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17日晚，准备端起酒杯，起身吟诵祝酒词的格雷厄姆女士，被一个急促的电话摁住了脚步。这是一个由她本人发起的告别晚会，告别对象是《华盛顿邮报》即将退休的发行部总经理。
　　电话是从《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的家里打来的。话筒那头，是仅次于她的报社第二号人物，在他旁边，坐着总编辑等一堆报社高管。格雷厄姆知道，他们要说的，是当天上午取得的“五角大楼文件”到底要不要发表。
　　“五角大楼文件”，是一份披露美国如何卷入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纽约时报》率先取得了这份文件，并在5天前见诸报端。现在，《华盛顿邮报》也取得了这份秘密文件。不巧的是，联邦政府已经申请联邦法院，向率先发表这份秘密文件的竞争对手，发出了限制令，暂时禁止他们披露“五角大楼文件”。
　　当天上午的高管会议上，尚未知晓他们也取得“五角大楼文件”的报社律师，抨击他们的竞争对手缺乏爱国之心，危害国家利益。她认真地听着，但是一言未发。
　　当天晚上，告别晚会刚刚开始，觉察到风暴来临的编辑部主任，已经跟她吹过风了。
　　希望她拍板的编辑部主任说，《华盛顿邮报》不朽的灵魂，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发，知道我们也取得“五角大楼文件”的联邦政府，就会把我们当作攻击《纽约时报》的证据，证明我们是顾全大局相信政府的好报纸，而他们则是不顾大局藐视政府的坏报纸。
　　编辑部主任这番话的潜台词是：虽然《纽约时报》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面对联邦政府，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旦《纽约时报》输给了对簿公堂的联邦政府，他们，连同整个新闻界都是输家，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战争中，他们将一败涂地。
　　格雷厄姆看着他，问：有那么糟糕么？事情真的会闹到这个地步么？
　　他肯定地回答她：会的。
　　如果说她和编辑部主任之间的对话，还算得上互相讨论的话，来自总编辑家里的电话，似乎不是彼此交换意见的讨论，而是要她的一个决定。
　　每逢大事总要犹豫片刻的格雷厄姆，对话筒那端的第二号人物说：先让我说完祝酒词，我马上回来跟你们说。对方不愿意给她留出这点儿时间，因为发稿时间到了。
　　就在报社高层犹豫不决的时候，始终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撰写“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新闻记者们，无意间知道了律师与编辑部的争论。在首席记者的引领下，一批优秀记者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报社马上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在发稿时间的敦促下，第二号人物拨通了告别晚会现场的电话，将决定权交给格雷厄姆。格雷厄姆问第二号人物，你怎么看？第二号人物回答道：总的来说，我反对发表。
　　话音未落，总编辑本接过了第二号人物手中的话筒：我们必须动手啦！
　　这位总编辑一直在为《华盛顿邮报》成长为全国性主流大报而努力，他不能接受世人热议《纽约时报》，而他们只能跟着叫好。他认为，这是《华盛顿邮报》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在这个十字路口停滞不前。
　　没有犹豫的时间了。
　　电话那头等她决定是否发表，电话这头等她宣读祝酒词。
　　生性不喜欢与总统交恶的格雷厄姆女士，在又一次面临要不要与总统对阵的抉择中，对话筒那边所有的人说：发吧。
　　就“五角大楼文件”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纽约时报》而非《华盛顿邮报》，我选择《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小故事，来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是因为这个小故事，对于之后的“水门事件”殊为重要。根据《媒介与权势》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说法，《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们相信，没有这次经历，就不会有绊倒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
　　格雷厄姆在那天晚上的决定，意味着编辑部的权力得到了尊重，编辑独立原则正式确立，在此之后，编辑部可以自行决定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而无需请示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