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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日战争;东兴汇路;侨批;潮汕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114 — 03
侨批，潮汕地区的人民又将其称之为“番批”，在潮汕话当中，“批”又有信件的意思，在这里专指远在海外的华侨同胞通过各种方式寄回给国内侨眷的信文与钱款，即包含了家庭情感与汇兑金融双重功能的珍贵原始资料，侨批为家庭的延续、当地潮汕侨乡的发展、中国外汇流入以及近代中国贸易、金融网络的初步形成构筑起了一个良好的可视样本。
侨批业从诞生到消失的过程延续了百余年，最早的研究性文章是日资台湾银行在1914年完成的《侨汇流通之研究》，文中对当时的批局、批信、侨汇等相关概念都作了较为详实的阐述。侨批业相关研究的正式产生则被认为源自于饶宗颐在1948年所编《潮州志》，书中对于“侨批业”条目的首次创立是侨批研究的重要节点，在郑松辉的《饶宗颐侨批学术思想及其学术价值研究》一文中对饶宗颐的侨批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肯定其在侨批文化研究开拓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关于东兴汇路的研究则多为侨批业从业者及其后人所著记叙类文章，学术性研究方面则较为薄弱，陈思慧、郑以省的《东兴汇路中的广西籍华侨与侨批馆》从除了潮汕侨批业者之外的广西籍华侨和广西侨批馆的角度对东兴汇路这一特殊时期的汇路进行研究，呈现了当时汇路的不同风貌。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兴汇路这一潮汕侨批业发展的特殊阶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侨眷生活状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随着1939年汕头沦陷，侨批业的发展便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日军的海上封锁使得原本的汇路堵蔽，《潮汕志》中如此形容：“当战时，侨批梗阻，即百业凋散，饿殍载道”。潮汕地区因地少人多，以至于出洋谋生者甚多，而留守在该地区又以批款赖以生存的民众几乎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海外侨民与侨乡侨眷的交往因战事一度中断，即使是已经回到潮汕的批信，很多也遭到日军的阻截，无法回到侨眷手中，使得侨眷的生活更加得不到保障。
当时东南亚许多地方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百业凋零，广大潮汕生活极其苦痛，所能寄侨批者，所剩无几。而且那些能寄僑批的潮籍华侨，对日伪当局规定批局承办侨批业务的种种繁琐手续十分厌恶，只是为了接济苦难的家乡亲属，无可奈何，才把批信交给海外的批局，并把批款交由当地的日系银行，邮寄到潮汕等沦陷区，几经周转，才能送到收批人手中。
“闽粤一般侨眷，多系老弱妇孺，平时不农不工不商，专恃海外汇款以维生活……自侨汇断绝之后，在籍眷属，始则变卖饰物，继则拍卖家具，甚且卖儿鬻女，终至饿死沟壑或自杀毕命”。
“前月接来慈训，所云欲购洋布一节，本似依命付回，碍因战争时期华人回或如携带物品时闻被厦倭方没收之故，希祈大人鉴宥”（1941年6月29日书）
在汕头被占领的初期，当地的侨批从业者大多急于找寻自身出路，对于新汇路的探索则是采取消极态度。在东兴汇路出现之前，其实经由海外侨汇机构的搭线，由泰国方面，经过北部的清迈和清莱等地，接通云南省，经过无人居住的“三不管”地区，然后进入滇南的车里、佛海等县区，再利用马车或汽车前往昆明，才有银行、邮局可以将批信发至潮汕地区。然而，因为这条汇路在当时极为危险，而且时间成本与人力成本过高，探索者经过实践后，最终还是因为路途梗塞、土匪阻道、国币汇兑相差甚远，汇路难以为继，所以被搁置了。与此同时，东兴也开始走进潮汕侨批工作者的视野。
（一）东兴的地理优势
东兴，位于防城县城西南68公里的北仑河畔，是中国边陲的一个小镇，同时也是中国海岸线的最西端，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的芒街隔河相对，是祖国南疆的边陲重镇，同时是对外贸易的窗口，而法属时期的芒街，因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由殖民政府在此驻军，成为海宁省省莅。从清末开始，东兴便在中越外贸外交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东兴的所在地防城被开辟为通商口岸，1895年中法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法国获得了在东兴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在1896年，中法又再次签订《中法边界会巡章程》，在东兴与芒街设立对讯所，1900年，在中法双方的促成下，连接东兴和芒街的“国际铁桥”正式建成，东兴的国际贸易也随着这一系列事件而逐渐繁荣，并作为与越之间贸易来往的桥头堡。
（二）东兴汇路的筹建
因为东兴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和祥庄侨批局代理人陈植芳为首的一批潮帮侨批局工作者，便在东兴开始了新汇路的开辟。陈植芳在回忆中写到：“我自探明东兴可汇款回潮汕之后，前往南越、金边等地告知各批局、批馆人员，但他们都不相信。我返回海防后，并没有放弃，再次写信向各批局、批馆重申打通汇路的真实性……1942年3月便有西贡“黄泰记”经理黄绍球以怀疑的态度，前来海防观察。我带他到东兴镇一行，使他亲眼看到了开辟东兴汇路的可行性。随后有堤岸的为顺批局经理张为长，半信半疑前来探汇，也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行的，靠得住的。他回到堤岸，与玉合批局经理张良春及澄记批局经理佘武……他们二人回到堤岸后，乃大张旗鼓地收揽侨汇。”
