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卡

　　我到医院的第一天。赵院长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叮嘱我，有红卡的接生。没有红卡的不能接。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硬，每一个字出来仿佛都搁着一块石头。我不知道自己点头了，还是嗯了，总之他的话砸进了心坎里。
　　只是，我不晓得他说的红卡是指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向他求证红卡的内容，不过脑海里闪过一张张红色的卡片，新年贺卡、生日祝福卡、明信片，也有念书时的解剖图插卡。我快速地否定它们，而它们却依然一张接着一张，似乎争先恐后地解密赵院长的话。
　　我仍然很茫然，那张红卡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后，赵院长才面露笑容，说是代表全院14位职工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事后我得知我是医院第14位职工，他把我也算了进去。
　　坐了三天门诊，住进来一位产妇。产妇称童医生阿娣姐，产妇的婆婆称童医生也是阿娣姐，听起来童医生是她们的亲戚，而且是没有辈分的亲戚。左一口阿娣姐，右一口阿娣姐，童医生的脾气都被她们叫没了。产妇阵痛的时间比较长，隔一会儿她们就会来叫童医生。童医生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她们叫走了。
　　我也没什么事，想帮童医生做产程记录。找到产妇的产检卡，发现上面写着“红卡欠”，心里的疑问快速被置换成惊慌，目光抖抖地移下来，下面有一排小字：5月25日持有红卡。看来，没有红卡连产检也做不成。

　　我翻过去，折页式的产检卡里并没有附上红卡。童医生也算是医院里的老医生了，据她自己说她当年接过的孩子，现在都快找对象了。红卡上的错误。她绝不会犯的，不管产妇她们怎么亲热地叫她。
　　这时进来两个人，一位年纪轻轻，比我大不了多少，一条白色的手绢把头发拢成一束，脸上有淡淡的褐斑，从鼻梁中间往外延伸，像卧着一只蝴蝶。她与其说是穿了一件连衣裙，倒不如说是套了一件睡衣，微微隆起的小腹透漏了她身上的秘密。另一位是看上去约40多岁的中年妇女，两个颧骨像要飞出去似的，一双眼睛窝在眼眶里，黑色的仿绸短袖与玄色的裤子，使得整个人看上去又黑又瘦，但她一直紧紧地跟在年轻孕妇的后面，简直是贴着孕妇，似乎是孕妇的一根拐杖。
　　她们进来后走到了童医生位置那边，年纪大的赶紧把凳子挪出一些，让孕妇坐下来，自己则站到她后面，还是紧紧地贴着，生怕年轻孕妇累着了。
　　我心里直打鼓，要不要主动问问她们。童医生现在是没工夫接待病人。一个产妇够让她忙的，既要做护士，又要做医生，进了分娩室还要做助产士。可她俩的眼神有点堵，我的目光偶尔跟她们碰撞一下，她俩把脸转向童医生那边。
　　产妇的母亲突然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说是阿娣姐让我去一下。我忙扔下笔，奔了出去。产妇已进分娩室，宫口全开，可一直看不到拨露，童医生怀疑头位不正，想请我会诊。童医生跟我说话的口气很谦逊，完全不像一位有着多年接生经验的老助产士，仿佛是雪白的棉口罩焐热了她想说的话。
　　产妇的亲属面露焦躁，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到我身上。我觉得自己的脊背开始发热，并有一股蒸腾的感觉助推着我的情绪。我戴上手套，很快碰到了胎儿的头，并顺着顶骨往下摸，到了颞骨时用食指与中指插入宫腔，并轻轻往里探。产妇阵痛的时候，我就停止操作。等她阵痛过后，我嘱她哈气，自己再往里触摸。我摸到一只胎儿的耳朵，从耳朵的轮廓来看，胎儿是枕后位，也就是说胎儿的头位是正常的。
　　我把我的检查意见告诉了童医生。童医生有些犹豫，被口罩勒成一条线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似乎在替她做抉择。我听了一下胎心，每分钟148次，属于正常。童医生双手叉腰，从分娩床踱到窗口。又从窗口踱到床边。产妇的家属大气也不敢出，个个默不作声，一会儿无助地看着童医生，一会儿给产妇揉腰捏脚。只有产妇在阵痛来袭时哈呼哈呼吸气，再嗯嗯啊啊屏气。
　　童医生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准备用催产素助产。童医生开了处方，我帮她去领药。经过门诊室时，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下，她们还在，一个静静地坐着，从后面看已看不出曲线，另一个已站到她的左侧，似乎靠着她在说话。我顾不得这些。快速走过。
　　给产妇打上点滴后我又听了一次胎心，跟刚才一样。我便坐到了门诊。
