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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因其自身的鲜明特性和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面目,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批判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不应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也不应迷醉于什么理论体系的营造。
关键词:大众文化 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popular culture)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及演变趋势,被认为是现代大众社会在文化上的必然产物。大众文化被认为是由市场、由工业生产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因其自身的鲜明特性和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面目,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这种文化现象究竟怎样看,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审美维度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之,这些都是急需要回答和解决的。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呼声很高,但这种批判并没能阻遏住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当今的大众文化已如空气和水一样浸透在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存在的合理性已毋庸置疑。不积极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而一味地挥舞批判的大棒,在那里冷嘲热讽,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武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审判观念和原则,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而唯独忘了要立足于大众文化本身。这种逻辑起点的错位必然带来批判方向的偏离。
从传统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出发,去检测、批判大众文化,这是时间上的错位。传统精英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供文化人和上流社会欣赏的文化。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包括人文关怀、价值呵护、意义追求、悲剧精神、生命本质、忧患意识,等等。这些审美观念和原则虽然具有崇高、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形而上和乌托邦的一面,作为少数人的理想追求可以,却难以作为社会公众的共同法则。因为社会阶层差异和文化品味区别的实际存在,如果非得以精英文化的标准去框范所有的文化,则是在实质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权利。古典的审美方式在这里只会显得捉襟见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品格,是很正常的,用任何一种品格去要求另一种品格都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关于大众文化的属性,可以列出很多:商品性、技术性、娱乐性、形式化、标准化、类型化、批量化……这些都构成了精英文化认为大众文化具有诟病的有力证据。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于它们契合了现代人高技术、高信息、高生产、高欲求、高消费的生活结构,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我们显然不能说从前的生活方式就好于现在的生活方式。这对传统精英文化来说是陌生的和不可思议的,但对大众文化来说却正是它存在、运行的基本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对它任加鞭挞。
另外,我觉得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它促进了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形成,加快了人们参与市场取向改革的心理准备;拓展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创造出人们新的心理需求;打破了把人的发展意识形态化的局限,促进了人的多种现代化素养的发展;通过改变文化传递方式推动了人的现代化的多元途径……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就在于国民是否有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由于心理层面的现代化必然要触及甚至动摇一个民族的传统,所以它遭受的阻力和抗拒也就最大。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见。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大众文化首先出现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是来自其内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之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所以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批判中国时下大众文化的武器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殊不知,这里已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对现实文化的极度反应。
我国目前的一些大众文化批评学者脱离“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形成条件,把它当作一个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理论而运用于一切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地带来理论的僵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界定为文化工业,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的,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与当时西方的情境相去甚远的,所以置中国大众文化实情于不顾,盲目套“文化工业”理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刻意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挖出一条濠沟也是偏见之举。应当看到,大众文化在冲击精英文化的同时,也给精英文化拓现出一片新的空间。为了应付现代工商业的需要,精英文化逐渐走出了世代栖息的艺术圣殿,脱离了传统社会空间的局限,从贵族城堡走向了大众社会,从精英舞台走向了大众传媒,在大众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渗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早已过去,而大众文化仍旧兴盛并遍及世界,这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现代文化研究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峙的伯明翰学派,尤其是以专门研究“大众文化”为特色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因其独特而影响深远的研究一度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代名词。这个学派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主要有:
第一、不能把文化视为少数人的专利。“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CS)的中心人物雷蒙·威廉斯在其著名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一语的变化,反对把文化当作少数人的专利并将之与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中心的另一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对大众文化作了这样的描述:“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这是市场或商业的概念;其次,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显然,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应当把文化视为现代社会每个大众拥有的一种基本政治权利。
第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谈判与抗争的场所。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但是经过了伯明翰学派的改造提升,即认为资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框架来约束工人阶级。而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来自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进入,这就使文化不再是资产阶级单独拥有的专利。
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政治参与姿态。大众文化研究的重心不是人文的、美学的,而是政治的。这一观点在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的论文中被强调。依照这一看法,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参与,不应把它定位于仅仅是休闲娱乐,它既不应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代名词,也不是造成“人文精神”失落的对立面。
第四、为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辩护。流行音乐是一个常常提到的突出例子。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提出三个著名的否定性观点:流行音乐是文化工业的商业制作,是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流行音乐是被动消费的;流行音乐是社会黏合剂。对此,伯明翰学派不同的看法体现了更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阿多诺的分析是卓越的,但对流行音乐的责难却不公正,尤其是对标准化范围的夸大,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表现。
第五、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关注青少年。在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之中,青少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方面,被称之为文化创新的基本力量和基础,他们是社会文化变动更新的内在动力。青少年在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的背景下,具有双重的身份和角色:既是商品和流行文化产品的最先、最大量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潮流的创造者、推动者。但是,青少年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焦虑点——他们正处于成长之中,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尚未完全成熟,比较容易受到一些风气的感染。青少年犯罪上升、问题少年增多、学生中的团伙问题、街头混混、流氓、早恋、吸毒等等,都是让人忧虑的。
当然,我们也决不能漠视或否认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才显得那么迫切和重要。而要正确认识大众文化,只有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任何人为的障碍设置都是要不得的。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不应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也不应迷醉于什么理论体系的营造,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也许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韩梅)