于1942年春季，以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作为国内外双重衔接点，将东南亚地区的侨汇经过这两个边境城市，再转向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成功带往潮汕地区，这条以东兴为起点而开辟的侨批邮路便是“东兴汇路”。
（三）东兴汇路的具体经营状况
许多批局在得知东兴汇路可通汇的消息之后，开始来到东兴镇上设立转接侨汇的站点，来自潮汕地区的批局更是占了绝大部分。到后来，批款转汇造就了四条线路，分别是曼谷线、西提（包括西贡及堤岸两地）、金边线、老挝线。 对于当时在东兴进行转汇的银行和确切钱银数额的研究中，黄泽纯在其文章《潮汕侨批业探析》中给出了这样的统计分析：
“据当时在东兴汇路的开辟、经营者估计，1942年初东兴初创时，仅限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为数不多的地区。该年7月起侨批量比较大的泰国加入，此后侨汇数字骤增，估计当时的东兴每月汇回潮潮汕的侨汇约值越币1000多万元。”
到了1943年中秋后，泰国到达东兴的侨汇有以黄金进行兑换的，因为黄金同样可以代替越币，所以侨汇数字并没有减少，时人记载：“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去年承汇的，约有国币七千余万元。今年开始，每月差不多都在千万以上……东兴市上作汇款生意的商行，在十余家以上，据一家并不算大的商行老板告诉我，他去年一共承汇了五百多万元（国币）。十数家算在一起，加上邮政局小额承汇的四百余万元，再加上其他零碎而没有统计，想必在一万六千万以上。”
在当时的侨汇数额统计上，其实一直未有准确的判定，原因有二，一是战时统计混乱，造成大量的统计丢失，二是各批局将营业数额视为商业机密，极少对外界透露。但这时候的东兴已经成为侨批行业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其商业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从前。
“东兴汇路”的寿命其实并不长，从1942年春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数月里，总共存在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数年时间里面，这条汇路的存在对于东兴市以及汇路中的沿途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支援国内外侨胞生活
许多侨批研究者认为东兴汇路的首要意义和作用在于：这是当时无数侨批业者用生命开辟的一条“生命线”，解救了在战争和饥荒中挣扎的百万潮汕侨眷的生命。虽然我们后来得知，经由东兴汇路转送至侨眷聚居地的银款数量其实是小部分，但也正是以其独特的收纳与传放方式，在战时将东南亚地区的侨胞与国内侨眷连接在了一起，将侨批文化中原本的关于家庭的“孝”、“情”、“义”等代表符号传递下去，从战争爆发初期，国内侨眷生死未卜，国外侨胞探知无门、投批无路，到东兴汇路出现，使得侨批的邮寄又开始逐渐恢复，绕过了国内外的重重封锁回到国内侨胞的手中，一封家书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中寄出的金银价值，它是血浓于水的见证，同样也是战乱中的、处于苦难的中国人民对生存的顽强渴望。
（二）东兴战时经济地位的提高
东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抗战时期又有“新的广州湾”一称，即使是困难时期，其本身的商业也在蓬勃发展：“东兴的繁荣，与越南货物的输出是不能分开的……据当地海关分卡材料，去年由越南进口货物，以布疋、生胶片、棉纱、颜料、黑白胡椒、铁、西药、烧碱、棉织品、胶底鞋、搪瓷面盆、牛骨、虾米、砂红等为大宗，公约值国币六千万元。经海关兜税出口货物，差不多只有药材一项，去年输出，约值国币一千二百万元。入口货除上列有税货物外，偶有无税的食米和食盐，量也相当可观。”
在同期，昆明周报的报道中也曾记载：“东兴北海又可来货。”由此可见，东兴从战前的一座边境贸易小城，一跃成为了当时一座繁华的贸易城镇，甚至曾为战时大后方转运过物资。汇路开辟者之一的陈植芳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
“东兴汇路形成后，大量侨汇涌入，各地行商前来采购洋货者，亦相应大增，因而钱庄业繁荣，庄口商旺盛，运输额剧增……在省银行东兴办事处、电报局、归侨指导站、侨商行等机构，以及在东兴从事侨汇工作的共有数十人，又有因搞侨汇业务而临时出入国境者有百多人。”
这时候侨汇业的经济参与，更是为这座边贸城市，带去了蓬勃生机。一时间，边陲小镇东兴代替了繁荣香港的国际金融枢纽地位，成为中外货币的流通交易地，东兴的地方经济也从而得到了发展，当年的东兴也被赞称为“小香港”。
（三）为国内外抗日战争提供援助
