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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的记忆中，我家里的堂屋中间供桌上方的正墙上，正中间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两边贴着一副对联“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对联两边各有两张“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作陪衬，每年过年时换一次。过年供饭时，母亲跪在供桌前，嘴里叨念的是“祖宗三代保佑我全家清清洁洁平平安安”，附带必须还要说小声一句“毛主席您也来吃饭了”。在供品冒出热气的缭绕中，毛主席永远都是一个表情，慈祥地看着我们跟在母亲后面，跪在供桌前面给他磕头，给祖宗磕头。对于随后烧给祖宗们的“钱纸”，母亲只是说，“祖宗三代你们来领钱了”。绝对不敢说“毛主席您老人家来领钱了”。因为在1976年9月9日以前，不论是谁说出这句话，只要被“上纲上线”的人听到，当事人“不死也要蜕一层皮”的。幸好这句话永远没有从我的母亲嘴里说出过。
那时候，我记得每一次只要在供桌前面磕头，是要烧很多纸钱的。因为这种浅黄色的粗糙纸张，就是父辈们在村里制造出来的土纸。父亲把几刀土纸逐一对破裁开，裁成小楷本大小的单张以后，再用钱凿凿出手指甲壳状弧形的钱眼，就成黄钱了。逢年过节供奉祖宗，烧的纸钱就出自村里的槽房，不用人民币去买，自然就烧得多一些。其实，这纸钱虽说是烧给祖宗三代，不如说是烧给毛主席。因为我那时根本没有祖宗三代的概念，父亲的父母亲是什么模样我根本不懂，再往上就更不用说。对于一个只有七八岁的懵懂孩童而言，只认得跟大人去山上上坟时看到那一堆堆石头围砌出来的叫做坟的土堆，里面埋着一个叫做公公，一个叫做奶奶，一个叫做老祖，一个叫做太祖的不曾见过的人。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想跪在这些坟堆面前烧纸钱，祖宗们肯定是会领受的。而跪在供桌面前烧纸，祖宗们肯定拿不走。因为在我们家里祖宗们站的位置应该是在供桌上面正墙的正中间，也就是粘贴毛主席像的那个位置，而偏偏为什么这个位置要让还在活着的毛主席的画像去占领呢？那些烧给祖宗的纸钱明明就是烧给一个还在活着的人嘛。那时的我嘴上不敢讲，但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这一个位置的改变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一年我17岁，高中毕业后回到我过去读过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一年过春节前几天，看到村里的蒋传国小满（叔）在给几户人家写家堂。这家堂由大大小小的红纸对联组成，正中间一张红纸的中间是竖写的“天地国亲師位”几个大字，就在同一张纸上的大字两边，又各竖写着三行小字。其中一边写的是“湖广得道禹王寿福”、“造纸先师蔡伦祖师”、“阴司公公蒋发旺神”；另一边写的是“初二十六牙祭仙官”、“南海岸上观音菩萨”、“盖天古佛关圣帝君”。正中间大红纸左右两边是一副宽大的对联，对联的左右边是短小的小红纸写的灶君位和祖先位，上面是棱形的“福”“禄”大字，最边缘是一副对称的大对联，左右各有一联作为封联。就是这一副叫做“家堂”的东西，从此永远取代了毛主席画像，取代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取代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类型的宣传画。我的祖宗从这一年起，正式搬上了供桌上方的正墙上，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从那一年起，我知道了“湖广人”、“造纸先师”的关系，找到了石头村造纸的根源，知道了我们“湖广人”所供的“家堂”为什么会比其他江西籍、南京籍的家堂多出六行小字的原因。
就在我弄瞳了我的先人们为什么会从湖南千里迢迢来到云南轿子山下造纸谋生的同时，1982年11月，石头村的最后一窑竹麻在完成了它的各个生产环节以后，这一个有着两百多年的造纸手工业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凭着我对这一段消逝的历史记忆和负责任的态度，我必须把那一根箭竹的命运作一个完整的交代，这也是对已经逝去的祖先和我的父母亲辈们最好的怀念。
制造土纸的地方叫做槽坊，也叫槽房。石头村的槽房只不过是三间没有封±山的石头墙支砌的瓦房。从窑孔里煮出来的竹麻经过漂洗以后，形成“乱麻窝”状的丝条，这些丝条状的东西，又像从腌菜缸里捞出来的泛黄的酸腌菜，沥干水分以后，把它背到槽房里堆起来，通常要占半间房子的位置，这一堆有五六吨重的“乱麻窝”，就是即将变成“一窑纸”的总原料。
槽房里的布局是这样的：左边一间靠后墙的半间堆原料，前半间和厦子下面的空间，各支一张槽，是“抄纸车间”。中间一间的正中是一张固定的三角焙，我们的方言一般读作焙（pei），是“烘焙车间”。前面还有半个偏厦，在地面上挖一个长2.5米，宽1.5米，深1米，有30度倾斜角度的地坑，地坑的三面用厚木板镶起来，形似农村用的胶轮车上不关门的木车厢，再在这一个前低后高的木箱里装一张木碓，这算是“碎料车间”。右边的一间用来堆其他工具和杂物，整个槽房的布局简单实用。
造纸的全部程序在槽房里完成。
