同奴仆。传统日本有些地区，只有长子才能结婚，其他儿子根本没有结婚的权利。
第五，中国的坟墓都远离生人居所，在荒郊野外。而日本城市里存在大量墓地，有些与住宅小区就一墙之隔。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靠子孙后代烧纸钱活着。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或成为“神”，或成为“佛”，不必害怕，也不需要烧纸钱。
第六，对日本人来说，“死是最高艺术”，死亡意味着清洁、超脱、干净，一切罪孽都随着死亡而消失。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奈良有个很小的古刹，叫“暴死寺”，香火很旺，每天都有人来此烧香参拜，祈求自己“暴死”。
第七，日本战国时代曾经出现广泛的社会自治现象。在自治乡村中，农民们自己处理普通司法案件。有些“惣村”（古代日本农村）甚至还拥有了“立法权”。在自治乡村的基础上，日本也出现了自治城市，自治城市拥有自己的司法权，许多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拥有专门维持治安的警察。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八，日本人不重视家族和亲戚关系，倒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公司”“单位”等集体。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不给别人添麻烦”差不多是最高准则。
第九，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长期存莅着“受害者意识”和“仇外情绪”。而日本入骨子里同样自尊且敏感，但是日本国民性中又有一种独特的“强者崇拜”，或者叫“拎得清”：你比我强，把我打败了，我就老老实实向你学习“鸦片战争”在中国是国耻，而迫使日本开国的武力威胁“黑船来航”，却被日本人当成带领日本走入现代文明的“恩惠”。
日本文化的“核心稳定性”
中日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中国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从原始时代到农业时代，实现了巨大的文化跨越。很多原始时代形成的文化习俗，后来已经消失或者严重变形了。比如普通中国人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祖先的祖字，是由代表生殖器的 “且”字演变而来的。而日本文化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的性文化因素。至今日本还有400座左右生殖器崇拜的神社。
除了原始的性观念，日本人在原始时代形成的还有“神道教”，这是从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日本人集团式的定居生活方式，也是从原始时代就开始的。一般人类社会是进入农业社会后才开始定居，而日本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绳纹时代，也就是采集时代，就开始定居，形成日本独特的“村社文化”的萌芽。
日本著名学者上山春平说，今天的日本文化表面上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剥去这一层，下一层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文化;再往下剥一层，就是原始时代即绳纹时代的文化精神。
日本之所以能保留这么多上古文化因素，当然是因为日本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日本平原很少，国土约75%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迁徙，导致日本社会小共同体长期稳定，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日本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既可以避免大陆的兵锋，又可以从容地向大陆学习。由于日本向大陆学习不是通过被征服、被融合的方式，所以原本的文化基座并没有被打碎。比如大化改新中，日本引进了大部分中国制度，但没有引进科举制，也没有引进中国的家族制度。因此日本在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同时，它的历史基盘，也就是集团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摧毁。
我们往往夸大了大化改新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事实上，大化改新虽然效果显著，成就辉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历史的个性。大化改新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百多年后，日本又滑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大化改新的全面“中国化”，只是日本历史之旅中的一次短暂脱轨。这背后显示出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远离大陆的封闭环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稳定性。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刺激，日本又会跳跃式地发展，外表发生巨变，不过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仍稳定不变。
中日文化的另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中国文明是原生的，长期远比周边文明发达，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日本文明是受到中国文明的辐射才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中国的先进就一目了然而且辉煌耀目，由于地理上的安全，历史上外来文明给日本带来的一直是巨大的惊喜而不是恐惧。因此从一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大的
“崇洋心态”和学习本能。
日本人眼中独特的“世界观”
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另一个很大的误解，是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事实上，在几千年间，日本只有一个时期是中国真正的朝贡国，那就是“倭五王”时期（约为中国南北朝时期），除此之外，在隋唐、五代、两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朝贡国。朝贡关系的重要标志是宗主国要册封朝贡国的国王。但是在唐朝，日本从来没有像其他朝贡国那样，请求中国皇帝的册封，反而自建年号，自称“天皇”。在中国清朝时期，日本甚至通过“正德新例”，试图把中国纳入日本的朝贡国体系。因此在中国的朝贡圈中，日本和朝鲜、越南、琉球甚至泰国都不一样，不能算是藩属国。
不但不向中国称臣，日本历史上还长期自认为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神国”，日本人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即以神国日本为中心，来统治世界万国。1610年，德川幕府致中国福建总督转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因此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旦实现统一，就必对外侵略。刚刚开始大化改新，羽翼未丰的日本就试图与大唐一争高下，导致朝鲜半岛上的白江口之战。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壬辰朝鲜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战争”），试图以宁波为首都，统治世界，成为“万皇之皇”。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就兴起了“征韩论”，并在不久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征服世界梦想的又一次尝试。