如今看来，这些侨汇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封家书，然而在战时，侨汇也是政府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据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7月15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共售出英金6.5万镑，美金25万元;7月17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售出英金21万镑，美金2.5万元。据统计，从1937年7月10日之8月12日的一个月内，各政府银行售出的外汇总额达到750万镑。值得注意的是，淞沪会战爆发前一周，上海的银行机构已售外匯高达150万镑左右……除了寻求外援来补充国家外汇储备之外，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还得靠出口贸易的外汇和侨汇。在当时国际贸易收支几乎处于停顿的状况下，不言而喻，侨汇成为最大头的外汇收入来源。”
这是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严重金融问题，但即使是去到战争后期，这些问题依旧存在，在东兴汇路中，虽然其侨批很大一部分是由私人批局所承办的，但它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外汇储备压力，同时，使得侨汇不会落入日军手中从而资敌。
中国共产党方面也高度肯定了华侨捐输抗日的爱国之举。暹罗爱国志士苏君谦、郭子纲、黄奕通过口批的形式，汇寄侨批款委托广东澄海信宁村的增顺批局交詹欧波转交支援共产党抗日，这一爱国举措也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广州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的联名复函回批。
在抗战时期，由无数负有使命感的潮帮侨批工作者搭建起来的东兴汇路，是潮汕侨批业近百年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它的出现不仅弥补了这一时期潮汕传统汇路的空缺，同样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见证。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侨批业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侨批这一历史瑰宝，作为包含了家庭情感与汇兑金融双重功能的珍贵原始史料，因其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的特点，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已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1〕杨建成.侨汇流通之研究〔M〕.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2〕饶宗颐.潮州志〔M〕.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703.
〔3〕郑松辉.饶宗颐侨批学术思想及其学术价值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6）：22-27.
〔4〕陈思慧，郑以省.东兴汇路中的广西籍华侨与侨批馆〔J〕.八桂侨刊，2010，（01）：12-16.
〔5〕李屏周.侨眷家书一束〔J〕.现代华侨，1942，（07）：30-33.
〔6〕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162-212.
〔7〕陈植芳（原作）.百万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J〕.文史春秋，2019，（09）：30-35.
〔8〕黄泽纯.潮汕侨批业探析〔D〕.广州：暨南大学，2004.
〔9〕陈凡.东兴——新的广州湾〔J〕.旅行杂志，1944，（08）：63-69.
〔10〕工商新闻：东兴北海又可来货〔N〕.昆明周报，1944-08-17（01）.
〔11〕尤云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03）：68-79.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114 — 03
侨批，潮汕地区的人民又将其称之为“番批”，在潮汕话当中，“批”又有信件的意思，在这里专指远在海外的华侨同胞通过各种方式寄回给国内侨眷的信文与钱款，即包含了家庭情感与汇兑金融双重功能的珍贵原始资料，侨批为家庭的延续、当地潮汕侨乡的发展、中国外汇流入以及近代中国贸易、金融网络的初步形成构筑起了一个良好的可视样本。
侨批业从诞生到消失的过程延续了百余年，最早的研究性文章是日资台湾银行在1914年完成的《侨汇流通之研究》，文中对当时的批局、批信、侨汇等相关概念都作了较为详实的阐述。侨批业相关研究的正式产生则被认为源自于饶宗颐在1948年所编《潮州志》，书中对于“侨批业”条目的首次创立是侨批研究的重要节点，在郑松辉的《饶宗颐侨批学术思想及其学术价值研究》一文中对饶宗颐的侨批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肯定其在侨批文化研究开拓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关于东兴汇路的研究则多为侨批业从业者及其后人所著记叙类文章，学术性研究方面则较为薄弱，陈思慧、郑以省的《东兴汇路中的广西籍华侨与侨批馆》从除了潮汕侨批业者之外的广西籍华侨和广西侨批馆的角度对东兴汇路这一特殊时期的汇路进行研究，呈现了当时汇路的不同风貌。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兴汇路这一潮汕侨批业发展的特殊阶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日伪对传统侨批线路的破坏