第一道程序就出自“碎料车间”。木碓，是这个车间的灵魂。如果在这里不把这个木碓的形状叙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是永远想象不出来那些在窑孔里煮熟的箭竹是如何变成颗粒和细末的。这里的木碓形状和磕竹麻的木碓形状基本一样，只不过磕竹麻的木碓头是一个木桶般大小的锤子头模样，把生竹子打烂叫做磕，也叫做磕碓。碓头是砸在地面上的一块石板上，生竹子垫在石板上就是靠木碓头一锤一锤砸烂的。而在这个狭小空间安装的这一架木碓的碓头是一根有八磅水壶粗，有1米长的栎树，栎树的底部是碓嘴，上面开一个3厘米宽，10厘米深的十字槽，在十字槽里卡入一片高15厘米，宽20厘米，和两片高15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跟十字槽大小的钢刀片，这三片一大两小的纯钢刀片，叫做碓牙齿，大的一片类似于齐头菜刀的锋利部分，小的两片像两把薄薄的小斧，先把大的一片镶在碓头的槽里，再把两片小的紧靠大刀片的中间镶入槽，最后用干栎树削成的木楔塞紧，这一架特殊的木碓就做成了。这架木碓是装在倾斜的木框里的，碓头落下的位置，是在方板上用木锛挖出来的一个有桶口大小两寸深的圆坑，这个圆坑的作用，便于打难的人用铁钩把周围丝条状的熟竹麻钩来喂在碓牙齿下面切砍。只是碓翅要高出框外，伸向两边，碓尾也要伸向框尾，踩碓时碓尾要准确地落在一个固定的小坑里。只要这一架装有十字刀片的木碓开始起落，“打碓”这一个词也就诞生了。“打碓”和“磕碓”虽然运作时大同小异，但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磕”是对生竹，而“打”则是对熟竹。槽房里占了半间房子的五六吨熟竹麻，就是要靠这一架装有十字刀片的木碓不停地起落把它砍剁成细末的。 打碓的人身体素质一定要过硬，村里能够打碓的人我记得只有3个人。一个是汤二，一个是应祥，一个是传应，除了汤二的辈分和我一辈，应祥也姓汤，高我一辈，叫三耶，传应是蒋家长辈，我叫他四满。那一个年代，他们都是30多岁的壮汉，一身的蛮力气。
打碓看似简单，一个人不停地踩碓尾边用铁钩喂竹麻就行。其实用铁钩喂竹麻这一个动作是非常讲究节奏的，稍有不慎，只要不小心把铁钩喂到碓窝里没有及时移出，碓头砸下来，那三片碓牙齿就报废了。所以，初学打碓的人只能用树杈做成的木钩来喂竹麻，要熟练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把“7”字形的铁钩套上两米长的木杆，用这杆铁钩来喂竹麻。熟练的人通常是在碓尾落地前的一刹那，已经用钩子把竹麻搂到了碓窝里，碓头落下的时候，钩子已经移出碓窝。槽房里最大的声音，就是出自这架长着“铁牙齿”的木碓，踩落时发出“咣当啷咣当啷”的声音，一天到晚不停地响，在这沉闷的响声中，那一堆淡黄色的竹麻逐渐变成有米粒大小还在沾着湿气的纤维颗粒，这就是即将下槽的最佳原料。
在这些经过打碓人千万次踩碓才砍剁出来的纤维颗粒中，每加工完一坑竹麻，这些纤维颗粒中无不裹含着打碓人从赤裸的上身沁流出来的汗水。记忆最深的是只要轮着蒋传应四满打碓，从头发棵到裤腰带以上赤裸的上半身，随时都有大小不一的汗珠子滚落，他揩汗的那一块毛巾，经常是湿漉漉的，拧得出水来。有时，连裤腰带也是湿的。打碓时，还要把裤筒挽到膝盖以上，汗水顺着大腿往下流，湿了小腿，湿了赤脚，又湿了碓坑。
打碓的声音传得很远，即使在离村很远的山坡山，也听得到那一成不变的“咣当啷”，还有汤二那一声“日他妈哦，又打完一坑嘞”的大吼声。
在槽房里，技术含量较高的活计要数抄纸了，抄纸的主要工具是槽子和帘子。
槽子的构造简单，加厚木方板榫卯打制，类似一个放大的梯形升子，口大底小，长2米，深1.2米，上口宽1.1米，底宽0.9米。沿口支有两根横木，用来作抄纸帘子的支架。槽子的一头支一口与槽子一样高的打箍圆木缸，里面装一种叫做杨桃（杉松根）的树根泡出来的黏液，这种黏液是在抄纸时不可缺少的一种添加剂，起到黏和竹麻纖维的作用。
竹麻经过“打碓”工序以后，成为米粒大小的纤维颗粒，又像农妇蒸出来的苦荞饭，只是颜色呈淡黄色。用撮箕把这一坑打出来的颗粒撮到槽子里，加入半槽用木笕槽渡到槽边的竹根水，再按比例加入圆木缸里的杨桃黏液，用三根“搂梭棍”（食指粗的竹棍）在槽里来回搅动，直到把颗粒搅成浆糊状，自然浸泡三个小时以后，又加入清水，再用“搂梭棍”搅一次。这一回，粗纤维沉入槽底，细纤维经过杨桃黏液的作用，均匀地融入水中，既不漂浮，也不沉淀，类似于淡黄色清爽的小米粥，不浓不稠，恰到好处，下一步就可以抄纸了。
帘子是纸张成型的模具。长75厘米，宽25厘米，编帘所用的竹子不是一般竹类，而是苦竹。苦竹的特点是竹节长、质坚硬、纹理直，长者二尺，短者尺余。制帘的竹必须去掉竹节，然后剖细为丝。编帘是将长短竹丝交错连接而成。帘子编成后，还要刷一层黑色的土漆作保护层。原料的直径一般为0.4至0.6毫米，像过去农村妇女蓖头发的篦子一般粗细。帘子一般产自湖南、江西和贵州等地，云南各地的土纸生产所用的帘子全部要通过供销社从外地进货。一张帘子只能卷不能折，最好是平放。所以，抄纸时帘子还要有一个架子，帘子放在架子框里才能在槽里出入水不会晃动，在槽上还必须有两根横木作为帘子架的支架，帘子在槽里前入后出均匀地荡上纸浆后再轻轻一提，一张纸便抄了起来，放在帘子架的支架上滤掉水，剩下的一层薄薄的纸浆膜就是土纸的雏形。纸张的厚薄和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控制水平，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用竹帘抄出的纸，对着光线迎看，纸上呈现一道道明暗相同的条纹，这就是帘纹，帘纹的宽度等于竹丝的宽度。
