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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意识是主体对客体发出的一种意识能动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有着深层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坚持何种发展形式、价值理念、文明类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既有主体性也有客体性，是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2—0005—05
[作者简介]吕晶，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刘欢，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当前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十分丰富，但鲜见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分析的成果。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回答什么问题的，是如何回答的，这样的问题意识又有哪些特征，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以期抛砖引玉。
一、内在关联：问题意识的哲学解读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
哲学的任务在于对社会生活的不完满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开拓新的世界。基于此，葆有问题意识是哲学存在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意识是主体对客体发出的一种意识能动反映。正确的问题意识会促进问题的解决，反之则会延缓。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问题意识呢？真正的问题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为了寻找“此岸世界”的真理。因此，首先，正确的问题意识应该坚持将问题与人的实践相联系。问题意识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反映了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出现的矛盾。譬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外部世界来取得自身需要的产品，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改造。人在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体现了主体性。其次，正确的问题意识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将问题与既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一方面，问题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会因为主体的无视和掩盖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主体的过分关注而改变自身性质。另一方面，问题的产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社会问题。总之，问题意识既有主体性也有客体性。问题的产生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实践来完成。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问题，具备世界眼光，抱有人文情怀，用理性和价值的双重向度来思考时代的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全球化时代使得各个民族不断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全球化使新思想得以萌发，使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全球性问题也接踵而至。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实现各国平等发展，已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共同追求。在此过程中，葆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注重培养世界发展整体性思维，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由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
二、生成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问题意识的由来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民族国家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冲突也有融合。全球化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困惑，构成了深层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
（一）国际层面风险叠加
首先，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加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问题频发，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因和制度所致。西方国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价值增值和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当全球市场出现需求不足时，资本主义就会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些国家陷入困境，与他国的博弈随之愈演愈烈。极端民族主义是国家间博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极端民族主义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不惜以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甚至对别国发起军事威胁和战争。其次，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这意味着困难和风险日趋增多。全球变暖问题，贫困人口问题，金融危机阴云不散，恐怖主义威胁仍在，发展鸿沟日益凸显，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等，都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同时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而呈现新格局。全球发展失衡，贫富分化严重，劳资差距拉大，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全球性问题使得各国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团结协作的基础。最后，世界力量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逐步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的衰落、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国际形势中发生的这些深刻變化，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通过战争、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霸权，开始逐步向以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全球性挑战越来越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
（二）中国层面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实践阶段，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中国与世界不断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发展。中国不遗余力地促进全球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具有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和塑造力，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路径借鉴。总之，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其次，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任重道远。民族复兴需要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将致力于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还有各种疑虑和争论。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很好回应，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逐步得以实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内容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全球化时代的追问：坚持何种发展形式？坚持何种价值理念？坚持何种文明类型？
（一）坚持何种发展形式：激励相容、互惠互利的新形式
旧的国际秩序的弊端使得它难以解决世界难题和矛盾，必须用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世界难题。共同体理念注重寻求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即共同发展，因此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时局做出的智慧研判。
首先，坚持奉行共赢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用共赢主义推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以期与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
其次，注重国家间平等。强调共同体恪守国家不分大小，地位一律平等，彼此平等对话。习近平指出：“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4]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各国平等的主权地位和发展机会，有利于形成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最后，搭建联动发展新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实然”的存在，而是“应然”的追求，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愿景，也是中国的全球倡议。它既可以增强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协作与交流，也可以使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开放、共建、共享精神，显著区别与传统的零和博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激励相容、互惠互利的发展新形式。