　　她们瞟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们一眼。大家都不响。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她们是不是找童医生？那位妇女忙不迭地接过话，说，阿娣姐什么时候好？我说，她上午可能没空了，有一个产妇在。坐在凳子上的那位孕妇面露失望之情，说，阿姆，我们还是回去吧。说完意欲站起来。
　　我说，你们有什么事？我这是明知故问，但也找不出合适的问话。
　　中年妇女一边去搀年轻孕妇，一边说我们来做检查的。听得出她有些不太情愿回答我的话。
　　我说，是产检吧？孕妇点点头。她的阿姆瞅瞅我，犹犹豫豫地问我会不会检查。我顿时觉得仿佛有一只飞蛾呛进了咽喉。
　　我咬了一下嘴唇。说，你坐到这边来吧。不知怎的，我感到自己的脸烧了起来，似乎中年妇女刚才的话正毫不客气地摊在我的表情上。
　　她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年轻的似乎拿不定主意，眼巴巴地看着她的阿姆。这个阿姆说，既然来了，就做个检查吧。于是，阿姆的女儿（或是媳妇）坐到了我这边。
　　我询问了一下末次月经、妊娠反应等情况，随后给她测了一下血压，准备领她去做产检时，我突然想起红卡的事。于是，我问她，有没有红卡？ 　　年轻的孕妇不吭声。她的阿姆脸顿时沉了下来，没有红卡就不能检查了啊？阿娣姐呢？我找阿娣姐去，你这个人我们就是不信任。她的话像一颗颗粗粝的小石子朝我扔了过来。我站在座位上，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僵硬起来，仿佛被她的话点中了麻穴。有那么一会儿，委屈与羞怒交织成一条围巾紧紧地勒住脖子。
　　中年妇女迅速抽身，跑到分娩室门外，紧一声慢一声地喊阿娣姐。产妇的婆婆推门出来，压低着嗓子说，阿娣姐没工夫。然后就把门紧紧关上。我听到童医生在里面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一会儿，她回来了，脸上有些怒气，显得两个颧骨很不像话的样子。她说，我们回去，下次找阿娣姐检查，我们没有红卡会到医院里啊？小娘介木啦。坐在凳子上的孕妇慢慢站起身来，看看我，目光里似乎有些过意不去，可最后还是跟着她的阿姆出去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转。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它吐出来，结果叹了一口气，人像漏了气的皮球，塌陷在椅子里。
　　窗外有一对麻雀正站在树上叽叽喳喳，一只跳到枝间，另一只跟着也跳了过去。继续叽叽喳喳。一只唧完了，便蹦到上面一根枝上，另一只喳喳着也跟了过去，两只又叽叽喳喳起来，听着听着似乎两只拌嘴起来。一只咻的飞上了枝头，压得枝条一颤一颤的，另一只仰头，嘴里仍是叽里喳啦。仿佛辩解着什么。
　　我看得出神。
　　“小于，童医生呢？”赵院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我忙站起来，说，童医生在接生。
　　赵院长似乎想了想，说，你跟我去一趟镇政府，跟计生办的几位同志认识一下。方便以后的工作。
　　我一边嗯。一边脱去了白大褂。
　　镇政府与医院隔着一条小河，没几分钟就到了镇政府。这是一座有着三幢楼的院子，站在院子里能看到所有办公室，有的门开着，有的门虚掩着，而有的门紧闭。间或有哧哧的笑声飘到院子里来，也有嚷嚷声从门后奔出来。赵院长拐进南边一幢楼。并熟门熟路地敲开右侧第一间办公室。听到里面有人应答，赵院长就推门进去。我也跟了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三位中年模样的妇女，一个正在对名册，一个正翻箱倒柜，不知在找什么，嘴里嘟嘟囔囔着，另一个在看文件，手指头在文件上移动着，仿佛扶着一个个字。
　　赵院长叫了声张主任。那个看文件的抬起了头，而手指头仍停留在文件上。另外两个抬头的抬头，转头的转头，三个人的目光集中到赵院长身上，微笑着跟赵院长招呼。
　　赵院长别过头来，说，这是新来的小干，卫校毕业的助产士。她们三个人同时把视线投向我。我感觉她们的目光像是摇过来的，而且根本不需要上下对焦。我有些局促地往前走了两步。那个叫张主任的放下文件，热情地给我和赵院长递椅子，那个翻箱倒柜的阿姨忙噼里啪啦关玻璃门，叩抽屉，又手忙脚乱地给我们倒茶水。赵院长一边说不客气，一边曲起手指，轻轻在茶杯边叩了几下，表示谢意。
　　张主任长得矮矮胖胖。根本看不出腰在哪里，像只鸭梨，五官倒很清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伸出胖乎乎的手跟我握手，我紧张地伸出手，感觉自己僵硬的手瘫在了她绵软的手心里。
　　赵院长给我介绍，这是陈主任。陈主任笑眯眯地看着我，不失时机地打量了我一下，说，医院里现最需要卫校毕业的妇产科医生。说这话时，她的笑始终荡漾着。让我觉得很放松。赵院长又把我介绍给王主任。王主任瘦瘦高高，脸色很黑，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看上去整个人似乎晃在衣服里。她偏过头来望着我，脸上的笑是淡淡的，但眼睛里却流露着真诚。嘴里不停地说好个，真好。
