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昆虫学家蒲蛰龙及其生物害虫防治研究工作的个案,探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主流科学观.本文首先指出,(激进的)“革命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科学”,或仅注重科学的技术应用方面.革命主义的科学观与其他科学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张一种“群众性科学”,要求技术性的、专业的“专”知识和来自外国的、学院式的“洋”知识与政治的、革命性的“红”知识和“土”知识结合起来,实际上更多的是服从于“红”知识和“土”知识.通过蒲蛰龙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家如何在自相矛盾的科学观中求得平衡.这一个案清楚地展示了,为取得符合国家政治目标的科学成就,蒲蛰龙是怎样设法在红与专、土与洋之间取得平衡的.此外,这一个案还提供了一种讨论的角度:不同的时代如何衡量科学成就.就蒲蛰龙的工作而言,20世纪50—70年代的叙事所强调的那些方面,与改革开放后的叙事截然不同.本文指出,为了全面地理解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历史学者必须综合三种叙事:其一是强调专业性和跨国科学的叙事,其二是强调扎根农民和自力更生的叙事,其三是强调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