因此，日本文化中一直包含着独特的世界观念和统治世界的意识，这个小国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却长期燃烧着征服世界的野心。这是影响日本、东亚甚至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恐怕没有什么感情比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更加复杂和矛盾的了。提到日本，很多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便是仇恨。然而，“不共戴天”只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与这个国家同处一片天宇之下，不仅如此，还不得不与它“一衣带水”。因此，仅仅仇恨是不够的。当然，了解日本是不容易的。不光中国人对日本不太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对日本不了解。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而李光耀说得更為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独特的国家。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摘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
同之处，着重分析了日本历史和文化
的独特性，以多元视角与理解路径，
解答了关于日本的所有困惑，也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日本式的“集团主义”
有人问我，书店里各种版本的日本史已经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凑热闹再写一本《简读日本史》？我的回答是，我关注的重点和大部分作者不太一样。
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入研究的傅高义说，日本国民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团结性强。他说，中国也在强调团结重要，但是实践得远没有日本人好。中国各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太强，缺乏彼此联系和协调。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傅高义、福山的说法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好，这确实是绝大多数观察者的共识。
日本国民性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弯快。有一个日本朋友说，她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明治维新特别感兴趣，几乎所有人都会和她聊起明治维新。事实上，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在世界剧变面前为什么能这么迅速地转身，而且变得这么彻底？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的舆论主流是“攘夷”，充斥着各种排外声音，但是当萨摩和长州（萨摩和长州均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藩属地）被西方人痛打了一次之后，全日本马上清醒过来，迅速转向，彻底改革。明治维新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仍然顺利完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日本实现了“脱胎换骨”。
那么，日本人的团结性、协作性，是从哪儿来的？日本人在危机面前为什么转弯转得这样快？通过梳理日本历史，我的看法是：以上这些特质，都与日本人身上的“集团主义”特质有关。日本人总是“抱团”式地生活，如同一群鱼，平时总是井然有序地朝一个方向游。如果你朝水中扔一块石子，它们短暂受惊后，又马上集体转向另一个方向。当然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国民性格特点，一方面导致日本社会协调性强，转向迅速;另一方面，一旦领导层决策错误，也会导致日本人盲从集体，犯下重大错误，正如日本在二战期间经历过的一样。而日本式的“集团主义”是漫长的历史塑造的。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多地方表面上和中国很像，但是骨子里完全不同。
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解之一，就是日本“克隆”了中国文化。没错，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确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相似的长相、相似的建筑、相似的文字，甚至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都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两国人为人处世都讲究含蓄，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但是，在这些相似下，再深入挖掘一层，就会发现中日之间很多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中国从周代开始就确立了“同姓不婚”的传统，日本历史上却长期盛行近亲结婚，特别是日本皇室的内部通婚，比如兄妹通婚成为传统。公元645年大化改新之后，虽然日本几乎全方位地学习中国，但是皇室内部通婚这种在中国文化看来绝对“逆天”的风俗却依然未改。
第二，中国文化中，男女之别甚严。日本人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长期男女混浴，没有出现过太监，也没有裹过小腳。
第三，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相当，不同。中国家族文化中血缘意识很强，一般不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养子。然而日本却盛行收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甚至自己有亲生儿子也可能把家业交给养子。
第四，中国人分家时一般诸子均分，也就是每人都有一份，长子和其他孩子的地位没有本质差别。而日本传统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地位差别非常大。在农民家庭，长子是主人，其他儿子类同奴仆。传统日本有些地区，只有长子才能结婚，其他儿子根本没有结婚的权利。
第五，中国的坟墓都远离生人居所，在荒郊野外。而日本城市里存在大量墓地，有些与住宅小区就一墙之隔。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靠子孙后代烧纸钱活着。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或成为“神”，或成为“佛”，不必害怕，也不需要烧纸钱。
第六，对日本人来说，“死是最高艺术”，死亡意味着清洁、超脱、干净，一切罪孽都随着死亡而消失。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奈良有个很小的古刹，叫“暴死寺”，香火很旺，每天都有人来此烧香参拜，祈求自己“暴死”。
第七，日本战国时代曾经出现广泛的社会自治现象。在自治乡村中，农民们自己处理普通司法案件。有些“惣村”（古代日本农村）甚至还拥有了“立法权”。在自治乡村的基础上，日本也出现了自治城市，自治城市拥有自己的司法权，许多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拥有专门维持治安的警察。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八，日本人不重视家族和亲戚关系，倒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公司”“单位”等集体。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不给别人添麻烦”差不多是最高准则。