　　赵院长跟她们攀谈了几句。我喝了几口茶。其实茶水很烫，可我也不敢扑哧扑哧地吹。我陷在赵院长他们谈话里一时无话，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伸向茶杯。
　　其间不断有人来推门，大多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她們露一半身子，一只手紧紧攀着门锁，把头探进来，谁先发现她，她就叫谁，然后再一个个把余下的叫完，看到我时，说，不认识。仿佛我的名字叫不认识。
　　张主任马上纠正，说是新来的妇产科医生小干，你们以后工作需要她支持呢。她们于是再露出一部分身子，叫我小干。她们脸上的笑生动地括在嘴边。我忙把茶杯放到桌上，人像没有章法似的站了起来，可接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张主任忙示意我坐下。
　　她们有的来拿避孕药具来的，也不管赵院长是个男的，拿了避孕套还要问安不安全，说是上次用了避孕套还意外怀孕，流产后个人送了50只鸡蛋才没被她家里人赶出来。不知是陈主任，还是王主任。跟那个妇女主任开玩笑说，你要学会看相。结实一点的让他戴两个。那个妇女主任也不示弱，说，男人的力气谁知道啊，一个瘪老头还顶三个妇女呢。说完，门里的哈哈，门外的也哈哈。
　　赵院长低头喝茶，脸上是一本正经的神情，似乎对她们的话充耳不闻。倒是我觉得怪难为情的，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捧起茶杯。
　　就在我们起身告辞时，又一位妇女推门进来，人还没站稳，阿姐阿姐的叫声在办公室里开始密集起来。如果像糖果一样分配，我跟赵院长至少分到两捧。她俯到张主任办公桌前，阿姐的声音才戛然而止。她低下声，说是来办红卡的。张主任问她是谁的。她说是她侄女，并报了一个村名。张主任让她把结婚证与身份证拿出来。她忙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一只牛皮纸袋，再从袋里取出一个信封，她把手伸到信封里摸出两本烫着金色囍字的结婚证和两本身份证，然后递到张主任面前。张主任仔细地看了看。又问了一些事。便让对面的陈主任在名册上查一下。于是这位妇女忙把身子俯到陈主任的桌上，脸上堆着笑，似乎仍在分泌阿姐阿姐的称呼。陈主任翻到第二张，找到了要查的名字。张主任便别过脸来，让王主任拿一张红卡。王主任从柜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抽出一张红纸。并把红纸上的编号告诉了陈主任。陈主任捉笔记下。张主任在红纸上签下名。又转交给陈主任。陈主任拉开抽屉，拿出公章对着嘴哈哈了几下盖在了张主任的名字上面，在提起公章前左手压在右手上。往下重重地一揿。妇女笑呵呵地接过，走向门边的时候，办公室里再次涌动阿姐阿姐的声音。 　　她手里拿走的是红卡——准生证。

半截狗尾巴草

　　一早被屋檐下滴答滴答的雨声吵醒。也不知这雨始于何时，我昨晚去水斗倒洗脚水的时候还看到月亮斜斜地搁在屋脊上。我看了看手表，才五点多。我慵懒地翻了一个身。今天我准备回老家。已经有一个半月没回去了。上次值班后我想回去，因来了一个产妇后，我就没去。产妇不出院，我的心里就搁着一些东西，总担心出什么意外。时间久了，竟落了一个强迫症的病根。
　　一想到今天可以轻松回家，我不由缩进弹力絮被窝。似乎怀抱了一个美梦。嗯，我仿佛嗅到了老家大灶的锅焦饭香味。
　　我朦朦胧胧，好像重新坠入睡梦里。忽然传来敲门声，轻轻两下，再重重三下。菊婶婶隔着木门，说，小干，有大肚皮。可能外面的雨声很大，她怕我听不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菊婶婶的话落在我枕边，仿佛闹钟的铃声，把我从床上惊了起来。我一边开灯。一边赶紧接过她的话。
　　菊婶婶趿拉着拖鞋，啪嗒啪嗒，往楼下走去。在楼梯转弯的时候，菊婶婶大声说，医生快来了，你们等一等。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似乎有一个男的在附和菊婶婶的话。
　　很快。雨声再次笼罩四周，喧哗中透着寂静的质感。
　　菊婶婶是医院里的食堂人员，给医生们煮饭、买菜、烧开水。她的男人是医院的门卫，替医院关门、开门。有夜间病人时叫值班医生，可他只做前半部分的工作，后半部分的事由菊婶婶做。哪怕地冻天寒，有病人敲门，也是菊婶婶披着件旧棉袄，一脚一脚迈上楼梯去叫医生。她的男人则缩在被窝里，鼾声大作。
　　我叫菊婶婶的男人门卫老伯，他笑呵呵地应着，但从来没有看到他保卫过医院什么事，菊婶婶每天忙个不停，他却脚底抹油，哼着滩簧到处串门，不到吃饭时间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菊婶婶喊他“大炮”，而在疏淡的眉宇间透着温情，那种残留的少妇余韵清晰可见。
