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日战争几个国家对中国施以援助。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中国政府向美、苏、英等国所借的外债总计分别约为10.478亿美元、2.5亿美元、1亿美元。这些贷款,对于当时极度艰难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支援。
一、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严厉谴责日本侵略,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与支持。同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当缔约双方之一方遭受一个或几个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保证不直接和间接给予那一个或几个第三国以任何支援,同样也不采取任何有可能被发起攻击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利用来反对遭受攻击的一方行动,这一条约的签订在道义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即派遣以杨杰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当时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定,今后几年内苏联政府将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易货贷款,虽然以后实际上只签订了三笔共2.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但在财政上仍对中国是不小的帮助。
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第一笔贷款顺利签订。“协定”说: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分,中国政府按下列货单分5年偿还:茶、皮革、兽毛、锑、锡、锌、镍、钨、丝绸、棉花、桐油、药材、红铜。中国政府每年具体交付之商品名称及数量由苏方规定。
在1938年的7月1日和1939年的6月13日,总额约5000万美元的第二笔贷款和约1.5亿美元的第三笔贷款也相继在莫斯科签订。第三笔偿还贷款的年限由前两笔的5年延长为10年,偿还贷单稍有变化。而这第三笔贷款由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未能按协定规定全部贷予中国。
苏联这三笔易货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均有案可查,各批清单均经中国驻苏大使签证,证明货品接收完毕,共计1.225亿美元。1944年1月,苏联政府送来第八、九两批中国动用贷款的贷单,计5064.4万美元。总计全国动用苏联易货贷款数额为1.732亿美元。第一、二两笔苏联易货贷款已全部使用,第三笔动用7317.6万美元,约等于贷款数的一半,这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缘故。
1939年6月16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通商航海条约》,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40年7月英日成立《缅甸禁运协定》,将滇缅路封锁,但是中国抗战需要的物资仍能通过西北公路从苏联运来。
苏联不仅在经济上给中国雪中送炭,在军事上也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16500颗航空炸弹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实际上,1939年9月以后,苏联尚有三批共5000多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往中国。
1937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向中国派出了6个飞行中队的志愿航空队,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空军和参加对日空战。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先后来华的志愿航空队队员有2000多人,他们多次出动轰炸机打击日军的机场、港口、仓库、舰船等目标,还参加过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如,1938年2月23日志愿队对台北日军机场空袭成功,引起中外轰动。在援华空战中,有15名志愿队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金质勋章。
这一时期,苏方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665人,他们被分配到南京参谋本部、战区司令部等单位工作。苏驻华武官兼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将军,后来曾参与制定了宜昌战役和长沙战役的作战计划。苏联的援助持续到1941年3月,军事顾问于1942年初撤离中国。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目的并不单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给驻华武官崔可夫的任务就是让他帮助中国紧紧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苏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想让中国拖住日军,以便在西线集中力量对付德军,待解决德军后,再掉过头来解决东线日军的威胁,这样苏联可避免两线作战。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最大一次支援是消灭日本的关东军。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一百五十多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大军越过中苏、中蒙、中朝边界,向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仅用两个周的时间,苏联红军就消灭了日本的80多万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
但苏联的这种支援是有条件的,在出兵前的雅尔塔会议中,苏联得到了这样的承诺: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借旅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等。这些条件基本得到满足后,苏联才决定出兵东北。关东军被消灭后,苏军又从东北大规模地拆运走了价值1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利益。
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美国并没有制定援华政策。相反,美国还企图与日本达成妥协来获取自已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因此,美国向日本源源不断地输入战略物资,大发战争财。1937年美向日输出的军需物资的价值占日本军需物资输入总值的54.5%。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才发生根本的转变。
