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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福建时决然想不到我的生命会跟杜拉斯发生关系，我这一生会有一首与杜拉斯有关的诗，被视为代表作用来杀死它的同门兄弟。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对她的作品我也所知甚少，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在诗人老巢的介绍下来到作家李红担任主编的某某杂志供职。某某杂志是贵州省刊物，李红大体采用承包的方式把它移到北京，原先设想很好，每期选定一个话题，依凭北京首善之地的影响力，把刊物作出特色，取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为了节省成本，刊物只有我一个文字编辑，另一个美术编辑小李，还有一个办公室打杂小王，连同主编整个编辑团队就我们四人，老巢挂了一个顾问的名头。我所认识的文朋诗友自然成为我的约稿对象，他们大都很爽快答应给稿并不过问稿费有无，但另有若干朋友本就是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为的谋生，自然大方询问稿费情况，我忙转问主编。“放心，咱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得到这样一个回答，我也信心十足转告文友：“放心，我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
就这样2003年第一期做出来了。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要照顾朋友生意，李红把刊物拿到广东某乡镇印刷厂印制，程序是这样的，由小李在北京设计好版式，我们也都校对清楚后，通过网络发到广州那边，他们印制后再发货到北京。第一期到京后我们拆开就觉得印色不太对，封面灰灰的没有光泽。翻阅后更傻眼，内文乱码不少。但刊物已出来了还能怎样？李红拿起电话责问对方一阵，得到对方一阵道歉后，第二期依然由他们印制，但问题并未因道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第三期转回北京，这才稍稍有点感觉，一本刊物在手挺括时尚，有帝都之气派。
刊物没问题了，我的作者有问题了，我和小王小李有问题了。
我的作者们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公职的，一部分没公职以撰稿为生的。前一部分看来无所谓，后一部分就会问了，安琪，稿费呢？
“急什么，少不了，刊物都是三个月以后发的。”李红含笑回答。
好吧。作者稿费先放一边，那，工资呢？我暗暗地想。
我来编辑部时主编是这么说的，每月工资3000。眼看已到2003年3月了，我一分工资也未领到。小李、小王也是一分未领。
那年我33岁，来自福建；小李25岁，来自江西；小王23岁，来自内蒙古。虽然我们仨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有一个共同点，羞于谈钱。眼看已经工作三个月却一分工资都没领到，我们还是只敢私下纳闷，但要开口向主编讨要，那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直到今天，我还是说钱就害臊的主。宁愿自己吃点亏，只要这亏自己吃得起，那就吃吧。至于说到钱，那真是羞死了。
转眼4月份的刊物出来了，5月份的稿件也编好了，眼看着工资遥遥无期，我从福建带来的6000元也基本花光了。这没有工资的几个月，我的房东一分不少地向我要着房租，我的肚子一顿不少地向我要着饭，我的存折怎能不一分一分地滚出去？就是到了这般田地我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小李小王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多年以后李红回想起某某杂志这一段主编生涯，最感动他的应该是遇到了全世界最奇葩最善良的我们仨，愣是一分钱工资没有为他做了五期刊物并且还不敢吱声。4月底，实在撑不下的我断然辞职，前往大兴区诗人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编我的《中间代诗全集》去了，至少这地方不收房租。
同年5月，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中间代诗全集》已编完，而我存折上的数字抵达底线，我电话诗人中岛请他帮我找个工作，中岛于是介绍我到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那天，老板张小波布置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盡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作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强化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待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道。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让我写出这首代表作的半年。我更应感谢的是因为这半年的工资，我鼓足了继续待在北京的勇气。
事实上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责任编辑 师力斌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在诗人老巢的介绍下来到作家李红担任主编的某某杂志供职。某某杂志是贵州省刊物，李红大体采用承包的方式把它移到北京，原先设想很好，每期选定一个话题，依凭北京首善之地的影响力，把刊物作出特色，取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为了节省成本，刊物只有我一个文字编辑，另一个美术编辑小李，还有一个办公室打杂小王，连同主编整个编辑团队就我们四人，老巢挂了一个顾问的名头。我所认识的文朋诗友自然成为我的约稿对象，他们大都很爽快答应给稿并不过问稿费有无，但另有若干朋友本就是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为的谋生，自然大方询问稿费情况，我忙转问主编。“放心，咱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得到这样一个回答，我也信心十足转告文友：“放心，我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
就这样2003年第一期做出来了。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要照顾朋友生意，李红把刊物拿到广东某乡镇印刷厂印制，程序是这样的，由小李在北京设计好版式，我们也都校对清楚后，通过网络发到广州那边，他们印制后再发货到北京。第一期到京后我们拆开就觉得印色不太对，封面灰灰的没有光泽。翻阅后更傻眼，内文乱码不少。但刊物已出来了还能怎样？李红拿起电话责问对方一阵，得到对方一阵道歉后，第二期依然由他们印制，但问题并未因道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第三期转回北京，这才稍稍有点感觉，一本刊物在手挺括时尚，有帝都之气派。
刊物没问题了，我的作者有问题了，我和小王小李有问题了。
我的作者们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公职的，一部分没公职以撰稿为生的。前一部分看来无所谓，后一部分就会问了，安琪，稿费呢？
“急什么，少不了，刊物都是三个月以后发的。”李红含笑回答。
好吧。作者稿费先放一边，那，工资呢？我暗暗地想。
我来编辑部时主编是这么说的，每月工资3000。眼看已到2003年3月了，我一分工资也未领到。小李、小王也是一分未领。
那年我33岁，来自福建；小李25岁，来自江西；小王23岁，来自内蒙古。虽然我们仨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有一个共同点，羞于谈钱。眼看已经工作三个月却一分工资都没领到，我们还是只敢私下纳闷，但要开口向主编讨要，那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直到今天，我还是说钱就害臊的主。宁愿自己吃点亏，只要这亏自己吃得起，那就吃吧。至于说到钱，那真是羞死了。
转眼4月份的刊物出来了，5月份的稿件也编好了，眼看着工资遥遥无期，我从福建带来的6000元也基本花光了。这没有工资的几个月，我的房东一分不少地向我要着房租，我的肚子一顿不少地向我要着饭，我的存折怎能不一分一分地滚出去？就是到了这般田地我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小李小王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多年以后李红回想起某某杂志这一段主编生涯，最感动他的应该是遇到了全世界最奇葩最善良的我们仨，愣是一分钱工资没有为他做了五期刊物并且还不敢吱声。4月底，实在撑不下的我断然辞职，前往大兴区诗人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编我的《中间代诗全集》去了，至少这地方不收房租。
同年5月，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中间代诗全集》已编完，而我存折上的数字抵达底线，我电话诗人中岛请他帮我找个工作，中岛于是介绍我到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那天，老板张小波布置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盡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作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强化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待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道。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让我写出这首代表作的半年。我更应感谢的是因为这半年的工资，我鼓足了继续待在北京的勇气。
事实上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