关键词:大众文化 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popular culture)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及演变趋势,被认为是现代大众社会在文化上的必然产物。大众文化被认为是由市场、由工业生产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因其自身的鲜明特性和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面目,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这种文化现象究竟怎样看,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审美维度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之,这些都是急需要回答和解决的。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呼声很高,但这种批判并没能阻遏住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当今的大众文化已如空气和水一样浸透在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存在的合理性已毋庸置疑。不积极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而一味地挥舞批判的大棒,在那里冷嘲热讽,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武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审判观念和原则,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而唯独忘了要立足于大众文化本身。这种逻辑起点的错位必然带来批判方向的偏离。
从传统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出发,去检测、批判大众文化,这是时间上的错位。传统精英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供文化人和上流社会欣赏的文化。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包括人文关怀、价值呵护、意义追求、悲剧精神、生命本质、忧患意识,等等。这些审美观念和原则虽然具有崇高、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形而上和乌托邦的一面,作为少数人的理想追求可以,却难以作为社会公众的共同法则。因为社会阶层差异和文化品味区别的实际存在,如果非得以精英文化的标准去框范所有的文化,则是在实质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权利。古典的审美方式在这里只会显得捉襟见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品格,是很正常的,用任何一种品格去要求另一种品格都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关于大众文化的属性,可以列出很多:商品性、技术性、娱乐性、形式化、标准化、类型化、批量化……这些都构成了精英文化认为大众文化具有诟病的有力证据。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于它们契合了现代人高技术、高信息、高生产、高欲求、高消费的生活结构,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我们显然不能说从前的生活方式就好于现在的生活方式。这对传统精英文化来说是陌生的和不可思议的,但对大众文化来说却正是它存在、运行的基本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对它任加鞭挞。
另外,我觉得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它促进了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形成,加快了人们参与市场取向改革的心理准备;拓展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创造出人们新的心理需求;打破了把人的发展意识形态化的局限,促进了人的多种现代化素养的发展;通过改变文化传递方式推动了人的现代化的多元途径……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就在于国民是否有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由于心理层面的现代化必然要触及甚至动摇一个民族的传统,所以它遭受的阻力和抗拒也就最大。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见。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大众文化首先出现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是来自其内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之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所以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批判中国时下大众文化的武器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殊不知,这里已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对现实文化的极度反应。
我国目前的一些大众文化批评学者脱离“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形成条件,把它当作一个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理论而运用于一切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地带来理论的僵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界定为文化工业,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的,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与当时西方的情境相去甚远的,所以置中国大众文化实情于不顾,盲目套“文化工业”理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刻意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挖出一条濠沟也是偏见之举。应当看到,大众文化在冲击精英文化的同时,也给精英文化拓现出一片新的空间。为了应付现代工商业的需要,精英文化逐渐走出了世代栖息的艺术圣殿,脱离了传统社会空间的局限,从贵族城堡走向了大众社会,从精英舞台走向了大众传媒,在大众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渗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早已过去,而大众文化仍旧兴盛并遍及世界,这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现代文化研究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峙的伯明翰学派,尤其是以专门研究“大众文化”为特色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因其独特而影响深远的研究一度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代名词。这个学派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主要有:
第一、不能把文化视为少数人的专利。“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CS)的中心人物雷蒙·威廉斯在其著名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一语的变化,反对把文化当作少数人的专利并将之与工人阶级(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中心的另一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对大众文化作了这样的描述:“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这是市场或商业的概念;其次,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显然,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应当把文化视为现代社会每个大众拥有的一种基本政治权利。
第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谈判与抗争的场所。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但是经过了伯明翰学派的改造提升,即认为资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框架来约束工人阶级。而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来自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进入,这就使文化不再是资产阶级单独拥有的专利。
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政治参与姿态。大众文化研究的重心不是人文的、美学的,而是政治的。这一观点在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的论文中被强调。依照这一看法,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参与,不应把它定位于仅仅是休闲娱乐,它既不应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代名词,也不是造成“人文精神”失落的对立面。
第四、为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辩护。流行音乐是一个常常提到的突出例子。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提出三个著名的否定性观点:流行音乐是文化工业的商业制作,是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流行音乐是被动消费的;流行音乐是社会黏合剂。对此,伯明翰学派不同的看法体现了更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阿多诺的分析是卓越的,但对流行音乐的责难却不公正,尤其是对标准化范围的夸大,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表现。
第五、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关注青少年。在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之中,青少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方面,被称之为文化创新的基本力量和基础,他们是社会文化变动更新的内在动力。青少年在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的背景下,具有双重的身份和角色:既是商品和流行文化产品的最先、最大量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潮流的创造者、推动者。但是,青少年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焦虑点——他们正处于成长之中,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尚未完全成熟,比较容易受到一些风气的感染。青少年犯罪上升、问题少年增多、学生中的团伙问题、街头混混、流氓、早恋、吸毒等等,都是让人忧虑的。
当然,我们也决不能漠视或否认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才显得那么迫切和重要。而要正确认识大众文化,只有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任何人为的障碍设置都是要不得的。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不应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也不应迷醉于什么理论体系的营造,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也许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