抄出的纸要轻轻地翻放在一块固定的木板上面的竹篾巴上，一般底上这20多张纸到晒时是不能用的，自然形成一个保护层的纸壳。固定纸垛的是一个堆纸架，这个架子是在一块宽大的厚木板的前边缘，凿出两个方孔，平行支上两根1.5米高的木方条，帘子的一侧就是要紧贴木方条往下放，才能按规格把抄出来的纸翻放在竹篾巴上。就这样一张一张的堆码起来，垂直整齐地堆成为纸胚，这就叫一垛纸。这一垛有1米多高的湿纸堆，一般有1200张，从早晨到晚上，一个人一张槽一天抄一垛，两张槽一天就是两垛。这一码湿漉漉的纸张还要经过压榨，才能供给晒纸的人上焙。
榨纸是固定纸张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纸榨由滚筒、小杆、大杆、盖板、方木码子、缆绳组成。
榨纸的程序是先把木盖板盖在纸垛上，用木板轻压，第二步在盖板上加方木码子，四根方木码子要放成“井”字形，再把100多公斤重的圆木大杆的一头套在纸垛后面一根大横木下面的木闩里，呈三角形压在“井”字上面，另一头就伸在有圆汽油桶粗的木滚筒上面，把缆绳的一头套在大杆头上的木栓上，另一头固定在滚筒的木栓上，用小杆插在滚筒的四个方孔上使劲往下压，大杆高昂的头，随着小杆的撬动，慢慢地也就低了下来，而另一头的纸垛在大杆的作用下水分被渐渐榨干。如果这一步还有榨不干的水分，就要松缆，在纸垛上还要加码，重新将缆绳固定以后，抄纸师傅就要双脚站在小杆上，一手拉着系在楼楞上的安全绳，全身腾起，双脚落杆，重力打压，直到最后那1.5米高的湿垛子被榨成只有40厘米厚的压实纸垛才算大功告成。最后一步才是松开缆绳，然后放榨、取榨。这一垛榨好的纸抬到晒纸的纸架上支好，下一步就是晒纸人的事了。
在我的记忆中，槽房里那些鲜活的场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抄纸人除了我的父亲蒋传能，还有二太呀（伯）传举、大满传宗、三满传用、朱家的胖大耶、老光得二耶。后期就到了我们厚字辈的厚雄大把（哥）、厚山三把。到今天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长辈们只有胖大耶还在，但70岁不到的人，已经两头弓作一头了。厚雄和厚山已经60多岁，他们早已失去手中的那门手艺，在昆明打工多年，至今还在漂泊。 还有另外一種声音，我不得不说一说，那就是每到黄昏前的那一段时间，一垛纸抄完后，榨纸时父亲踩杆发出的那种从心底嘣出来的“嗨——嗨——”声，让我震撼，让我颤抖，让我头发倒竖，头皮发麻。这就是挣工分那个年月一天摊不到一角钱的无奈呐喊。
最后要说的是“烘焙车间”的事。焙的正中间是两面背靠背的墙，长6米，高2米，从侧面看，上窄下宽，构成陡峭的“人”字形。墙的正面一头砌土灶，填柴烧火，墙腹是烟火道，烟囱在另一头，伸在后墙外。这两面墙叫焙壁，灶火烧起来，焙壁开始升温。
焙的构造简单，中间用几根两米长的棱角钢搭成三角形固定架，再用两米长的青石板搭在这个固定架上，青石板的外面再用熟石灰、红黏土和细河沙拌匀“批透”（多次用木杵舂）的三合土糊在上面，这样的三合土有3厘米的厚度，外表要光滑能贴纸，内壁又要能够与石板互为一体，达到把石板全部包裹住而不至于剥离，慢慢自然阴干后，这一座张着大嘴的三角形状的两面墙就成为标准的晒纸工具了。焙的两边是晒纸的通道，旁边是一个木架子，木架上面支两块木板，抄出来压榨后的纸坯就放在上面，供晒纸人焙晒。
晒纸前，先用手将纸垛的两个边缘往上擦松，然后将纸头掰下来。纸头有6厘米宽，是帘子头扎线的边缘部分，与纸张有一条不易觉察的线缝，实际不与纸张相连，要把它掰下来后，才能从头把纸角“起”起来。纸垛的中间还要用圆滑的有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在上面斡压，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纸张不要粘连，好起。晒了一面焙的纸以后，又要斡一回。关于为什么要用鹅卵石在湿纸垛上面斡压的问题，我还问过父亲。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先祖蔡伦到一个地方教人们造纸，最后要晒纸时，那一张一张的湿纸撕起来就烂成几片，待大家想起来要请教蔡伦的时候，他已经走出很远，村人只得赶紧去追。追到一条小河滩上，见到蔡伦蹲在那里解手，来人问他为什么湿纸撕起来就烂掉，他随手把擦屁股的鹅卵石递给来人说，你们莫嫌脏，把这个石头拿在纸垛上斡压几下，就起得起来了。来人拿着这个石头回去以后，跟晒纸的人照蔡伦的原话说了一遍，人们按照蔡伦说的照做，果然见效。这个故事在我心里一直铭记，虽然那一个鹅卵石不一定是蔡伦祖师擦过屁股的，但这就是普通劳动人民最朴素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在槽房里，我看到纸垛旁边一个用纸肩箍起来的纸窝里，确实是放着一个比鸡蛋稍大的鹅卵石的，也看到小三满们取出10张纸以后，是要用鹅卵石来回在湿纸垛上斡上好几遍的。
正式晒纸开始，首先要用棕刷子把小麦面的生浆刷在焙墙上，这是便于湿纸容易贴在上面。然后再把纸垛上的湿纸分开，搭在棕刷子上，晒纸师傅右手拿着刷子，用四个手指把湿纸头按在刷子上，再把湿纸张从纸垛上拉起来，轻轻用左手食指和拇指捏住纸张的一面边缘，按顺序一张张贴在焙壁上，一个焙面够贴10张纸，在贴完这一面墙后前面的湿纸正好蒸去水分，变成干纸，再回过头来一张张揭下，把干纸整齐叠好，晒够20张，刚好够一打，晒够两打，就成了“一刀纸”。土纸的计量单位听起来有些土俗，20张为一打，两打为一刀，30刀就是一捆，一捆纸就是1200张。
因焙是两面墙，一面要有一个人晒纸，通俗的说法就是“一架”。听还在健在的老婶说过，我的母亲不仅和她磕竹麻时是“一架”搭档，而且在六十年代也晒过纸的，那时的另外一个搭档是传宗大满家的大婶。母亲一天可以晒完一垛纸，算下来是60打，30刀，刚好够一捆。那时，土纸全部交供销社，一刀纸卖两角钱，一捆纸卖6元钱。一个劳动日最多一角钱。母亲一天只苦得8分钱。
