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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回顾中国建筑史的研究的不同阶段，并对通常所说的中国建筑可识别性的进行了讨论，认为我们对可识别性的认识存在模糊，而其根本原因是对建筑历史的研究缺少合理而完整的框架和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可识别性；立面；中国传统建筑；方法論
Identity fa?ade是一个难以清晰定义的词组。众所周知，fa?ade在英文中指代正立面、外观，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假象，是一种类似于外皮的东西，虽然它本身是由外来词引用而来，但从“facade”中隐约可见的“face”仍然向我们透露了它的本质——面孔。而我们最常使用的立面图的立面准确的讲应该是elevation，个人理解中它更加侧重于投影、视图，不仅仅限于正面，也不是人的视点可以看到的。然而由于对西方建筑史实在是所知甚少，对单体建筑实在不敢妄言。相对而言，identity一词已经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在经历了一轮建设热潮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盲目的快速大规模建设带来的不只是城市个性的沦丧，更加成为民族认同感降低的祸首。在满足了温饱要求以后，人们开始仰望金字塔顶，向着“独特的”“可识别的”“文化内核”这样的字眼攀爬。
不得不承认，至今最为明确的属于中国的面孔仍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切。从故宫、寺庙到胡同、四合院乃至京剧、国画，它们是我们最深的印记，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符号，而我们对这些面孔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哪些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哪些是中国的“face”？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图1）
一位前人曾经说过，越是在急需“务实”的时代，越是需要“务虚”的人才。在城市建设滚滚如潮的时代，我们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筑历史的理论研究却步履缓慢，对方法论本身的探讨更是停滞不前。本文简要回顾建筑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的点，仅以此作为笔者认识中国的“面孔”及其可识别性内涵的开始。
一、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的面孔——大屋顶是谁的发现
西方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远远早于我们自己，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仅限于神秘或浪漫的描述，但从十九世纪起，欧洲“汉学”（Sinolgy）研究就开始进入学院化发展，成为西方主流学术体系的重要分支。随后，世界性考古发现的中心逐渐转移至远东地区，大批西方学者以探险队或私人旅行的方式到中国展开了实地调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他们为西方的汉学研究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成为西方研究的基础，大量的关于中国建筑的图集性书籍得以出版，刺激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早期研究以西方人惯用理论体系阐述中国传统建筑难免会有偏颇不尽之处。毫无疑问，中国建筑的“面孔”对西方人而言是完全陌生又充满魅力的，外形介绍和简单的技术分析是西方认识中国建筑的第一步，同时正值西方文化思想的启蒙时期，哲学体系刚刚成型，对于西方传统建筑的理论研究尚在逐步完善中，对于东方建筑的态度更接近于“参照”甚至“借鉴”这种从未见过的“面孔”，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完全西方的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才是“大屋顶”真正的始作俑者——虽然两千多年前大屋顶就已经悄然发源在黄河流域，却是西方人的眼睛最先捕捉到这一特征并将其作为中国建筑最为明确的“可识别的”特征。所以当北大图书馆的正立面摆在西方人眼前，尽管看起来有些异样，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的说
遗憾的是，不仅陈先生远不如梁先生那样闻名于世，甚至研究建筑史的学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误解他的研究，认为那些是“象牙塔内的自我陶醉”“与实际的建筑原理想去甚远”，令人扼腕。
四、今日是谁的眼睛？谁的面孔？谁在背后？
结构主义的辉煌结束，现象学与阐释学方兴未艾。一本《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让西方又一次审视着中国建筑：建筑的历史人情、质感声味以及地域上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正在日益显出它的适用性。中国学者似乎一下子发现了自我、得到了肯定似的活跃起来。用现象学解释古代建筑，用阐释学讲述园林，对建筑现象学相逢恨晚地褒奖着、套用着，一下子从结构的面孔跳转到深邃的背后涵义。而本质上，我们已然在建筑史的研究上停滞了。我们虽然整日谈论“可识别性”的“中国建筑”，却从未拓清什么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什么是中国的“face”，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抓住的。“大屋顶”是中国的产物，但仅有大屋顶却绝对不是中国的内核；相反，在苏州博物馆现代的外壳之内，我们分明感受到属于中国的“Identity”。还是可惜，贝聿铭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涵义不是大众探讨的热点，没有启发更深的思索，反倒是花窗、“小屋顶”迅速成为流行的符号了。
回头看我们的建筑史研究的历史，它有着民族荣誉感的伟大开始，到今天却陷入了民族荣誉感的肤浅怪圈徘徊不前；它在无奈的情况下以西方研究理论和框架作为切入点，到今天仍然每每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独有的“面孔”认识不算深入，对面孔背后的意义阐释也含糊其辞，而对于面孔及其背后涵义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式更是模棱两可。难道我们还要等待一套新的西方理论为我们加以解释？西方的经验证明，理论研究到了一定阶段，最需要突破的瓶颈往往不是所研究的内容，而是理论的理论，也就是用于研究的框架和哲学思维体系，所以才有还原论、决定论、二元论、辩证法、现象学、中观论等等认识框架的出现和批判研究。而我国九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就很少能在此领域有所作为了，而我们所应用的理论也往往未解真意的生搬硬套，这极大的限制着我国理论研究的突破。