　　刚刚入秋，穿衣最便捷。我迅速开门，一股凉意扑面而来，我本能地裹了一下外套。在关门的瞬间我返身，抓起倚在墙角的雨伞。外面天已发白，楼梯口的路灯似乎缩着脖子，灯光看起来不太精神。
　　在产科走廊的长条椅上趴着一个人，高高隆起的肚子差不多顶到她的下巴，两大腿处洇出一块水渍样的黑印。她一只手攀着椅背，另一只手托着看不出腰形的腰，一条蓬乱的辫子垂在背上，嘴里不时发出一阵阵的“嘶嘶”声，仿佛想把肚子的疼痛关进牙齿。
　　旁边站着一个男的，浑身湿漉漉的，头发上滴着水珠，却冒出一圈淡淡的白汽。他个子不高，胡子拉碴，额头的皱纹像刀割过一样，穿着有些破旧的中山装。一对大脚趾从褪了色的胶鞋里露了出来，半截狗尾巴草斜斜地粘在裤脚。这年纪差不多是做爷爷的辈分。在这乡下不常见，不过也并不感到意外，四十多岁的人突然还想再生个孩子，也是有的，何况乡下人日晒雨淋，做的是苦力活，人看上去就长得着急。
　　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一会儿拎拎一只包袱，一会儿拍拍女人的背，嘴蠕动着，却没有内容。他一看见我，黑瘦的脸上居然泛起光亮，他既像是对女的说。又像是对自己说，“医生来了，这下好了。”
　　我把诊室的门打开，让男的扶女的进来，我一边去找柜台的产检卡。一边问什么时候痛起来的，有没有见红。回答的都是男的，他说，上半夜痛起来的，下面全是水，塞了几块布都没有用。
　　我一听，不由得说，这么晚才来呀，可能泡浆水破了。我在心里拼命地说，别出什么乱子啊。
　　女的从条凳上慢慢直起身子，可又很快瘫下去，托腰的手被她搁在了肚子上。男的说，医生来了，我们进去吧。女的再次直起来，挪了一步，却不由自主地往下蹲。我探出头，叫男的扶她进来，自己赶紧穿白大褂，开血压机。男的忙把包袱放下，两只手插在她的腋窝下，似乎想紧紧地扛住，最后连拖带搀地把女的扶到我桌子边。
　　借着灯光，我看清了女人的臉，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鬓角已有白发，嘴唇苍白，上面留着齿印。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以往的产检情况怎么样。我让男人站到她身后，方便她靠着，随手把生二胎的产检卡抽出来。医院为方便查找产检卡，把头胎与二胎的产检卡区别开来。
　　我问清女方的名字与地址后开始查卡。结果从头翻到尾，没有她的名字。我再重新翻了一次，还是没有她的名字。她把头搁在我桌上。露出半张脸，眼睛盯着我的手，那神情似乎带着某种渴望。那男的也死死地盯着我，长长的条卡翻过去，他的喉结就动一下，好像帮助我一起在寻找似的。
　　我翻完后，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搓，一会儿搭在女人的肩上，但肚子一直牢牢地挺着女人的背脊。我有些怀疑，问她是头胎，还是二胎？男的说是头胎。女的动了动嘴唇，没有吭声。
　　我狐疑地看了看他俩，可手还是伸向了头胎的产检卡。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我有点紧张，问她，有没有做过产检？男的不吭声，女的也不回答。诊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焦躁起来。雪白的日光灯下三个头影固定在墙上，仿佛是三块被削坏的木头。
　　我急了，你们是不是没有红卡？女的这时候突然掩面哭了起来，声音不大，但转化成悲伤的感觉直抵我的内心。男的慢慢勾下头，脸上的表情沉郁，凝重，像是背负着什么罪过，而身子仍紧紧地靠着女的，用一双关节粗大的手揉搓她的腰。
　　我第一个反应是去敲院长的门。男的见我站起来，似乎明白我下一步的动作，忙拦住我，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跟我说，能不能先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说完，他别过脸去，腾出一只手抹眼角。女的抬起头来，说，我感觉孩子已经出来了。我大惊。我足足有三分钟的迟疑，内心交织着接与不接的犹豫。那男的又开始哀求，只差向我跪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可眼下产妇的情形估计快要分娩了。一检查，宫口果然全开，外面还露出一双小脚。
　　我的头皮顿时发麻，这是臀位。我赶紧与男的一起把产妇抬上产床。一边手忙脚乱地拿产包，准备接生器械。男的紧紧拉着产妇的手，面色苍白，看着我把剪刀、血管钳、针等摆放到产床边。他说，你会不会弄死小孩啊？他的声音抖抖瑟瑟，每一个字里似乎都带着水珠。 　　这个时候我已经别无选择。不接也得接，结果只能由乡政府处理了。我说，我弄死你小孩要坐牢的。他听了，脸上闪过一丝光亮，俯下身，紧紧抱住女的双肩，似乎想让自己的力气传递到她身上。我一边穿手术衣。一边让他赶紧去叫菊婶婶。他不解，茫然地望着我。我说，你去呀，就刚才替你们叫医生的那位。女的缓过一口气后，催他去叫。男的转身出门，又不放心似的望望女的，又看看我。我已经全副武装，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男的看到我这个样子，似乎才放下心来，连产房的门都不关，奔了出去。