晒纸的人是要有性格的。快脚快手的蒋传得就是这样的人，他除了腿脚手快，嘴也快，声音尖细，还爱开玩笑。他是我的长辈，是传字辈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叫他“小三满”。他是晒纸师傅，和厚成二把是“一架”。七十年代末期，他晒了两年的纸，那时的槽房里，整天只有他尖声尖气地说笑声，倒是给抄纸打碓的人带来了不少乐趣。到后来，晒纸的人换成了跟我一岁的厚良和大我一岁的厚堂，他两个只读到初中就回家了，回家后就到槽房学晒纸，是最后一代晒纸人，如今也到了天命之年。后来证实，在大集体时晒过纸的人还有传加大满，袁四三姑爹，他们两人都已经作古，还有我的大姐厚英也60多岁。包产到户前两年那时叫做大队纸厂，还有两个外村人在石头村抄过纸，一个是本地吉德村的袁启龙大耶，一个是老乌蒙的包应起。包老人家还健在，从亲戚关系上论，我还叫他亲爹。
去年回石头村过年，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到传得三满家聊了一个晚上，他听说我的意思后很高兴，到楼上杂物堆里翻出了那一副收藏多年的碓牙齿，还有一把铁钩，一把砍窑柴用的三公斤重的大板斧。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写下来呢，这些东西已经失传了，再过几十年，后辈儿孙哪个会认得他们的祖宗造过土纸，唉，老祖宗啊老祖宗……”那些东西俨然已经成为历史的最后物证了，当年的小三满也快70岁了，虽然他说他是一身的痨病，但他还是说，过去苦一些，那段日子还是值得的。
我要感谢他，感谢他还收藏着那几样物件。还有，在石头村，传字辈的父辈们只剩3个人了。在我心里，我希望这3个人像那三件东西一样永远存在，让槽梓的记忆永远存在。
关于槽梓的叙述快要结束了，我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就是石头村最后的槽梓是我带着村人毁掉的。
石头村的最后一窑纸在1982年11月生产结束以后，从窑孔到槽房，造纸的一切生产工具就全部闲置。一年又一年，窑孔已经被石块和泥沙填满，槽房的瓦沟在一沟一沟崩塌，村里从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大集体的生产方式早就瓦解，再也没有谁去管槽房烂了的事情。过去几代人靠它维生的槽梓，从此就好比一个叫花子，褴褛的形象让人不会再给它有任何施舍，坍塌的槽房就像一个孤独的耄耋老人，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精气神，只有等待着最后命运终极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时间是1987年11月，也就是停产后整整5年。那一年，我已经在现在的村委会（那时大队改成乡政府）当了4年的乡文书。经过多方咨询后，我召集村里的蒋姓户长开了一个会，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拆除槽房，拆下来的木头和瓦匹统一折算成现金，外卖所得用来在窑孔和槽房的原址上修建一个篮球场。记得槽房的木头和瓦匹一共卖得325元6角8分，这一部分钱后来用来买炸药、球圈、篮球，剩余部分还买了一只羊，球场完工时全村人吃了一顿饭。 今年“五一”放假回老家石頭村，我在书柜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真是谢天谢地，我还保留着过去了的历史记录。那上面记录着当时修篮球场的时间和各家各户的工日。时间是1988年1月16日至27日共计13天，石头村有33户人家，投工179.5个，平整原槽房、窑孔、浆塘地方，为村上修篮球场。
从拆除槽房修建篮球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的时间，当年我只有24岁，村里那一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小伙子和大姑娘，有的已经结婚又抱上孩子，从这一代人开始，槽梓在他们的心里就只能是传说了。
那一个养育了几代人的槽梓，曾经热火朝天、嬉笑怒骂的地方，一下子就变得无影无踪、沉默寡言，而且永远不会再复还了。想到祖宗留下来的那一份产业，就值300多元人民币，我心里有时像针扎一样难受。好在每年回家过年，令人欣喜的是，篮球场早就打成了水泥地板，这个时候变成了临时的停车场，停满了轿车、面包车、摩托车。时代就是这样，永远是在前进的，已经逝去的先祖们和父辈们，他们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天，槽梓毁在他们的后代手中，槽梓又会变成这个偏僻山旮旯小村的停车场，他们的后辈儿孙会从外地开回来那么多的轿车。再过几十年，当我们又变成了祖宗，我们也不知道曾经是槽梓的地方变成停车场以后，将来又会变成什么。
一个产业消逝了，一张土纸消亡了。这就是岁月，这就是历史。
附录：
2003年的11月，当时我在转龙镇当镇党委书记。有一天下村去轿子山脚下的中槽子村，看到村里的一座槽梓还在生产土纸，我对在竹房里抄纸的乡亲说，可能这座槽梓就是我们禄劝县境内唯一一座还在生产土纸的槽梓了，你们以后还要盘（生产）吗？他们回答说，苦得很，土纸卖不上价了，以后不盘了，这是最后一窑。我劝他们说，不要再盘了，我也是“湖广人”，我晓得盘槽梓要烧很多柴，你们瞧瞧，村子周围都光秃秃的，背后就是轿子山，不能再砍树了。他们沉默。
过了老年以后，村主任老周到镇上跟我说，那次你说了以后，那一窑竹麻整完，槽梓就停产了。当时我断定，禄劝县境内最后一座槽梓已经走完它的历史使命了，时间在2004年3月某日。