未知古，焉知今？历史建筑的面孔最直观地反映着建筑内核、承载者文化背景、审美的需求，追究现代中国建筑审美趋向的迷
【关键词】可识别性；立面；中国传统建筑；方法論
Identity fa?ade是一个难以清晰定义的词组。众所周知，fa?ade在英文中指代正立面、外观，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假象，是一种类似于外皮的东西，虽然它本身是由外来词引用而来，但从“facade”中隐约可见的“face”仍然向我们透露了它的本质——面孔。而我们最常使用的立面图的立面准确的讲应该是elevation，个人理解中它更加侧重于投影、视图，不仅仅限于正面，也不是人的视点可以看到的。然而由于对西方建筑史实在是所知甚少，对单体建筑实在不敢妄言。相对而言，identity一词已经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在经历了一轮建设热潮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盲目的快速大规模建设带来的不只是城市个性的沦丧，更加成为民族认同感降低的祸首。在满足了温饱要求以后，人们开始仰望金字塔顶，向着“独特的”“可识别的”“文化内核”这样的字眼攀爬。
不得不承认，至今最为明确的属于中国的面孔仍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切。从故宫、寺庙到胡同、四合院乃至京剧、国画，它们是我们最深的印记，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符号，而我们对这些面孔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哪些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哪些是中国的“face”？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图1）
一位前人曾经说过，越是在急需“务实”的时代，越是需要“务虚”的人才。在城市建设滚滚如潮的时代，我们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筑历史的理论研究却步履缓慢，对方法论本身的探讨更是停滞不前。本文简要回顾建筑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的点，仅以此作为笔者认识中国的“面孔”及其可识别性内涵的开始。
一、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的面孔——大屋顶是谁的发现
西方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远远早于我们自己，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仅限于神秘或浪漫的描述，但从十九世纪起，欧洲“汉学”（Sinolgy）研究就开始进入学院化发展，成为西方主流学术体系的重要分支。随后，世界性考古发现的中心逐渐转移至远东地区，大批西方学者以探险队或私人旅行的方式到中国展开了实地调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他们为西方的汉学研究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成为西方研究的基础，大量的关于中国建筑的图集性书籍得以出版，刺激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早期研究以西方人惯用理论体系阐述中国传统建筑难免会有偏颇不尽之处。毫无疑问，中国建筑的“面孔”对西方人而言是完全陌生又充满魅力的，外形介绍和简单的技术分析是西方认识中国建筑的第一步，同时正值西方文化思想的启蒙时期，哲学体系刚刚成型，对于西方传统建筑的理论研究尚在逐步完善中，对于东方建筑的态度更接近于“参照”甚至“借鉴”这种从未见过的“面孔”，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完全西方的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才是“大屋顶”真正的始作俑者——虽然两千多年前大屋顶就已经悄然发源在黄河流域，却是西方人的眼睛最先捕捉到这一特征并将其作为中国建筑最为明确的“可识别的”特征。所以当北大图书馆的正立面摆在西方人眼前，尽管看起来有些异样，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的说
遗憾的是，不仅陈先生远不如梁先生那样闻名于世，甚至研究建筑史的学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误解他的研究，认为那些是“象牙塔内的自我陶醉”“与实际的建筑原理想去甚远”，令人扼腕。
四、今日是谁的眼睛？谁的面孔？谁在背后？
结构主义的辉煌结束，现象学与阐释学方兴未艾。一本《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让西方又一次审视着中国建筑：建筑的历史人情、质感声味以及地域上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正在日益显出它的适用性。中国学者似乎一下子发现了自我、得到了肯定似的活跃起来。用现象学解释古代建筑，用阐释学讲述园林，对建筑现象学相逢恨晚地褒奖着、套用着，一下子从结构的面孔跳转到深邃的背后涵义。而本质上，我们已然在建筑史的研究上停滞了。我们虽然整日谈论“可识别性”的“中国建筑”，却从未拓清什么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什么是中国的“face”，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抓住的。“大屋顶”是中国的产物，但仅有大屋顶却绝对不是中国的内核；相反，在苏州博物馆现代的外壳之内，我们分明感受到属于中国的“Identity”。还是可惜，贝聿铭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涵义不是大众探讨的热点，没有启发更深的思索，反倒是花窗、“小屋顶”迅速成为流行的符号了。
回头看我们的建筑史研究的历史，它有着民族荣誉感的伟大开始，到今天却陷入了民族荣誉感的肤浅怪圈徘徊不前；它在无奈的情况下以西方研究理论和框架作为切入点，到今天仍然每每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独有的“面孔”认识不算深入，对面孔背后的意义阐释也含糊其辞，而对于面孔及其背后涵义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式更是模棱两可。难道我们还要等待一套新的西方理论为我们加以解释？西方的经验证明，理论研究到了一定阶段，最需要突破的瓶颈往往不是所研究的内容，而是理论的理论，也就是用于研究的框架和哲学思维体系，所以才有还原论、决定论、二元论、辩证法、现象学、中观论等等认识框架的出现和批判研究。而我国九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就很少能在此领域有所作为了，而我们所应用的理论也往往未解真意的生搬硬套，这极大的限制着我国理论研究的突破。
未知古，焉知今？历史建筑的面孔最直观地反映着建筑内核、承载者文化背景、审美的需求，追究现代中国建筑审美趋向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