1938年年底,美国批准了第一笔对华的2500万美元“桐油货款”。到1940年11月,美国援华贷款总计已达1.7亿美元。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决心全力支持坚决抵御的各国人民,从而使本半球避免战争”,“决心使美国成为反侵略者的兵工厂”。3月,罗斯福把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4月,美国援助了中国45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接着,又对华贷款5000万美元。5月,罗斯福又指出“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强调了援助中国的重要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在亚洲拖住日本人,以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美国认为,中国战场上牵制的日军越多,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牺牲就越小,所以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国,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协同中国抗战,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2月7日,美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5亿美元。6月,赫尔利与宋子文签订了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定。
在抗战后期,美国的空军给予了中国空军很大的支持。1941年8月,美国将陈纳德创立的美国义勇航空队(飞虎队)正式编入正规军,成为美陆军第23航空队(后改名为第14航空队),参加中国战场的战斗。该航空队拥有作战飞机600余架,人员5000余名。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开始装备大量美式飞机,并接受美式训练。在美国帮助下,中国空军从1942年冬始改变避战方针,同美第14航空队并肩作战。这年底,中美空军已基本制止了日本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狂轰滥炸,并逐步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制空权。至1944年,中国空军计有5个大队,另有与美空军合组的中美空军联队,专司战略轰炸。
美国的空军多次参与了对日作战,如长衡战役中,美空军为守城部队提供支援,美机不断轰炸、扫射日军的补给线,两次对日军岳阳机场袭击。这些空中攻势,迫使日军数次退却,帮助国民党第十军坚守孤城衡阳达47天。长沙之战中,中美空军力量是日军的3倍,衡阳战斗中更高达5倍。1945年春的老河口、芷江战役,掌握了制空权的中国军队大量投入美式装备的部队,狠狠打击并击溃了日军,使日军伤亡达2.8万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难得的胜利。
美国对国民政府不仅援助装备,而且还派人帮助军事训练。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受阻,大部退回云南,一部退至印度。1942年秋后,美军事教官分别在印度兰姆伽营和云南训练中国官兵。至1944年1月,在印度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接受了训练,他们组建成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其装备、编制与美军相同;在云南的第11军、第12军受训官军先后达1万人。经过美式训练、拥有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二次入缅作战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到1945年1月至8月,国民党中央系部队的美械装备师已达36个,在华美军亦由不到3.2万增至6万余人。而在共产党方面,尽管美国在华官员史迪威一直主张平等对待中国的军队,但蒋介石从来不把美国援助的枪炮分一点给八路军,因此自1941年以来,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没有得到任何供应。
对于美援,蒋介石并不完全用于抗日。1942年3月,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5亿美元贷款中,有1亿美元指定为美元节约建国储蓄券的黄金,另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但蒋介石统治集团内的知情人却乘机大做投机买卖,中饱私囊。在抗战后期,蒋介石还把到手的大量美援物资囤积起来,准备在抗战结束后用于打内战。
在抗战中,美国的民间团体也给予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支持。“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美国各援华组织开会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不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也纷纷捐款援助中国。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这一运动有100多万人参加,共筹得美金l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1941年5月,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在美国各地的中美两国知名人士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积极参加。仅抗战前期,美国援华组织就向中国捐款2500万美元以上。
三、英国对中国的援助
“七七事变”后,英国为维护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本,因而,中国抗战初期,英国对中国没有任何援助。但到日本占领华南、华中后,英国感到在华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态度才发生改变。这时,英国决定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只同意先给50万英镑(合230万美元)为滇缅公路购买卡车,以及500万英镑(合2300万美元)的外汇贷款用于平稳中国经济。
1940年秋天,日本南进步伐加快,英国越来越感到其远东领地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况下,英国为让中国牵制日军南下,在1940年底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合4600万美元)。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的援助贷款总共只有1550万英镑(合7200万美元)。
1941年11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中国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此后,在1944年5月 ,英国又向中国提供812万英镑的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的许多民众积极地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等。这些团体不仅组织起来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声援中国的抗日,而且还向中国的抗日前线捐钱捐物。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收到l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另外,一些社会团体还通过各种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3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年底,英国各援华组织共向中国捐款达200万英镑。这些组织捐赠的钱物有许多都是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送到抗日前线的。应特别指出的是,英国友人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向延安白求恩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 在抗战期间,英国进步人士还组织了一个援华医疗委员会,其任务是援助中国抗战,向中国提供物力和人力。这个医疗队共有20多人,于1939年9月13日到达香港,受到中国福利会代表和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的欢迎。