第九，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长期存莅着“受害者意识”和“仇外情绪”。而日本入骨子里同样自尊且敏感，但是日本国民性中又有一种独特的“强者崇拜”，或者叫“拎得清”：你比我强，把我打败了，我就老老实实向你学习“鸦片战争”在中国是国耻，而迫使日本开国的武力威胁“黑船来航”，却被日本人当成带领日本走入现代文明的“恩惠”。
日本文化的“核心稳定性”
中日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中国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从原始时代到农业时代，实现了巨大的文化跨越。很多原始时代形成的文化习俗，后来已经消失或者严重变形了。比如普通中国人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祖先的祖字，是由代表生殖器的 “且”字演变而来的。而日本文化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的性文化因素。至今日本还有400座左右生殖器崇拜的神社。
除了原始的性观念，日本人在原始时代形成的还有“神道教”，这是从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日本人集团式的定居生活方式，也是从原始时代就开始的。一般人类社会是进入农业社会后才开始定居，而日本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绳纹时代，也就是采集时代，就开始定居，形成日本独特的“村社文化”的萌芽。
日本著名学者上山春平说，今天的日本文化表面上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剥去这一层，下一层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文化;再往下剥一层，就是原始时代即绳纹时代的文化精神。
日本之所以能保留这么多上古文化因素，当然是因为日本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日本平原很少，国土约75%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迁徙，导致日本社会小共同体长期稳定，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日本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既可以避免大陆的兵锋，又可以从容地向大陆学习。由于日本向大陆学习不是通过被征服、被融合的方式，所以原本的文化基座并没有被打碎。比如大化改新中，日本引进了大部分中国制度，但没有引进科举制，也没有引进中国的家族制度。因此日本在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同时，它的历史基盘，也就是集团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摧毁。
我们往往夸大了大化改新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事实上，大化改新虽然效果显著，成就辉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历史的个性。大化改新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百多年后，日本又滑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大化改新的全面“中国化”，只是日本历史之旅中的一次短暂脱轨。这背后显示出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远离大陆的封闭环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稳定性。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刺激，日本又会跳跃式地发展，外表发生巨变，不过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仍稳定不变。
中日文化的另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中国文明是原生的，长期远比周边文明发达，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日本文明是受到中国文明的辐射才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中国的先进就一目了然而且辉煌耀目，由于地理上的安全，历史上外来文明给日本带来的一直是巨大的惊喜而不是恐惧。因此从一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大的
“崇洋心态”和学习本能。
日本人眼中独特的“世界观”
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另一个很大的误解，是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事实上，在几千年间，日本只有一个时期是中国真正的朝贡国，那就是“倭五王”时期（约为中国南北朝时期），除此之外，在隋唐、五代、两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朝贡国。朝贡关系的重要标志是宗主国要册封朝贡国的国王。但是在唐朝，日本从来没有像其他朝贡国那样，请求中国皇帝的册封，反而自建年号，自称“天皇”。在中国清朝时期，日本甚至通过“正德新例”，试图把中国纳入日本的朝贡国体系。因此在中国的朝贡圈中，日本和朝鲜、越南、琉球甚至泰国都不一样，不能算是藩属国。
不但不向中国称臣，日本历史上还长期自认为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神国”，日本人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即以神国日本为中心，来统治世界万国。1610年，德川幕府致中国福建总督转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因此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旦实现统一，就必对外侵略。刚刚开始大化改新，羽翼未丰的日本就试图与大唐一争高下，导致朝鲜半岛上的白江口之战。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壬辰朝鲜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战争”），试图以宁波为首都，统治世界，成为“万皇之皇”。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就兴起了“征韩论”，并在不久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征服世界梦想的又一次尝试。
因此，日本文化中一直包含着独特的世界观念和统治世界的意识，这个小国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却长期燃烧着征服世界的野心。这是影响日本、东亚甚至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恐怕没有什么感情比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更加复杂和矛盾的了。提到日本，很多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便是仇恨。然而，“不共戴天”只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与这个国家同处一片天宇之下，不仅如此，还不得不与它“一衣带水”。因此，仅仅仇恨是不够的。当然，了解日本是不容易的。不光中国人对日本不太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对日本不了解。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而李光耀说得更為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独特的国家。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摘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