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很少有哪项改革，像国企改革一样，在中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和功能。改革本身千头万绪，既牵涉到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也牵涉到收入分配，牵涉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牵涉到“国进”还是“民进”，牵涉到广泛的就业，牵涉到党的领导在企业中的体现，牵涉到不同部门利益的协调，等等。
　　显然，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全面改革的通盘考虑之上，而非仅针对国企。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的从完全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自动经营、自负盈亏、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兼并重组、下岗分流和债转股等措施、2003年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产权制度变革之后，2015年的这一份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决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走向。
　　新公布的国企改革文件对于今后国企的分类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管资本、员工持股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都做了框架性规定。但对于“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总体上是否为三层架构、出资人职能和监管职能是否要分离等事关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让公众迷惑，甚至在国资监管部门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如何协同各方达成共识事关国企改革成败。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国资改革文件相关细节亟待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