四、德国对中国的援助
德国虽在二战中作为同盟国的对立面,但在二战之前曾给中国一定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支持。苏、美、英等国对华的援助主要是在1938年以后,在1938以前的艰难抗日岁月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严重缺少国际援助的。特别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长达6年的局部抗战中,西方国家一味推行对日绥靖政策,来自德国的军用物资几乎是中国军队所能得到的全部外国装备。
“七七事变”前后,德国仍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截止到1936年,德在华投资达1.364亿美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国继续履行1934年签订的中德易货贸易协定(巴哈马协定)和1936年的借款协定。中德易货贸易协定使中国在1936年10月前得到了价值1000万马克的作战物资,1937年度又得到了价值827.86万马克的作战物资,其中包括卡宾枪、各种口径火炮、坦克、飞机、高炮、反坦克炮等;德国借给中国的款额高达10亿马克,用于帮助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在德国的帮助下,3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发展较快,一些武器性能已赶上西方。1937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海军司令陈绍宽访德期间又与德方达成新的协议,其中包括购买军火,聘用德军事顾问。德国援华物资直至1938年4月才停售。
德国军事顾问团受聘来华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3年德国名将法肯尔豪森接任团长后,顾问团进一步加强了对华援助,主要是编练新军、筹办新式装备、协定防务政策。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陆军部队25个调整师,均以德械装备为主。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在赴缅作战的同古保卫战中,取得享誉中外战绩的戴安澜摩托化第200师即拥有德制重型武器装备。日本对德国顾问团在华的活动非常不满,“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援引美联社电讯,再次指责德国纵容“5名德国顾问在上海闸北协助华军作战”。1938年初,希特勒调整了对华政策,4月停止了向中国出售武器,5月撤回了德驻华军事顾问团。
五、其他国家与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援助
除了这些主要国家外,抗战期间,法国、加拿大、丹麦、菲律宾等国也对中国有不同数目的借款援助,还有不少民间团体和国际友人组成了医疗团队,他们在抗战的后方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给战争中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抗战爆发后,法国的“法中之友社”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西班牙共产党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员国援助中国,并向中国筹得捐款556万法郎。马来西亚援华委员会共向中国捐款1750万英镑。
1938年初,加拿大共产党人,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援华医疗队到达解放区八路军抗日前线。白求恩的医术高明,工作态度热忱,在前线治好了许多病危的伤病员。1939年11月,他在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不久就在抗日前线病逝,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赞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人。
抗战期间,印度也派了一个医疗队援华。这个医疗队于1939年2月到达延安,后到八路军前线救护伤员。该医疗队中的柯棣华医生在抗日前线医治伤员五年多,后由于积劳成疾,病逝在前线。
一、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严厉谴责日本侵略,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与支持。同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当缔约双方之一方遭受一个或几个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保证不直接和间接给予那一个或几个第三国以任何支援,同样也不采取任何有可能被发起攻击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利用来反对遭受攻击的一方行动,这一条约的签订在道义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即派遣以杨杰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当时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定,今后几年内苏联政府将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易货贷款,虽然以后实际上只签订了三笔共2.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但在财政上仍对中国是不小的帮助。
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第一笔贷款顺利签订。“协定”说: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分,中国政府按下列货单分5年偿还:茶、皮革、兽毛、锑、锡、锌、镍、钨、丝绸、棉花、桐油、药材、红铜。中国政府每年具体交付之商品名称及数量由苏方规定。
在1938年的7月1日和1939年的6月13日,总额约5000万美元的第二笔贷款和约1.5亿美元的第三笔贷款也相继在莫斯科签订。第三笔偿还贷款的年限由前两笔的5年延长为10年,偿还贷单稍有变化。而这第三笔贷款由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未能按协定规定全部贷予中国。
苏联这三笔易货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均有案可查,各批清单均经中国驻苏大使签证,证明货品接收完毕,共计1.225亿美元。1944年1月,苏联政府送来第八、九两批中国动用贷款的贷单,计5064.4万美元。总计全国动用苏联易货贷款数额为1.732亿美元。第一、二两笔苏联易货贷款已全部使用,第三笔动用7317.6万美元,约等于贷款数的一半,这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缘故。
1939年6月16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通商航海条约》,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40年7月英日成立《缅甸禁运协定》,将滇缅路封锁,但是中国抗战需要的物资仍能通过西北公路从苏联运来。
苏联不仅在经济上给中国雪中送炭,在军事上也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16500颗航空炸弹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实际上,1939年9月以后,苏联尚有三批共5000多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往中国。