（二）坚持何种价值理念：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关键的是建立能够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精神和价值共识。共同体内成员的“共同精神”越牢固，共同体也就越可靠。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然蕴含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跳出服从西方利益、体现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普世价值”视阈，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一方面，“共同价值”的实质是普惠，而不是由个别国家提出的、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普惠价值强调维护好、实现好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强调世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在思维方式上，普惠价值强调不同文明主体间的平等性。“实现了由狭隘的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并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共同主体性”[5]，“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平等原则为基石，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物欲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价值观念，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共同价值”跳出了资本运行的逻辑。资本主义蕴含着资本的逻辑，正是在资本的强大驱动下，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先后上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最大化，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意识形态上也打上深深的资本逻辑烙印。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同价值”，不是强权国家或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也不是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而是摆脱了资本的阴影，促进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
（三）坚持何种文明类型：以“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提供了可能性。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虚幻的共同体”使人的本质发生裂变和异化，“超阶级国家”“普世价值”都是虚假的存在，最终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与对抗。资本逻辑意图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强权政治构筑一个“虚幻的国际共同体”，导致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这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定向，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依循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正是这一定向本身的性质，使得中华民族开启出新的文明类型。中国道路所蕴含的和平主义，对新文明类型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中华文明批判了黩武主义，倡导和平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和合共生”“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在承认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的基础上讲究“和”。正是在批判与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以诞生，为新的文明类型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6]多彩体现了文化是共同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平等使强文化与弱文化的狭隘语境得以消解，包容则代表了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人类历史披沙炼金，每一种存留下来的文明都是相对成熟的文化形态。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伦理原则，在认识框架上，以“文明和谐”取代了“文明冲突”。中国不拒斥任何真正以和平为目的的改革设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乃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特征
哲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发，更为重要的是从时代主题中寻找，问题意识要批判现实的不足，更要考虑人类的解放。问题意识只有关注人类未来与命运，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人民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特征。
（一）实践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不是主观臆造和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往复中生成的，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并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根源于全球化的现实矛盾，是为应对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应对方案。“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8]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形式，早在西方柏拉图时代人们就开始探索世界共同体，东方世界则以“天下”“大同”等话语描述共同体图景。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外交政策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凸显了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它从人类实践中产生，必然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也需要经过人类漫長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9]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艰苦的实践努力和长期的实践过程。它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人类终将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逐步实现。 （二）时代性：时代的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可见，理论的时代生命力，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中生发而来，并随现实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并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但其现代性危机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在其光鲜的外表下依然隐藏着曾经诊断出的病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追寻理想社会的征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根源于“与时俱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百年未有，这就更需要有大格局和大胸怀，需要把中国处于国际体系变迁大势之中，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能将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中国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塑造更具全球视野的国家身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互动，显示了中国外交为人类进步担当的重要使命。
（三）批判性：批判西方中心论，凝聚发展共识
人类命运同体问题意识的批判性表现在，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零和思维模式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质疑和超越，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的文明，标榜西方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化道路。这种文明蕴含着“对抗”的基因，使旧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此外，资本主导是西方文明的旨趣，资本主导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把世界带入危险境地。今天，资本主义及其霸权主义行径愈发露骨，不断损坏盟友利益，不断“退群”，欲把原有秩序推倒重来，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格局中不断出现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等行径已经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基于西方文明难以克服的弊端而生成，是为解决世界难题和矛盾而出场，集中表达了中国的核心观点和主张。
（四）人民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人的解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问题意识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首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泉。人的需要包括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维度。在生存需要维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在享受需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结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更加满足了人民高层次享受需要，提出了更高效、更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方案，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程度上又迈出更大一步。在发展需要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制约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症结与要害，为实现全人类的协调发展开出了一剂富有中国特色的良方。其次，实现全面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在发展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我与社会、个体与集体、本国与世界辨证统一起来，在立足于人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进行解读和把握，克服了“虚幻共同体”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向人人充分發展的理想社会迈进。再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战略，将本国人民的发展与世界人民的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争取让人们多一点自由时间。向自由劳动、自由发展迈进是新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种观念从对抗走向合作，要求各项人权彼此协调、均衡发展。无论是自由权、平等权还是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其目的都是“以人为本”。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意旨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共同繁荣，这不仅有利于各项人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18.
[3][4][8][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539、541、548.
[5]刘欢，吕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蕴涵[J].理论视野，2018（12）：1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8-259.