　　菊婶婶来了以后，我让她去敲院长的门，大概情形跟她说了一下。五六分钟后我听到院长在外面叫我。我隔着玻璃窗，向他汇报了一下产妇的情况。院长问我确实要生了？我说确定无误。窗外一阵沉默。雨声也没了。
　　半晌，院长让男的出去一下。一会儿外面传来谈话声，但细细碎碎，听不清具体内容。女的昂起头，带着惶恐的神情问我她男人有事吗？我说，没事。你安心生小孩。女的重新把头搁到枕上，一行透明的液体从脸颊上流了下来。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
　　菊婶婶探头进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说，把小孩的衣服准备好。菊婶婶麻利地把男人拿来的包袱解开。小衣服一一摊在木柜上，还在公斤秤上放了一块布。这一切都是准备着新生命的到来。产妇的额头上已挂满豆大的汗珠，阵痛过后，两只脚不停地颤抖。
　　胎儿的屁股已露出，看到了阴囊。我说。是个男孩。男的这时已经进来。听到我的话后忙伸过头来，脸上有藏不住的激动，额头上的皱纹似乎长了足，朝两鬓伸过去，两片厚嘟嘟的嘴唇往两边展。看上去像两个括号。
　　我担心难产，又让菊婶婶把童医生叫来。事实上这已经是难产了。不多时，童老师急匆匆地赶来了，一边戴帽子，穿白大褂，一边问产检的情况，像这样的胎位，我们一般提前把产检卡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大一点医院生。童医生像常规检查一样，把难产与顺产的区别跟男的做通俗的解释，甚至数落男的一点都不做充分的考虑。男的没有接童医生的话，咧着嘴，似乎很受用童医生的责备。
　　童医生用眼角快速地瞟了他一眼。这是童医生的一个习惯。碰到不顺心的事，习惯用眼角瞟，你也不能说她翻白眼，但你如果站的位置正好跟她的眼角斜对过，那么看到的是一个白眼。那男的在童医生的侧面，对过的是我。
　　我说，这个产妇没有红卡。厚厚的口罩把我的话瓮在里面。童医生像是被什么蜇了一下，好像喉咙哽了一根鱼刺。她的手停顿在第三个扣上。一粒白色的纽扣半个已被送进了扣眼里。童医生似乎想起了什么，手离开了纽扣，说，你报告了没？半粒纽扣从童医生白大褂的第三个扣眼处滑落。童医生把两只手叉了起来，白大褂的下半部分像裙摆一样往外撑。
　　我抖了抖产巾，示意童医生帮我拉一下。童医生把手从胸前放下来，可插进了口袋，脸上挂着不置可否的表情。我捏住产巾的一角，说，童医生帮我铺一下。这时男的伸出手来去拉产巾。我跟童医生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别动，这是消毒过的。男的像是吓了一跳，手立即缩了回去。童医生撮起手指头，把她那一边的产巾摊开。
　　我续上童医生刚才的问话，说，我已经跟院长报告过了。
　　童医生的手指在白大褂上一罩，第三颗纽扣划进了扣眼。童医生取来听筒听胎心，我一边助产，一边询问病史。结果我这一问，病史仿佛成了生活史。
　　她三十五岁，已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三年前丈夫病逝，她在婆家不被待见。公婆还有几位小叔子既不帮她干农活，还处处盯她梢，怕她有什么异心。她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个男人。男人是个老光棍，比她大十多岁。他俩也没有领结婚证，一起同居而已，因为她告诉他自己已经结育，不会再生育。不想居然怀孕了。他俩又惊又喜，怕计生办的人知道让她去做人流，所以，她一直藏在家里。别人问起时，男的总说走亲戚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也从来没有上过他家的门。
　　她说话期间数次被阵痛打断。往往说着说着，下文就没有了，她双手紧攀产床上的木拉手，拼命往下屏气，等阵痛过后，她又接上刚才说话的地方，而且只字不差。
　　童医生又给她量了一下血压，发现血压很高，舒张压比正常高出了10毫米汞柱。我不由担忧起来，这是妊高征的临床表现之一，可现在没办法处理，只能听天由命。我让童医生给她吸氧，又叮嘱她如果头晕要及时跟我说。
　　一刻钟后我看到了胎儿的后脑勺，头发乌黑，该是一个很健康的男孩。童医生把双手压在产妇的肚子上，等她阵痛袭来时往下压，以增强她的腹压。我在下面拉，童医生在上面助产，产妇自己咬着牙，拼尽全力往下屏气，好几次忍不住把上半身抬起来，像虾一样弓着。就像临门一脚，在三个人的努力下，婴儿呱呱落地，我慌忙用裹着纱布的手指去擦婴儿咽喉处的一口痰液，又赶紧提起婴儿的双脚。在脚底使劲拍打了几下，婴儿咳咳几下后发出嘹亮的哭声。男的把身子探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婴儿，嘴唇牵动了半天，却没有半个字。童医生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正好六点。