1937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向中国派出了6个飞行中队的志愿航空队,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空军和参加对日空战。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先后来华的志愿航空队队员有2000多人,他们多次出动轰炸机打击日军的机场、港口、仓库、舰船等目标,还参加过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如,1938年2月23日志愿队对台北日军机场空袭成功,引起中外轰动。在援华空战中,有15名志愿队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和金质勋章。
这一时期,苏方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665人,他们被分配到南京参谋本部、战区司令部等单位工作。苏驻华武官兼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将军,后来曾参与制定了宜昌战役和长沙战役的作战计划。苏联的援助持续到1941年3月,军事顾问于1942年初撤离中国。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目的并不单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给驻华武官崔可夫的任务就是让他帮助中国紧紧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苏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想让中国拖住日军,以便在西线集中力量对付德军,待解决德军后,再掉过头来解决东线日军的威胁,这样苏联可避免两线作战。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最大一次支援是消灭日本的关东军。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一百五十多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大军越过中苏、中蒙、中朝边界,向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仅用两个周的时间,苏联红军就消灭了日本的80多万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
但苏联的这种支援是有条件的,在出兵前的雅尔塔会议中,苏联得到了这样的承诺: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借旅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等。这些条件基本得到满足后,苏联才决定出兵东北。关东军被消灭后,苏军又从东北大规模地拆运走了价值1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利益。
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美国并没有制定援华政策。相反,美国还企图与日本达成妥协来获取自已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因此,美国向日本源源不断地输入战略物资,大发战争财。1937年美向日输出的军需物资的价值占日本军需物资输入总值的54.5%。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才发生根本的转变。
1938年年底,美国批准了第一笔对华的2500万美元“桐油货款”。到1940年11月,美国援华贷款总计已达1.7亿美元。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决心全力支持坚决抵御的各国人民,从而使本半球避免战争”,“决心使美国成为反侵略者的兵工厂”。3月,罗斯福把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4月,美国援助了中国45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接着,又对华贷款5000万美元。5月,罗斯福又指出“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强调了援助中国的重要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在亚洲拖住日本人,以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美国认为,中国战场上牵制的日军越多,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牺牲就越小,所以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国,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协同中国抗战,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2月7日,美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5亿美元。6月,赫尔利与宋子文签订了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定。
在抗战后期,美国的空军给予了中国空军很大的支持。1941年8月,美国将陈纳德创立的美国义勇航空队(飞虎队)正式编入正规军,成为美陆军第23航空队(后改名为第14航空队),参加中国战场的战斗。该航空队拥有作战飞机600余架,人员5000余名。从1942年起,中国空军开始装备大量美式飞机,并接受美式训练。在美国帮助下,中国空军从1942年冬始改变避战方针,同美第14航空队并肩作战。这年底,中美空军已基本制止了日本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狂轰滥炸,并逐步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制空权。至1944年,中国空军计有5个大队,另有与美空军合组的中美空军联队,专司战略轰炸。
美国的空军多次参与了对日作战,如长衡战役中,美空军为守城部队提供支援,美机不断轰炸、扫射日军的补给线,两次对日军岳阳机场袭击。这些空中攻势,迫使日军数次退却,帮助国民党第十军坚守孤城衡阳达47天。长沙之战中,中美空军力量是日军的3倍,衡阳战斗中更高达5倍。1945年春的老河口、芷江战役,掌握了制空权的中国军队大量投入美式装备的部队,狠狠打击并击溃了日军,使日军伤亡达2.8万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难得的胜利。
美国对国民政府不仅援助装备,而且还派人帮助军事训练。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受阻,大部退回云南,一部退至印度。1942年秋后,美军事教官分别在印度兰姆伽营和云南训练中国官兵。至1944年1月,在印度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接受了训练,他们组建成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其装备、编制与美军相同;在云南的第11军、第12军受训官军先后达1万人。经过美式训练、拥有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二次入缅作战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到1945年1月至8月,国民党中央系部队的美械装备师已达36个,在华美军亦由不到3.2万增至6万余人。而在共产党方面,尽管美国在华官员史迪威一直主张平等对待中国的军队,但蒋介石从来不把美国援助的枪炮分一点给八路军,因此自1941年以来,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没有得到任何供应。
对于美援,蒋介石并不完全用于抗日。1942年3月,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5亿美元贷款中,有1亿美元指定为美元节约建国储蓄券的黄金,另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但蒋介石统治集团内的知情人却乘机大做投机买卖,中饱私囊。在抗战后期,蒋介石还把到手的大量美援物资囤积起来,准备在抗战结束后用于打内战。