前几天又看到禄劝政务网上有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8月14日，禄劝县政府正式将清光绪13年转龙文庙大成殿，明代转龙观音阁山门，民国彭氏民居，旧石器时代、民国三道门遗址及望月楼石刻碑，清代中槽子造纸作坊遗址，1958年的恩泽河土高炉6项不可移动文物，列为第五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终于看到“湖广人”在禄劝的最后一座槽梓，在消逝了10周年之后，遗址得到了官方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 胡兴尚
那时候，我记得每一次只要在供桌前面磕头，是要烧很多纸钱的。因为这种浅黄色的粗糙纸张，就是父辈们在村里制造出来的土纸。父亲把几刀土纸逐一对破裁开，裁成小楷本大小的单张以后，再用钱凿凿出手指甲壳状弧形的钱眼，就成黄钱了。逢年过节供奉祖宗，烧的纸钱就出自村里的槽房，不用人民币去买，自然就烧得多一些。其实，这纸钱虽说是烧给祖宗三代，不如说是烧给毛主席。因为我那时根本没有祖宗三代的概念，父亲的父母亲是什么模样我根本不懂，再往上就更不用说。对于一个只有七八岁的懵懂孩童而言，只认得跟大人去山上上坟时看到那一堆堆石头围砌出来的叫做坟的土堆，里面埋着一个叫做公公，一个叫做奶奶，一个叫做老祖，一个叫做太祖的不曾见过的人。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想跪在这些坟堆面前烧纸钱，祖宗们肯定是会领受的。而跪在供桌面前烧纸，祖宗们肯定拿不走。因为在我们家里祖宗们站的位置应该是在供桌上面正墙的正中间，也就是粘贴毛主席像的那个位置，而偏偏为什么这个位置要让还在活着的毛主席的画像去占领呢？那些烧给祖宗的纸钱明明就是烧给一个还在活着的人嘛。那时的我嘴上不敢讲，但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这一个位置的改变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一年我17岁，高中毕业后回到我过去读过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一年过春节前几天，看到村里的蒋传国小满（叔）在给几户人家写家堂。这家堂由大大小小的红纸对联组成，正中间一张红纸的中间是竖写的“天地国亲師位”几个大字，就在同一张纸上的大字两边，又各竖写着三行小字。其中一边写的是“湖广得道禹王寿福”、“造纸先师蔡伦祖师”、“阴司公公蒋发旺神”；另一边写的是“初二十六牙祭仙官”、“南海岸上观音菩萨”、“盖天古佛关圣帝君”。正中间大红纸左右两边是一副宽大的对联，对联的左右边是短小的小红纸写的灶君位和祖先位，上面是棱形的“福”“禄”大字，最边缘是一副对称的大对联，左右各有一联作为封联。就是这一副叫做“家堂”的东西，从此永远取代了毛主席画像，取代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取代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类型的宣传画。我的祖宗从这一年起，正式搬上了供桌上方的正墙上，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从那一年起，我知道了“湖广人”、“造纸先师”的关系，找到了石头村造纸的根源，知道了我们“湖广人”所供的“家堂”为什么会比其他江西籍、南京籍的家堂多出六行小字的原因。
就在我弄瞳了我的先人们为什么会从湖南千里迢迢来到云南轿子山下造纸谋生的同时，1982年11月，石头村的最后一窑竹麻在完成了它的各个生产环节以后，这一个有着两百多年的造纸手工业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凭着我对这一段消逝的历史记忆和负责任的态度，我必须把那一根箭竹的命运作一个完整的交代，这也是对已经逝去的祖先和我的父母亲辈们最好的怀念。
制造土纸的地方叫做槽坊，也叫槽房。石头村的槽房只不过是三间没有封±山的石头墙支砌的瓦房。从窑孔里煮出来的竹麻经过漂洗以后，形成“乱麻窝”状的丝条，这些丝条状的东西，又像从腌菜缸里捞出来的泛黄的酸腌菜，沥干水分以后，把它背到槽房里堆起来，通常要占半间房子的位置，这一堆有五六吨重的“乱麻窝”，就是即将变成“一窑纸”的总原料。
槽房里的布局是这样的：左边一间靠后墙的半间堆原料，前半间和厦子下面的空间，各支一张槽，是“抄纸车间”。中间一间的正中是一张固定的三角焙，我们的方言一般读作焙（pei），是“烘焙车间”。前面还有半个偏厦，在地面上挖一个长2.5米，宽1.5米，深1米，有30度倾斜角度的地坑，地坑的三面用厚木板镶起来，形似农村用的胶轮车上不关门的木车厢，再在这一个前低后高的木箱里装一张木碓，这算是“碎料车间”。右边的一间用来堆其他工具和杂物，整个槽房的布局简单实用。
造纸的全部程序在槽房里完成。