　　我剪脐带时，童医生已早早伸出双手，上面覆盖着一块产布。童医生给婴儿称了一下体重，2500克。童医生说，你的运气够好的，如果婴儿再重些，保不定会这么顺利。童医生一边擦着胎儿身上的羊水与胎脂，一边不住地夸胎儿长得漂亮，有一对酒窝，皮肤很白。
　　女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是半睡。因她血压高，我怕她睡着引起子宫收缩乏力，就喊了她一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弱弱地说，素珍。我说，素珍，你给你下面缝了三针。她轻轻地嗯了一下。一缕曙光映上了窗帘。
　　我刚把产巾从产床上撤下来，计生办的张阿姨推门进来，脚上套了两只不同颜色的布鞋，一头蓬发，领口处的纽扣挂着，脸上的倦怠掩饰不了她的坏情绪。我跟她打招呼。她只是朝我抬了下眼皮，嘴唇动了一下，出来一个嗯字。她虎着脸站到产妇身边，似乎想询问几句，可张了张嘴，后面没有词。张阿姨抬起头，示意产妇的男人跟她出去一趟。
　　一会儿外面的走廊里传来喧哗声，大多是女人的声音，一个声音掀起另一个声音，然后一个声音撞向另一个声音，跟围截堵拦似的。偶尔有个男人的声音，弱弱的，似乎在声辩，但很快淹没在女人的声音里，女人们的声音在走廊里横冲直撞，好像形成了一个质疑與责问的情景…… 　　等产妇从分娩室出来时，太阳已跳上了屋脊，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阳光的温煦。几只鸟飞过窗前，叽叽又喳喳，好像抖落了满地的形容词，并一个个愉快地爬上一棵树，一朵花，包括半截狗尾巴草。

鸡冠花

　　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在青石板上，上面窝着褐色的小坑，似乎是谁踩下来用作记号的，而我一不小心地闯了进来。我手里的饭盒不时撞到大腿上，发出沉闷的碰撞声，还混着金属哗啦哗啦的空洞声。饭盒里放着血管钳、剪刀，还有镊子，它们在里面滑来滑去。前面走的是钱姓产妇的老公。今天他老婆拆线。他不时回过头来等我。咧着嘴，像嘴角挂了两片括弧，他伸出手来想帮我提饭盒。我说很轻的，没事。刚说完，饭盒里又一阵哐当。
　　两边是木排屋，散发着陈旧的气息，太阳光照到木门木窗上后似乎都出不来，顺着斑驳的条纹沉到了时光深处。偶尔能看到一扇玻璃门，像是突然打开了某个意外的情节。只是上面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这样倒又符合了老街的章节。
　　老街上的店铺还真不少。布店、老酒店、杂货铺、米店、裁缝店，一家紧挨着一家。最显眼的是照相馆，挂满了一些被放大的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她们站在布景前捧着塑料花，或侧身微笑，或蹲在花篮前。表情定格在摄影师捏红色气球时的瞬间。有几张是用颜色调出来的，像画国画一样用颜色着在黑白照上。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照片就会被着坏。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婶婶的弟弟拍的，我看婶婶的镜框里镶着几张着了色的照片，于是手一痒。拿起颜色就涂，结果半张照片就没了。我把我的童年给销毁了。我看着那些姑娘的照片，莫名其妙地猜测她们的将来，如果她们不远嫁，她们肯定也会成为我的病人。想到这儿，我不由笑了，赶紧加快脚步。
　　产妇的老公在距我约十米的地方立住，似乎怕我跟丢了。他的背后是一家服装店。里面挂着牛仔裤和港式衫，门口还吊着长筒丝袜，一张画着大长腿的广告牌子倚在门边，乍一看，似乎产妇的老公被人一条腿踢了出来。
　　过了服装店，是一家面粉店，店门口站着一位穿花衣服的中年妇女，脸上涂着一层白粉。因涂得不均匀，看上去像落了一层雀屎。她捧着一只碗，正呱唧呱唧往嘴里拨拉，黑乎乎的脖子从衣领处毫不客气地露了出来。也不知她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她看到产妇的老公，提着嗓子跟他打招呼，显得有些热情，但一对眼睛骨碌碌往我身上溜。产妇的老公有些勉强似的应付了她一下，然后给我指了指方向，拐进一条巷子。我跟了过去。中年妇女的眼睛始终跟着我，我感觉自己的脊背上贴着她的目光。有些不舒服，像是小时候同学之间爱捉弄，在背上画只虫子，或乌龟什么的。
　　这是老街的背后，有平房，也有楼房，不像前面那样整齐，完全是一个小村落。前面人与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你住一问小排屋，我也住一问小木屋，要说人跟人的关系，无非是商品间的不同，时间长了，人跟商品混出了气味。就像刚才那个中年妇女，她把自己的脸涂得很白，或许是整天跟面粉打交道，没有一点面粉质，可能对面粉抱有歉意。我真有点怀疑她脸上涂的就是面粉。