在抗战中,美国的民间团体也给予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支持。“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美国各援华组织开会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不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也纷纷捐款援助中国。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这一运动有100多万人参加,共筹得美金l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1941年5月,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在美国各地的中美两国知名人士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积极参加。仅抗战前期,美国援华组织就向中国捐款2500万美元以上。
三、英国对中国的援助
“七七事变”后,英国为维护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本,因而,中国抗战初期,英国对中国没有任何援助。但到日本占领华南、华中后,英国感到在华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态度才发生改变。这时,英国决定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只同意先给50万英镑(合230万美元)为滇缅公路购买卡车,以及500万英镑(合2300万美元)的外汇贷款用于平稳中国经济。
1940年秋天,日本南进步伐加快,英国越来越感到其远东领地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况下,英国为让中国牵制日军南下,在1940年底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合4600万美元)。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的援助贷款总共只有1550万英镑(合7200万美元)。
1941年11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中国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此后,在1944年5月 ,英国又向中国提供812万英镑的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的许多民众积极地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等。这些团体不仅组织起来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声援中国的抗日,而且还向中国的抗日前线捐钱捐物。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收到l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另外,一些社会团体还通过各种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3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年底,英国各援华组织共向中国捐款达200万英镑。这些组织捐赠的钱物有许多都是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送到抗日前线的。应特别指出的是,英国友人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向延安白求恩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 在抗战期间,英国进步人士还组织了一个援华医疗委员会,其任务是援助中国抗战,向中国提供物力和人力。这个医疗队共有20多人,于1939年9月13日到达香港,受到中国福利会代表和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的欢迎。
四、德国对中国的援助
德国虽在二战中作为同盟国的对立面,但在二战之前曾给中国一定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支持。苏、美、英等国对华的援助主要是在1938年以后,在1938以前的艰难抗日岁月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严重缺少国际援助的。特别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长达6年的局部抗战中,西方国家一味推行对日绥靖政策,来自德国的军用物资几乎是中国军队所能得到的全部外国装备。
“七七事变”前后,德国仍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截止到1936年,德在华投资达1.364亿美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国继续履行1934年签订的中德易货贸易协定(巴哈马协定)和1936年的借款协定。中德易货贸易协定使中国在1936年10月前得到了价值1000万马克的作战物资,1937年度又得到了价值827.86万马克的作战物资,其中包括卡宾枪、各种口径火炮、坦克、飞机、高炮、反坦克炮等;德国借给中国的款额高达10亿马克,用于帮助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在德国的帮助下,3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发展较快,一些武器性能已赶上西方。1937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海军司令陈绍宽访德期间又与德方达成新的协议,其中包括购买军火,聘用德军事顾问。德国援华物资直至1938年4月才停售。
德国军事顾问团受聘来华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3年德国名将法肯尔豪森接任团长后,顾问团进一步加强了对华援助,主要是编练新军、筹办新式装备、协定防务政策。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陆军部队25个调整师,均以德械装备为主。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在赴缅作战的同古保卫战中,取得享誉中外战绩的戴安澜摩托化第200师即拥有德制重型武器装备。日本对德国顾问团在华的活动非常不满,“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援引美联社电讯,再次指责德国纵容“5名德国顾问在上海闸北协助华军作战”。1938年初,希特勒调整了对华政策,4月停止了向中国出售武器,5月撤回了德驻华军事顾问团。
五、其他国家与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援助
除了这些主要国家外,抗战期间,法国、加拿大、丹麦、菲律宾等国也对中国有不同数目的借款援助,还有不少民间团体和国际友人组成了医疗团队,他们在抗战的后方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给战争中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抗战爆发后,法国的“法中之友社”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西班牙共产党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员国援助中国,并向中国筹得捐款556万法郎。马来西亚援华委员会共向中国捐款1750万英镑。
1938年初,加拿大共产党人,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援华医疗队到达解放区八路军抗日前线。白求恩的医术高明,工作态度热忱,在前线治好了许多病危的伤病员。1939年11月,他在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不久就在抗日前线病逝,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赞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人。
抗战期间,印度也派了一个医疗队援华。这个医疗队于1939年2月到达延安,后到八路军前线救护伤员。该医疗队中的柯棣华医生在抗日前线医治伤员五年多,后由于积劳成疾,病逝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