第一道程序就出自“碎料车间”。木碓，是这个车间的灵魂。如果在这里不把这个木碓的形状叙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是永远想象不出来那些在窑孔里煮熟的箭竹是如何变成颗粒和细末的。这里的木碓形状和磕竹麻的木碓形状基本一样，只不过磕竹麻的木碓头是一个木桶般大小的锤子头模样，把生竹子打烂叫做磕，也叫做磕碓。碓头是砸在地面上的一块石板上，生竹子垫在石板上就是靠木碓头一锤一锤砸烂的。而在这个狭小空间安装的这一架木碓的碓头是一根有八磅水壶粗，有1米长的栎树，栎树的底部是碓嘴，上面开一个3厘米宽，10厘米深的十字槽，在十字槽里卡入一片高15厘米，宽20厘米，和两片高15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跟十字槽大小的钢刀片，这三片一大两小的纯钢刀片，叫做碓牙齿，大的一片类似于齐头菜刀的锋利部分，小的两片像两把薄薄的小斧，先把大的一片镶在碓头的槽里，再把两片小的紧靠大刀片的中间镶入槽，最后用干栎树削成的木楔塞紧，这一架特殊的木碓就做成了。这架木碓是装在倾斜的木框里的，碓头落下的位置，是在方板上用木锛挖出来的一个有桶口大小两寸深的圆坑，这个圆坑的作用，便于打难的人用铁钩把周围丝条状的熟竹麻钩来喂在碓牙齿下面切砍。只是碓翅要高出框外，伸向两边，碓尾也要伸向框尾，踩碓时碓尾要准确地落在一个固定的小坑里。只要这一架装有十字刀片的木碓开始起落，“打碓”这一个词也就诞生了。“打碓”和“磕碓”虽然运作时大同小异，但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磕”是对生竹，而“打”则是对熟竹。槽房里占了半间房子的五六吨熟竹麻，就是要靠这一架装有十字刀片的木碓不停地起落把它砍剁成细末的。 打碓的人身体素质一定要过硬，村里能够打碓的人我记得只有3个人。一个是汤二，一个是应祥，一个是传应，除了汤二的辈分和我一辈，应祥也姓汤，高我一辈，叫三耶，传应是蒋家长辈，我叫他四满。那一个年代，他们都是30多岁的壮汉，一身的蛮力气。
打碓看似简单，一个人不停地踩碓尾边用铁钩喂竹麻就行。其实用铁钩喂竹麻这一个动作是非常讲究节奏的，稍有不慎，只要不小心把铁钩喂到碓窝里没有及时移出，碓头砸下来，那三片碓牙齿就报废了。所以，初学打碓的人只能用树杈做成的木钩来喂竹麻，要熟练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把“7”字形的铁钩套上两米长的木杆，用这杆铁钩来喂竹麻。熟练的人通常是在碓尾落地前的一刹那，已经用钩子把竹麻搂到了碓窝里，碓头落下的时候，钩子已经移出碓窝。槽房里最大的声音，就是出自这架长着“铁牙齿”的木碓，踩落时发出“咣当啷咣当啷”的声音，一天到晚不停地响，在这沉闷的响声中，那一堆淡黄色的竹麻逐渐变成有米粒大小还在沾着湿气的纤维颗粒，这就是即将下槽的最佳原料。
在这些经过打碓人千万次踩碓才砍剁出来的纤维颗粒中，每加工完一坑竹麻，这些纤维颗粒中无不裹含着打碓人从赤裸的上身沁流出来的汗水。记忆最深的是只要轮着蒋传应四满打碓，从头发棵到裤腰带以上赤裸的上半身，随时都有大小不一的汗珠子滚落，他揩汗的那一块毛巾，经常是湿漉漉的，拧得出水来。有时，连裤腰带也是湿的。打碓时，还要把裤筒挽到膝盖以上，汗水顺着大腿往下流，湿了小腿，湿了赤脚，又湿了碓坑。
打碓的声音传得很远，即使在离村很远的山坡山，也听得到那一成不变的“咣当啷”，还有汤二那一声“日他妈哦，又打完一坑嘞”的大吼声。
在槽房里，技术含量较高的活计要数抄纸了，抄纸的主要工具是槽子和帘子。
槽子的构造简单，加厚木方板榫卯打制，类似一个放大的梯形升子，口大底小，长2米，深1.2米，上口宽1.1米，底宽0.9米。沿口支有两根横木，用来作抄纸帘子的支架。槽子的一头支一口与槽子一样高的打箍圆木缸，里面装一种叫做杨桃（杉松根）的树根泡出来的黏液，这种黏液是在抄纸时不可缺少的一种添加剂，起到黏和竹麻纖维的作用。
竹麻经过“打碓”工序以后，成为米粒大小的纤维颗粒，又像农妇蒸出来的苦荞饭，只是颜色呈淡黄色。用撮箕把这一坑打出来的颗粒撮到槽子里，加入半槽用木笕槽渡到槽边的竹根水，再按比例加入圆木缸里的杨桃黏液，用三根“搂梭棍”（食指粗的竹棍）在槽里来回搅动，直到把颗粒搅成浆糊状，自然浸泡三个小时以后，又加入清水，再用“搂梭棍”搅一次。这一回，粗纤维沉入槽底，细纤维经过杨桃黏液的作用，均匀地融入水中，既不漂浮，也不沉淀，类似于淡黄色清爽的小米粥，不浓不稠，恰到好处，下一步就可以抄纸了。
帘子是纸张成型的模具。长75厘米，宽25厘米，编帘所用的竹子不是一般竹类，而是苦竹。苦竹的特点是竹节长、质坚硬、纹理直，长者二尺，短者尺余。制帘的竹必须去掉竹节，然后剖细为丝。编帘是将长短竹丝交错连接而成。帘子编成后，还要刷一层黑色的土漆作保护层。原料的直径一般为0.4至0.6毫米，像过去农村妇女蓖头发的篦子一般粗细。帘子一般产自湖南、江西和贵州等地，云南各地的土纸生产所用的帘子全部要通过供销社从外地进货。一张帘子只能卷不能折，最好是平放。所以，抄纸时帘子还要有一个架子，帘子放在架子框里才能在槽里出入水不会晃动，在槽上还必须有两根横木作为帘子架的支架，帘子在槽里前入后出均匀地荡上纸浆后再轻轻一提，一张纸便抄了起来，放在帘子架的支架上滤掉水，剩下的一层薄薄的纸浆膜就是土纸的雏形。纸张的厚薄和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控制水平，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用竹帘抄出的纸，对着光线迎看，纸上呈现一道道明暗相同的条纹，这就是帘纹，帘纹的宽度等于竹丝的宽度。
抄出的纸要轻轻地翻放在一块固定的木板上面的竹篾巴上，一般底上这20多张纸到晒时是不能用的，自然形成一个保护层的纸壳。固定纸垛的是一个堆纸架，这个架子是在一块宽大的厚木板的前边缘，凿出两个方孔，平行支上两根1.5米高的木方条，帘子的一侧就是要紧贴木方条往下放，才能按规格把抄出来的纸翻放在竹篾巴上。就这样一张一张的堆码起来，垂直整齐地堆成为纸胚，这就叫一垛纸。这一垛有1米多高的湿纸堆，一般有1200张，从早晨到晚上，一个人一张槽一天抄一垛，两张槽一天就是两垛。这一码湿漉漉的纸张还要经过压榨，才能供给晒纸的人上焙。
榨纸是固定纸张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纸榨由滚筒、小杆、大杆、盖板、方木码子、缆绳组成。