　　这里也铺着石板，但不是青石板，是那种灰白色的，而且有点薄。两边一会儿是簇新的院子，一会儿是倒塌的矮墙，几只母鸡蹲在上面，似乎在打瞌睡，上眼皮慢慢垂下来，像窗帘一样耷拉下来，忽地翻一下白眼，再慢慢合上。一条浅沟顺着石板路蜿蜒，上面半是淤泥半是垃圾，一些狗尾巴草恣意地长着。
　　产妇的老公在前面拐弯时，总会停下来等我。好几次我以为他的家快到了，可他又转身往前走。我只好继续跟着。
　　路过一个荒芜的院子，空寂无人。三间瓦房上钻出几棵瓦楞草，阳光落在上面。显得更加枯干，仿佛向人摊开一本陈旧的故事书。一阵秋风吹过来，瓦楞草轻轻抖了几下。我很久没有看到瓦楞草了，好像还在童年的时候有过记忆，但也往往是在独居老人的瓦房上见过。院子外面有一扇半掩的门，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蓬血红的鸡冠花长在墙角，非常硕大，有脸盆那么大。跟院子的孤寂相比，鸡冠花的怒放看起来有点妖狐，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时产妇的老公正好停住脚步，我只好紧跟上去。他似乎明白了我刚才的眼神。于是边走边说起这户人家的事。
　　他说，这户人家姓陈，跟他还有点远亲。三年前讨了一位外地媳妇，花了五千元。那个女的是贵州人，据女的说是被人骗来的，不肯跟他结婚。后来男的又花了五千元寄给女的娘家。娘家这才同意把女的户口迁过来。这时候男的已经化完了所有的积蓄。男的拿着女的户口本去登记，这才发现女的还只有十八岁。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可偏偏这个时候怀孕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跟他讲这是计划外生育。男的已经三十多岁了。否则也不会讨外地媳妇，自然不肯去医院。也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镇上准备扒他的房子。罚他的款，第二天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夫妻俩去了哪里。镇里的计生办来过几次，跟周围的邻居数次打听他们的行踪，甚至晚上派人来盯过，可都没有什么线索，连他的父母都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说到这儿，他轻轻咳嗽了几下，似乎想把刚才的话咽下去。
　　在一幢两层楼前，他立住脚，说，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从里面闪了出来，堆着笑，把我迎了进去。老人是产妇的婆婆，我有点印象。她手忙脚乱地给我端椅子，又奔到里面给我泡了一杯茶，嘴里不停地说：“医生，让你跑一趟，罪过，罪过。”
　　“罪过”是这里老人们的一句口头禅。类似“辛苦”。
　　我把饭盒从塑料袋里取出来。问产妇在哪里。老人忙把我引到二楼。楼梯边上放着几双拖鞋。我俯下身，想解鞋带。产妇的老公忙阻止我，老人也阻挡我，不要让我脱鞋，执意让我上去。我看着干净的楼梯，还是把鞋带解开。老人赶紧递给我一双崭新的棉拖鞋。
　　产妇躺在床上，正侧着身子喂奶。见我来了，示意她老公把孩子抱开。她老公心领神会，俯下身子，因生怕抱痛了她，动作显得有些生硬，嘴甜甜地配合着动作，说，宝宝，爸爸抱。他一个人把两个人的角色都履行了。
　　我问产妇恶露多不多？话一出口，我忙纠正过来，月经量多不多？恶露是教课书上的术语，平时只用来写在病历上。产妇回应我，还好，只是下面有时候有点痛。我说，配来的药每天都在清洗吧。老人接过话，说，每天都洗的。说这话时，她往前倾了一下身，脸上的笑像一朵曬透了的棉花。 　　我开始拿消毒棉球，取出剪刀与血管钳。因室内拉着厚厚的窗帘，光线根本不够明亮。我让老人拉开窗帘。瞬间室内像冲进来一团火球，明亮而温暖。我说，窗帘不要那么死死地拉着，室内还是要保持通风的。产妇面露不快，说，我都快被闷死了，让他们开窗，他们根本不允许，连窗帘都不能拉开，黑漆漆的，感觉很不舒服，牙也不让我刷。头发也不让梳，整个人成了一个臭婆。
　　她老公笑嘻嘻地说，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不能见风的。老人也赔着笑，说，老人都是这样说下来的，一旦见风，要留下后遗症的。我本想开句玩笑，问她会有什么后遗症，但还是咽了下去。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在贴着大红嚣字的窗框里插着几枝桃枝。家里有老人的，常常把敬畏看得很虔诚。产妇是五天前我接的生，我猜想那天她被家人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的衣袋里肯定塞着桃枝。
　　产妇姓钱，是本地人。每次来产检，身后跟着两个人，有时是三个，老公、婆婆，加上自己的娘。他们像伺候公主一样伺候着她。连量个血压，他们三个抢着帮她捋袖子，从产检床上起来时，她老公几乎是抱着她。生怕她闪了腰。回去时，她挺着大肚子，骄傲地走在前面，他们后面巴结地跟着，似乎她领着他们回家。
