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这个江湖中俨然是一位“老大”，连联合国都得对它俯首帖耳。在各种联合国的决议中，只要有美国支持，都一路畅通无阻，比如在东帝汶独立问题上；而只要它阻挠则所谓的联合国决议不过是一纸空文，比如在针对以色列的诸多决议上。
　　由于“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社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地球球长”只是一种幽默），还是受“丛林法则”支配，所以只要丧失力量的平衡，就无人制约强者。美国可以无视国际法今天跑到这家去打破坛坛罐罐，明天去那家把“家长”抓了，根本不理睬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美国太明白这样一个现实了：这些国家喊归喊，这只是当时的姿态，事情一过就会没事的。
　　这些国际政治现象从表面上看来是很荒唐的。在联系如此紧密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排斥于世界之外而保持强大。美国的强大，除国内因素外，恰恰就在于它掌握制定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权力并能对国际资源进行利用。因此，它制裁别人固然能让别人够呛，但如果很多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在资源上对它进行“反制裁”，它也是无法承受的（仅仅伊朗一声咳嗽就让它油价波动）。几乎不需要想象，要是当初它打伊拉克时很多国家的“反对”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团结起来的行动中，它就必须考虑“一意孤行”的可能后果。但这些国家却都没有这样做。
　　似乎与上面的现象相反的是，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的伊朗、朝鲜的互动如今不断加强。而让美国恨得咬牙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相互称兄道弟。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到委内瑞拉走访，和查维斯相互拥抱，表示要加强这两个产油大国的联系。在世界上，成为美国眼中钉的国家似乎已相互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反美联盟”。这就是大国政治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力图走出这一困境的努力。
　　所谓“大国政治”即指国际政治的这样一种状况：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实力，它们的意志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最大。所有国家的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更无力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集体行动的困境”，按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说法，是某些情况下，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在国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自我利益，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是各自顾及自己利益的结果。
　　我们都有排队打饭的经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自觉排队，但是，慢慢地就有人插队。在这种情况下，插队的人已经侵犯到了每一个排队人的利益，但是，通常不会有人去阻止他，也就是说，没有谁会采取行动以维护集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因为每一个个体固然利益遭受了损失，但他去制止这个插队的人却要遭受一定的风险（比如与插队的人打架、被插队的人报复），维护了集体利益，可个人利益在集体中的份额极小，划不来。因此很多人不会冒着风险去干这种得不偿失的事。
　　如果国际社会中受大国气的诸多小国算一个“集体”，那么这是一个各怀鬼胎的“集体”。它们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它们有时候在利益上是相容的，有时候却有冲突，因此既缺乏“集体行动”的组织协调能力，又缺乏抗拒风险的实力和行动。这样的“乌合之众”只能被人各个击破。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正是大国政治得以存在的土壤。正如当年西方封锁中国却因为自身的利益而被逐一瓦解。看目前的国际形势，我们也几乎可以断定：现在的伊朗、委内瑞拉、朝鲜等“反美联盟”仅仅是徒有其表罢了。
　　其实“大国政治”在我国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了。秦国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秦扫灭六国恰恰就是利用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对六国逐一击破。苏洵、苏辙父子为此都写过《六国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然而，由于这一逻辑是如此的强大，到现在，国际社会仍然笼罩在“大国政治”的阴影中。这真是如苏洵所叹的，“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