榨纸的程序是先把木盖板盖在纸垛上，用木板轻压，第二步在盖板上加方木码子，四根方木码子要放成“井”字形，再把100多公斤重的圆木大杆的一头套在纸垛后面一根大横木下面的木闩里，呈三角形压在“井”字上面，另一头就伸在有圆汽油桶粗的木滚筒上面，把缆绳的一头套在大杆头上的木栓上，另一头固定在滚筒的木栓上，用小杆插在滚筒的四个方孔上使劲往下压，大杆高昂的头，随着小杆的撬动，慢慢地也就低了下来，而另一头的纸垛在大杆的作用下水分被渐渐榨干。如果这一步还有榨不干的水分，就要松缆，在纸垛上还要加码，重新将缆绳固定以后，抄纸师傅就要双脚站在小杆上，一手拉着系在楼楞上的安全绳，全身腾起，双脚落杆，重力打压，直到最后那1.5米高的湿垛子被榨成只有40厘米厚的压实纸垛才算大功告成。最后一步才是松开缆绳，然后放榨、取榨。这一垛榨好的纸抬到晒纸的纸架上支好，下一步就是晒纸人的事了。
在我的记忆中，槽房里那些鲜活的场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抄纸人除了我的父亲蒋传能，还有二太呀（伯）传举、大满传宗、三满传用、朱家的胖大耶、老光得二耶。后期就到了我们厚字辈的厚雄大把（哥）、厚山三把。到今天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长辈们只有胖大耶还在，但70岁不到的人，已经两头弓作一头了。厚雄和厚山已经60多岁，他们早已失去手中的那门手艺，在昆明打工多年，至今还在漂泊。 还有另外一種声音，我不得不说一说，那就是每到黄昏前的那一段时间，一垛纸抄完后，榨纸时父亲踩杆发出的那种从心底嘣出来的“嗨——嗨——”声，让我震撼，让我颤抖，让我头发倒竖，头皮发麻。这就是挣工分那个年月一天摊不到一角钱的无奈呐喊。
最后要说的是“烘焙车间”的事。焙的正中间是两面背靠背的墙，长6米，高2米，从侧面看，上窄下宽，构成陡峭的“人”字形。墙的正面一头砌土灶，填柴烧火，墙腹是烟火道，烟囱在另一头，伸在后墙外。这两面墙叫焙壁，灶火烧起来，焙壁开始升温。
焙的构造简单，中间用几根两米长的棱角钢搭成三角形固定架，再用两米长的青石板搭在这个固定架上，青石板的外面再用熟石灰、红黏土和细河沙拌匀“批透”（多次用木杵舂）的三合土糊在上面，这样的三合土有3厘米的厚度，外表要光滑能贴纸，内壁又要能够与石板互为一体，达到把石板全部包裹住而不至于剥离，慢慢自然阴干后，这一座张着大嘴的三角形状的两面墙就成为标准的晒纸工具了。焙的两边是晒纸的通道，旁边是一个木架子，木架上面支两块木板，抄出来压榨后的纸坯就放在上面，供晒纸人焙晒。
晒纸前，先用手将纸垛的两个边缘往上擦松，然后将纸头掰下来。纸头有6厘米宽，是帘子头扎线的边缘部分，与纸张有一条不易觉察的线缝，实际不与纸张相连，要把它掰下来后，才能从头把纸角“起”起来。纸垛的中间还要用圆滑的有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在上面斡压，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纸张不要粘连，好起。晒了一面焙的纸以后，又要斡一回。关于为什么要用鹅卵石在湿纸垛上面斡压的问题，我还问过父亲。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先祖蔡伦到一个地方教人们造纸，最后要晒纸时，那一张一张的湿纸撕起来就烂成几片，待大家想起来要请教蔡伦的时候，他已经走出很远，村人只得赶紧去追。追到一条小河滩上，见到蔡伦蹲在那里解手，来人问他为什么湿纸撕起来就烂掉，他随手把擦屁股的鹅卵石递给来人说，你们莫嫌脏，把这个石头拿在纸垛上斡压几下，就起得起来了。来人拿着这个石头回去以后，跟晒纸的人照蔡伦的原话说了一遍，人们按照蔡伦说的照做，果然见效。这个故事在我心里一直铭记，虽然那一个鹅卵石不一定是蔡伦祖师擦过屁股的，但这就是普通劳动人民最朴素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在槽房里，我看到纸垛旁边一个用纸肩箍起来的纸窝里，确实是放着一个比鸡蛋稍大的鹅卵石的，也看到小三满们取出10张纸以后，是要用鹅卵石来回在湿纸垛上斡上好几遍的。
正式晒纸开始，首先要用棕刷子把小麦面的生浆刷在焙墙上，这是便于湿纸容易贴在上面。然后再把纸垛上的湿纸分开，搭在棕刷子上，晒纸师傅右手拿着刷子，用四个手指把湿纸头按在刷子上，再把湿纸张从纸垛上拉起来，轻轻用左手食指和拇指捏住纸张的一面边缘，按顺序一张张贴在焙壁上，一个焙面够贴10张纸，在贴完这一面墙后前面的湿纸正好蒸去水分，变成干纸，再回过头来一张张揭下，把干纸整齐叠好，晒够20张，刚好够一打，晒够两打，就成了“一刀纸”。土纸的计量单位听起来有些土俗，20张为一打，两打为一刀，30刀就是一捆，一捆纸就是1200张。
因焙是两面墙，一面要有一个人晒纸，通俗的说法就是“一架”。听还在健在的老婶说过，我的母亲不仅和她磕竹麻时是“一架”搭档，而且在六十年代也晒过纸的，那时的另外一个搭档是传宗大满家的大婶。母亲一天可以晒完一垛纸，算下来是60打，30刀，刚好够一捆。那时，土纸全部交供销社，一刀纸卖两角钱，一捆纸卖6元钱。一个劳动日最多一角钱。母亲一天只苦得8分钱。
晒纸的人是要有性格的。快脚快手的蒋传得就是这样的人，他除了腿脚手快，嘴也快，声音尖细，还爱开玩笑。他是我的长辈，是传字辈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叫他“小三满”。他是晒纸师傅，和厚成二把是“一架”。七十年代末期，他晒了两年的纸，那时的槽房里，整天只有他尖声尖气地说笑声，倒是给抄纸打碓的人带来了不少乐趣。到后来，晒纸的人换成了跟我一岁的厚良和大我一岁的厚堂，他两个只读到初中就回家了，回家后就到槽房学晒纸，是最后一代晒纸人，如今也到了天命之年。后来证实，在大集体时晒过纸的人还有传加大满，袁四三姑爹，他们两人都已经作古，还有我的大姐厚英也60多岁。包产到户前两年那时叫做大队纸厂，还有两个外村人在石头村抄过纸，一个是本地吉德村的袁启龙大耶，一个是老乌蒙的包应起。包老人家还健在，从亲戚关系上论，我还叫他亲爹。