[7][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20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责任编辑：杨建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6AKS008）、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9ECNUMY08）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2—0005—05
[作者简介]吕晶，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刘欢，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当前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十分丰富，但鲜见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分析的成果。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回答什么问题的，是如何回答的，这样的问题意识又有哪些特征，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以期抛砖引玉。
一、内在关联：问题意识的哲学解读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
哲学的任务在于对社会生活的不完满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开拓新的世界。基于此，葆有问题意识是哲学存在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意识是主体对客体发出的一种意识能动反映。正确的问题意识会促进问题的解决，反之则会延缓。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问题意识呢？真正的问题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为了寻找“此岸世界”的真理。因此，首先，正确的问题意识应该坚持将问题与人的实践相联系。问题意识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反映了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出现的矛盾。譬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外部世界来取得自身需要的产品，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改造。人在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体现了主体性。其次，正确的问题意识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将问题与既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一方面，问题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会因为主体的无视和掩盖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主体的过分关注而改变自身性质。另一方面，问题的产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社会问题。总之，问题意识既有主体性也有客体性。问题的产生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实践来完成。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问题，具备世界眼光，抱有人文情怀，用理性和价值的双重向度来思考时代的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全球化时代使得各个民族不断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全球化使新思想得以萌发，使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全球性问题也接踵而至。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实现各国平等发展，已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共同追求。在此过程中，葆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注重培养世界发展整体性思维，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由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
二、生成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问题意识的由来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民族国家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冲突也有融合。全球化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困惑，构成了深层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
（一）国际层面风险叠加
首先，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加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问题频发，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因和制度所致。西方国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价值增值和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当全球市场出现需求不足时，资本主义就会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些国家陷入困境，与他国的博弈随之愈演愈烈。极端民族主义是国家间博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极端民族主义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不惜以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甚至对别国发起军事威胁和战争。其次，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这意味着困难和风险日趋增多。全球变暖问题，贫困人口问题，金融危机阴云不散，恐怖主义威胁仍在，发展鸿沟日益凸显，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等，都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同时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而呈现新格局。全球发展失衡，贫富分化严重，劳资差距拉大，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全球性问题使得各国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团结协作的基础。最后，世界力量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逐步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的衰落、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国际形势中发生的这些深刻變化，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通过战争、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霸权，开始逐步向以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全球性挑战越来越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
（二）中国层面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实践阶段，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中国与世界不断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发展。中国不遗余力地促进全球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具有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和塑造力，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路径借鉴。总之，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其次，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任重道远。民族复兴需要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将致力于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还有各种疑虑和争论。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很好回应，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逐步得以实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内容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了全球化时代的追问：坚持何种发展形式？坚持何种价值理念？坚持何种文明类型？
（一）坚持何种发展形式：激励相容、互惠互利的新形式
旧的国际秩序的弊端使得它难以解决世界难题和矛盾，必须用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世界难题。共同体理念注重寻求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即共同发展，因此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时局做出的智慧研判。
首先，坚持奉行共赢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用共赢主义推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以期与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
其次，注重国家间平等。强调共同体恪守国家不分大小，地位一律平等，彼此平等对话。习近平指出：“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4]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各国平等的主权地位和发展机会，有利于形成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最后，搭建联动发展新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实然”的存在，而是“应然”的追求，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愿景，也是中国的全球倡议。它既可以增强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协作与交流，也可以使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开放、共建、共享精神，显著区别与传统的零和博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激励相容、互惠互利的发展新形式。