　　那天随着婴儿哇的一声，老人伸长脖子，很紧张地问我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一只手始终插在产妇的腰部，侧着身帮媳妇已经揉了半天的腰。我说，是个千金。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人往后缩。但又很快支起身子，朝我这边望。我处理好脐带后，把婴儿举起来，让他们看了看，以确认性别。老人把头勾了勾，目光聚到婴儿的生殖部位。也就几秒钟的时间，老人说，女孩好，我们还可以再生一个。她的话有些轻，既像是对她媳妇说，又像是对自己说。她媳妇刚才痛得直喊要死过去了，这会儿却响亮地说，不生了，生什么生，生杂啥。产房里一片死寂，连婴儿也突然噤声，只是间歇性地哎哎几声，像是帮自己的母亲缓冲一下不尴不尬的气氛。她老公抚摸着她的脸，讨好地说，不生，听你的。老人似乎觉得有些尴尬，冲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母亲在旁边嗔怪了她几句，但不痛不痒，嘴里还嘿嘿几声，似乎声援自己的女儿。
　　产妇住了一天院非要出院。我自然不允许，虽然顺产，但产后的护理非常重要，如果有个闪失，会阴部感染会引起大麻烦。可产妇的婆婆一趟又一趟地往我办公室跑，甚至还托人来说情。对面的童医生起初不吭声，后来慢吞吞地说，这里的产妇大多如此。产后第二天就要回去，既考虑住院费，也想到居家照顾。我有些诧异，说，那拆线怎么办？童医生说，家属会来叫你的。我一时接不上话。
　　产妇的针线脚拆后很平实，既没有高高隆起，也没有红肿。我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产妇在家里如果护理跟不上，切口很难愈合。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叮嘱产妇好好休息，满月后到医院做个检查。随后我下楼。
　　我系好鞋带准备回去时，老人不知什么时候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三四个鸡蛋，说什么也要让我吃了再走。我推脱再三，也再三感谢她的好意。可她始终拽着我的手，不肯让我走。两个人像陷入了持久战。最后还是我投降，端起面条。老人在面条里放了不知多少糖。嘴巴跟舌头被糖差不多要粘在一起了。弄得我那天回到医院后在菊婶婶那里夹了半碗腌菜，才抵挡住不时涌上来的甜味，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菊婶婶正往银耳里放白糖，一阵恶心不可阻挡似的袭了上来。于是，我把菊婶婶剩下的半碗腌菜也夹了个净光。
　　回去的时候，产妇的老公要送我。我不让他送，我说，我现在认得路了，也就拐弯，左转，笔直，再拐弯。于是，他也就不再坚持。
　　很快，我走到了那座有鸡冠花的小院。我发现刚才还半掩的门，现在全开了。我有些好奇，朝里张望。里面有三个人影，正趴着门缝朝里看。一个蹲下来，一个踮着脚，还有一个贴着，她们似乎还压低着声音交谈。其中有一个胖乎乎的背影看上去很熟悉，她梨状的身材，还有一个喜欢把手叉在胸前的动作，让我想到一个人。
　　我抬脚离开时，她转过身子来。果然是计生办的张阿姨。她已经看见了我，亲热地喊我，像是我俩在县城百货店里碰见似的。我只好缩回脚，叫了一声张阿姨。话一出口，脸开始涨红，似乎我刚才无意之中看到的一景变成了我的蓄意为之。
　　张阿姨对我的出现似乎有些意外，所以尽管亲热加客气，甚至还有些惊喜似的，但她的目光里含着疑问。我说，我拆线回来。张阿姨一听，忙问我谁生了。我报出产妇的名字。张阿姨转过头去，叮嘱旁边一位女的说，不要忘記，产后42天陪她去医院检查，上环卡还有吧，不够到我这儿来拿。张阿姨利利索索的话在小院里飘来荡去。
　　旁边那位女的，约莫三十五六，长得很秀气，连笑的时候也充满了秀气。她不住地点头，一连几个嗯从她的嘴里跑出来。另一个女的，年纪跟张阿姨差不多，肩上甩着两根辫子，肉嘟嘟的脸上却长了一张薄薄的嘴，跟割了一刀似的，但她的眼睛突灵灵的，十分明亮，看人的时候一眨一眨的，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感觉。她俩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我也客气地回应她们。只是我不想在这儿多待，赶紧跟张阿姨她们告别。
　　这时，一只大公鸡顶着一头傲人的鸡冠，慢慢踱了进来，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又偏过头看了我一眼，两只眼睛似乎完成了任务，然后爪子抬起收拢，放下摊开。再抬起收拢，放下摊开，一步步挨近鸡冠花，一屁股坐在那里，侧着脸，一动不动，仿佛一朵鸡冠花正砸向另一朵鸡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