去年回石头村过年，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到传得三满家聊了一个晚上，他听说我的意思后很高兴，到楼上杂物堆里翻出了那一副收藏多年的碓牙齿，还有一把铁钩，一把砍窑柴用的三公斤重的大板斧。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写下来呢，这些东西已经失传了，再过几十年，后辈儿孙哪个会认得他们的祖宗造过土纸，唉，老祖宗啊老祖宗……”那些东西俨然已经成为历史的最后物证了，当年的小三满也快70岁了，虽然他说他是一身的痨病，但他还是说，过去苦一些，那段日子还是值得的。
我要感谢他，感谢他还收藏着那几样物件。还有，在石头村，传字辈的父辈们只剩3个人了。在我心里，我希望这3个人像那三件东西一样永远存在，让槽梓的记忆永远存在。
关于槽梓的叙述快要结束了，我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就是石头村最后的槽梓是我带着村人毁掉的。
石头村的最后一窑纸在1982年11月生产结束以后，从窑孔到槽房，造纸的一切生产工具就全部闲置。一年又一年，窑孔已经被石块和泥沙填满，槽房的瓦沟在一沟一沟崩塌，村里从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大集体的生产方式早就瓦解，再也没有谁去管槽房烂了的事情。过去几代人靠它维生的槽梓，从此就好比一个叫花子，褴褛的形象让人不会再给它有任何施舍，坍塌的槽房就像一个孤独的耄耋老人，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精气神，只有等待着最后命运终极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时间是1987年11月，也就是停产后整整5年。那一年，我已经在现在的村委会（那时大队改成乡政府）当了4年的乡文书。经过多方咨询后，我召集村里的蒋姓户长开了一个会，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拆除槽房，拆下来的木头和瓦匹统一折算成现金，外卖所得用来在窑孔和槽房的原址上修建一个篮球场。记得槽房的木头和瓦匹一共卖得325元6角8分，这一部分钱后来用来买炸药、球圈、篮球，剩余部分还买了一只羊，球场完工时全村人吃了一顿饭。 今年“五一”放假回老家石頭村，我在书柜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真是谢天谢地，我还保留着过去了的历史记录。那上面记录着当时修篮球场的时间和各家各户的工日。时间是1988年1月16日至27日共计13天，石头村有33户人家，投工179.5个，平整原槽房、窑孔、浆塘地方，为村上修篮球场。
从拆除槽房修建篮球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的时间，当年我只有24岁，村里那一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小伙子和大姑娘，有的已经结婚又抱上孩子，从这一代人开始，槽梓在他们的心里就只能是传说了。
那一个养育了几代人的槽梓，曾经热火朝天、嬉笑怒骂的地方，一下子就变得无影无踪、沉默寡言，而且永远不会再复还了。想到祖宗留下来的那一份产业，就值300多元人民币，我心里有时像针扎一样难受。好在每年回家过年，令人欣喜的是，篮球场早就打成了水泥地板，这个时候变成了临时的停车场，停满了轿车、面包车、摩托车。时代就是这样，永远是在前进的，已经逝去的先祖们和父辈们，他们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天，槽梓毁在他们的后代手中，槽梓又会变成这个偏僻山旮旯小村的停车场，他们的后辈儿孙会从外地开回来那么多的轿车。再过几十年，当我们又变成了祖宗，我们也不知道曾经是槽梓的地方变成停车场以后，将来又会变成什么。
一个产业消逝了，一张土纸消亡了。这就是岁月，这就是历史。
附录：
2003年的11月，当时我在转龙镇当镇党委书记。有一天下村去轿子山脚下的中槽子村，看到村里的一座槽梓还在生产土纸，我对在竹房里抄纸的乡亲说，可能这座槽梓就是我们禄劝县境内唯一一座还在生产土纸的槽梓了，你们以后还要盘（生产）吗？他们回答说，苦得很，土纸卖不上价了，以后不盘了，这是最后一窑。我劝他们说，不要再盘了，我也是“湖广人”，我晓得盘槽梓要烧很多柴，你们瞧瞧，村子周围都光秃秃的，背后就是轿子山，不能再砍树了。他们沉默。
过了老年以后，村主任老周到镇上跟我说，那次你说了以后，那一窑竹麻整完，槽梓就停产了。当时我断定，禄劝县境内最后一座槽梓已经走完它的历史使命了，时间在2004年3月某日。
前几天又看到禄劝政务网上有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8月14日，禄劝县政府正式将清光绪13年转龙文庙大成殿，明代转龙观音阁山门，民国彭氏民居，旧石器时代、民国三道门遗址及望月楼石刻碑，清代中槽子造纸作坊遗址，1958年的恩泽河土高炉6项不可移动文物，列为第五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终于看到“湖广人”在禄劝的最后一座槽梓，在消逝了10周年之后，遗址得到了官方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