（二）坚持何种价值理念：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关键的是建立能够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精神和价值共识。共同体内成员的“共同精神”越牢固，共同体也就越可靠。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然蕴含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跳出服从西方利益、体现文化霸权和资本逻辑的“普世价值”视阈，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一方面，“共同价值”的实质是普惠，而不是由个别国家提出的、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普惠价值强调维护好、实现好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强调世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在思维方式上，普惠价值强调不同文明主体间的平等性。“实现了由狭隘的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并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共同主体性”[5]，“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平等原则为基石，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物欲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价值观念，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共同价值”跳出了资本运行的逻辑。资本主义蕴含着资本的逻辑，正是在资本的强大驱动下，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先后上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最大化，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意识形态上也打上深深的资本逻辑烙印。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同价值”，不是强权国家或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也不是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而是摆脱了资本的阴影，促进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
（三）坚持何种文明类型：以“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提供了可能性。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虚幻的共同体”使人的本质发生裂变和异化，“超阶级国家”“普世价值”都是虚假的存在，最终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与对抗。资本逻辑意图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强权政治构筑一个“虚幻的国际共同体”，导致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这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定向，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依循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正是这一定向本身的性质，使得中华民族开启出新的文明类型。中国道路所蕴含的和平主义，对新文明类型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中华文明批判了黩武主义，倡导和平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和合共生”“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在承认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的基础上讲究“和”。正是在批判与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以诞生，为新的文明类型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6]多彩体现了文化是共同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平等使强文化与弱文化的狭隘语境得以消解，包容则代表了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人类历史披沙炼金，每一种存留下来的文明都是相对成熟的文化形态。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伦理原则，在认识框架上，以“文明和谐”取代了“文明冲突”。中国不拒斥任何真正以和平为目的的改革设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乃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特征
哲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发，更为重要的是从时代主题中寻找，问题意识要批判现实的不足，更要考虑人类的解放。问题意识只有关注人类未来与命运，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人民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意识的主要特征。
（一）实践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不是主观臆造和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往复中生成的，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并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根源于全球化的现实矛盾，是为应对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应对方案。“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8]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形式，早在西方柏拉图时代人们就开始探索世界共同体，东方世界则以“天下”“大同”等话语描述共同体图景。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外交政策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凸显了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它从人类实践中产生，必然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也需要经过人类漫長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9]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艰苦的实践努力和长期的实践过程。它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人类终将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逐步实现。 （二）时代性：时代的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可见，理论的时代生命力，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中生发而来，并随现实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并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但其现代性危机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在其光鲜的外表下依然隐藏着曾经诊断出的病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追寻理想社会的征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根源于“与时俱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百年未有，这就更需要有大格局和大胸怀，需要把中国处于国际体系变迁大势之中，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能将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中国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塑造更具全球视野的国家身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互动，显示了中国外交为人类进步担当的重要使命。
（三）批判性：批判西方中心论，凝聚发展共识
人类命运同体问题意识的批判性表现在，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零和思维模式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质疑和超越，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的文明，标榜西方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化道路。这种文明蕴含着“对抗”的基因，使旧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此外，资本主导是西方文明的旨趣，资本主导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把世界带入危险境地。今天，资本主义及其霸权主义行径愈发露骨，不断损坏盟友利益，不断“退群”，欲把原有秩序推倒重来，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格局中不断出现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等行径已经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基于西方文明难以克服的弊端而生成，是为解决世界难题和矛盾而出场，集中表达了中国的核心观点和主张。
（四）人民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人的解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问题意识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首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泉。人的需要包括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维度。在生存需要维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在享受需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结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更加满足了人民高层次享受需要，提出了更高效、更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方案，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程度上又迈出更大一步。在发展需要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制约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症结与要害，为实现全人类的协调发展开出了一剂富有中国特色的良方。其次，实现全面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在发展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我与社会、个体与集体、本国与世界辨证统一起来，在立足于人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进行解读和把握，克服了“虚幻共同体”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向人人充分發展的理想社会迈进。再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战略，将本国人民的发展与世界人民的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争取让人们多一点自由时间。向自由劳动、自由发展迈进是新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种观念从对抗走向合作，要求各项人权彼此协调、均衡发展。无论是自由权、平等权还是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其目的都是“以人为本”。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意旨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共同繁荣，这不仅有利于各项人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18.
[3][4][8][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539、541、548.
[5]刘欢，吕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蕴涵[J].理论视野，2018（12）：1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8-259.
[7][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20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责任编辑：杨建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6AKS008）、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9ECNUMY0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