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国集团（以下简称“G20”）领导人峰会机制源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对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的经济形势展开商讨，共谋方略。自此，作为非正式论坛，G20逐渐成为促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重要问题展开协商的开放性对话机制。G20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90%，人口约为40亿。2016年，中国接任G20主席国，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在杭州举办。
　　历史相似又不同
　　G20起源于“麻烦”，作用于“麻烦”，一年一度的峰会也总令人禁不住联想到“麻烦”。而今全球经济增长不景气的背景下，即将到来的峰会，似乎也避免不了一场今昔对比。
　　在2008年G20首聚后不久，美联储就开始了第一轮量化宽松。随后一年，G20一方面应对金融海啸向全球各个角落的蔓延，防止其深层次恶化，一方面健全机制，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协调的首要论坛。而该年之所以召开了两次峰会，与当时的经济表现不无关系。
　　“2009年，全球GDP下降1%，贸易量降低12%，投资流通下降36%，全球资产缩水50万亿美元，股市市值近乎‘腰斩’。全球经济危机处在深层化发展之中，各国不得不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来应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贾晋京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在他看来，2015年和2016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为即将召开的G20峰会带来了同样的紧迫感和严重性。
　　2015年最后一个月，欧美股市暴跌，全球金融市场瞬时陷入紧张与动荡。许多西方媒体甚至用“大衰退”来形容当时的股市表现，更有媒体直指新一轮金融危机袭击欧洲不是不可能。随后，2016年第一个月，全球股市又因暴跌损失8万亿美元，而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走进负利率时代，更让局势多了恐慌的味道。
　　今年1月末，日本央行宣布实施负利率，欧洲央行跟着在其货币政策会议上公开表示会继续扩大负利率的政策规模，美联储也透露会对在2016年下半年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如果不加以协调，负利率趋势恐怕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伤害”，贾晋京说。
　　在他看来，负利率政策颠覆了基本的金融规则，导致无法计算贴现率，而这又是金融运作的基础。投资机构为了能够算清账本，不得不给资产假定一个高得不可能的风险溢价，加剧投机表现。“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一度暴涨就是上述理论的佐证，因为没有实体经济支撑，暴涨必将有暴跌，任其发展，全球经济一定会受到重创，极端通胀与极端通缩都有可能发生”。
　　这种情势下，中国担任G20峰会主席国，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有类似的“麻烦”，也有不同的“优势”。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指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10万亿美元总体量的经济体，比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更强大。整体看，当前的态势已经脱离了“全球灾难性”的背景，走进了相对分化的时代。“8年前，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现在，有些国家表现好，有些国家需要努力。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慢下来，却依然处在总量相对较高的状态”。


　　G20的中国方案
　　3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针对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的提问指出：“现在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如何来摆脱长期的低迷不振，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来有效地协调各国的政策，国际社会正在把目光转向中国。”
　　就是在这样的“转折点”上，中国提出了4个“I”，即“共同创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在全面推进各项议题的同时，着力从3个新的角度来寻求峰会的突破：以创新发掘新动力，以改革注入新活力，以发展开辟新前景。
　　张建平认为，这是针对全球经济增长新困境提出的覆盖面广泛、包容性充足的中国方案。
　　他指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结构性经济问题，比如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制造业外流现象很明显，服务业在经济整体中占比很高，中国则相反，服务业发展不健全。有些国家，类似巴西和俄罗斯，又太过依赖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新和发展，也是所有经济体都需要着力重视的，没有创新，就难有新的增长动力。
　　G20首脑会议是因为经济危机才出现的。当时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意识到，若不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协调国际金融政策，很难度过危机，所以这个平台最初的目的就是依靠决策退出危机。回顾往届G20峰会，以财政政策和央行之间协调为主的议题居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复苏乏力阶段，各经济体的发展目标改变了，策略也需要调整。那么，“中国议题”是否意味着对峰会传统重点工作的忽视呢？
　　“并非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薇说。她认为，从财长会议成长起来的G20，财经工作始终在其核心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时代变迁，中国的提议似乎没有特别将此作为今年峰会的重点，也不等于财经合作的强度会在20国集团之间减弱，“有些问题只是换了一个阐述角度”。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黄薇强调，往届峰会将财经议题作为重点，执行期比较短，比如各国央行之间的政策落实或者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是，中国提出的此番议题，更倾向长期治理，很难一两年就看到成效，可以说是“新型制度建设”。
　　中国财政部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中心主任赵福昌也告诉《经济》记者，此次议题实则已将财政问题容纳其中。“创新和增长都围绕经济展开，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恐怕都脱离不开财政，不管是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的‘工业4.0’，都不例外”。
　　注入新活力
　　中国财政部于2月28日发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表示过去几年里，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未来，G20将继续采取行动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包括实施灵活财政、货币政策，以促进增长、就业并提振市场信心。
　　公告一出，国内外媒体同时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探究其作为峰会主席国的这一年是否真得能为提升全球经济形势做出贡献，更有媒体指出全球都将盯紧中国的经济表现，以示对此次峰会的重视程度。
　　那么，中国给出的4个“I”或者提出的3个重要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接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重要作用呢？
　　黄薇表示，作为非正式对话机制，G20本身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而这也是它得以成功发展的一个原因。“约束力很强的会议或论坛，往往难以推进，比如WTO，其前身多哈回合谈判就曾被搁置十几年，它一旦完成，就具有强制约束力，谈判因此异常艰辛。但是G20不同，它取得的一致结果往往比较宽泛并且指导性更明显，通常不会强制参与国有所作为”。所以，峰会主席国带来的议题也不存在接受上的障碍。
　　但是，所有的原则性协议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后续落实。贾晋京告诉《经济》记者，2014年澳大利亚接任主席国的时候提出“综合增长战略”，尽管G20就此达成一致认识，但是澳大利亚议会却没有允许其通过。至于能否提振全球经济，他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说：改变旧的和创造新的。
　　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是改变旧有状态的典型提议。既然大家都面临各自的结构性问题，那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改革就至关重要，但有时候，相同的议题却能够有多种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和美国同意发展电子商务，中国的意思是希望培养阿里巴巴那样的电商平台，希望其他国家都来与中国合作，而美国则希望借机扩大微软等高科技企业的销售，而有些不存在电商平台的国家就无法在国内落实上述共识”。至于创造新的增长点，从目前看还是市场大的经济体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毕竟消费能力摆在那里，希望会更大一些。
　　“无论如何，中国的此次议题，都为G20带来了新活力，以前多次峰会也都只不过围绕货币、央行进行”，贾晋京最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