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返乡，听三叔讲了一件好玩的事：村里刘家大爷砍了我家田边种的三棵树去当了房梁，三叔与他就树的归属地问题起了争执，刘大爷说树是在他家地里长高的，三叔认为树的幼苗是在我家地里栽下的。争论的结果是，刘大爷承认树砍错了，“哪天浩月回老家要盖房了，我赔他三棵树就是。”
　　那三棵树被我父母栽下时，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而我离开出生的村子，也超过三十年了。刘大爷砍那三棵树的时候，明知道我作为三棵树的继承人已经绝无可能再回，所以才有底气。但他的做法没有让我生气，他的话反而让我有些感动，因为对于过去的事情他还认。他答应未来某一天，赔我三棵树，这是一种可能性，更是一种承诺，我信。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意识里，我仍然属于那个村子，村子里依然还有我的位置，只要我回到那个位置上，树还是会有的。
　　每年回乡，上坟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仪式活动。在对待去世的亲人方面，后代们依然会表达出自己的亲疏远近。那些疼爱、照顾过自己很多的亲人，上坟时会得到更多的纸钱与其他的祭品，“好的都给你”。血缘关系远一些，或者在世时脾气大、人缘不太好的长辈，则会敷衍了事，象征性地送上一点就算了。我的父亲属于每年上坟时，要独占一半纸钱与祭品的人，每个给他上坟的人，平辈兄弟也好，儿女、侄孙也好，都会格外“袒护”他。父亲离世了，但他在乡村与家族里的位置，一直都还在。
　　我承认这是乡村令我着迷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着属于自己的规律，在沉默而有力地运转着。县城已经很城市化了，受城市文明与科技思潮的冲击很大，但与县城有着十几公里的农村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有让人不喜欢的死板、固执、呆滞，也有让人喜欢的人情、道理、规则。我对乡村又怕又爱，两种感情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至今难以理清眉目。《世间的陀螺》这本书的主要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
　　我曾经以为故乡是那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其实不然。更多的時候，人们心里的故乡概念，其实是由身边的几十位上百位亲朋好友组成。你对故乡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很多时候都源自这几十人上百人带给你的影响。你困惑于他们的语言迷局，挣扎于他们的情感网络，没法从自我的角度，清醒地审视与判断，因为你本身也是这旋转着的陀螺的一部分，哪怕独立了，走远了，不自觉间，仍然偶尔会有失重感、晕眩感。我想通过文字来梳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厘清与故乡之间的距离，并尝试在亲人与故乡中间，重建一种我认为可以更持久的联系。
　　与故乡在物理层面上的联系，是可以舍弃的，而精神层面上的联系，却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有痛苦的成分，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化解，转变成一种深沉的情感。从逃离者，到批判者，再到回归者，我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三个身份的转换。无论我在不同时期用怎样的立场与角度看故乡，故乡都始终用一种眼光打量我。电影《杰出公民》里有一句台词，“故乡，是可以把每个人都打回原形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感觉整个人被击中。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近两年来，回乡的冲动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准备与行动。
　　《世间的陀螺》就是这样一本写亲人与故乡的书。我想给亲人与故乡立一个小传，它不尽完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文，力求真实的同时，肯定也会有些许的疼痛感，但我不愿意朋友们不敢读它。读完之后，有关亲人与故乡的话题，我们以后喝酒时便不用聊了，沉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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