（一）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侨眷生活状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随着1939年汕头沦陷，侨批业的发展便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日军的海上封锁使得原本的汇路堵蔽，《潮汕志》中如此形容：“当战时，侨批梗阻，即百业凋散，饿殍载道”。潮汕地区因地少人多，以至于出洋谋生者甚多，而留守在该地区又以批款赖以生存的民众几乎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海外侨民与侨乡侨眷的交往因战事一度中断，即使是已经回到潮汕的批信，很多也遭到日军的阻截，无法回到侨眷手中，使得侨眷的生活更加得不到保障。
当时东南亚许多地方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百业凋零，广大潮汕生活极其苦痛，所能寄侨批者，所剩无几。而且那些能寄僑批的潮籍华侨，对日伪当局规定批局承办侨批业务的种种繁琐手续十分厌恶，只是为了接济苦难的家乡亲属，无可奈何，才把批信交给海外的批局，并把批款交由当地的日系银行，邮寄到潮汕等沦陷区，几经周转，才能送到收批人手中。
“闽粤一般侨眷，多系老弱妇孺，平时不农不工不商，专恃海外汇款以维生活……自侨汇断绝之后，在籍眷属，始则变卖饰物，继则拍卖家具，甚且卖儿鬻女，终至饿死沟壑或自杀毕命”。
“前月接来慈训，所云欲购洋布一节，本似依命付回，碍因战争时期华人回或如携带物品时闻被厦倭方没收之故，希祈大人鉴宥”（1941年6月29日书）
二、东兴汇路的兴起与运作
在汕头被占领的初期，当地的侨批从业者大多急于找寻自身出路，对于新汇路的探索则是采取消极态度。在东兴汇路出现之前，其实经由海外侨汇机构的搭线，由泰国方面，经过北部的清迈和清莱等地，接通云南省，经过无人居住的“三不管”地区，然后进入滇南的车里、佛海等县区，再利用马车或汽车前往昆明，才有银行、邮局可以将批信发至潮汕地区。然而，因为这条汇路在当时极为危险，而且时间成本与人力成本过高，探索者经过实践后，最终还是因为路途梗塞、土匪阻道、国币汇兑相差甚远，汇路难以为继，所以被搁置了。与此同时，东兴也开始走进潮汕侨批工作者的视野。
（一）东兴的地理优势
东兴，位于防城县城西南68公里的北仑河畔，是中国边陲的一个小镇，同时也是中国海岸线的最西端，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的芒街隔河相对，是祖国南疆的边陲重镇，同时是对外贸易的窗口，而法属时期的芒街，因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由殖民政府在此驻军，成为海宁省省莅。从清末开始，东兴便在中越外贸外交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东兴的所在地防城被开辟为通商口岸，1895年中法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法国获得了在东兴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在1896年，中法又再次签订《中法边界会巡章程》，在东兴与芒街设立对讯所，1900年，在中法双方的促成下，连接东兴和芒街的“国际铁桥”正式建成，东兴的国际贸易也随着这一系列事件而逐渐繁荣，并作为与越之间贸易来往的桥头堡。
（二）东兴汇路的筹建
因为东兴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和祥庄侨批局代理人陈植芳为首的一批潮帮侨批局工作者，便在东兴开始了新汇路的开辟。陈植芳在回忆中写到：“我自探明东兴可汇款回潮汕之后，前往南越、金边等地告知各批局、批馆人员，但他们都不相信。我返回海防后，并没有放弃，再次写信向各批局、批馆重申打通汇路的真实性……1942年3月便有西贡“黄泰记”经理黄绍球以怀疑的态度，前来海防观察。我带他到东兴镇一行，使他亲眼看到了开辟东兴汇路的可行性。随后有堤岸的为顺批局经理张为长，半信半疑前来探汇，也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行的，靠得住的。他回到堤岸，与玉合批局经理张良春及澄记批局经理佘武……他们二人回到堤岸后，乃大张旗鼓地收揽侨汇。”
于1942年春季，以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作为国内外双重衔接点，将东南亚地区的侨汇经过这两个边境城市，再转向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成功带往潮汕地区，这条以东兴为起点而开辟的侨批邮路便是“东兴汇路”。
（三）东兴汇路的具体经营状况
许多批局在得知东兴汇路可通汇的消息之后，开始来到东兴镇上设立转接侨汇的站点，来自潮汕地区的批局更是占了绝大部分。到后来，批款转汇造就了四条线路，分别是曼谷线、西提（包括西贡及堤岸两地）、金边线、老挝线。 对于当时在东兴进行转汇的银行和确切钱银数额的研究中，黄泽纯在其文章《潮汕侨批业探析》中给出了这样的统计分析：
“据当时在东兴汇路的开辟、经营者估计，1942年初东兴初创时，仅限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为数不多的地区。该年7月起侨批量比较大的泰国加入，此后侨汇数字骤增，估计当时的东兴每月汇回潮潮汕的侨汇约值越币1000多万元。”
到了1943年中秋后，泰国到达东兴的侨汇有以黄金进行兑换的，因为黄金同样可以代替越币，所以侨汇数字并没有减少，时人记载：“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去年承汇的，约有国币七千余万元。今年开始，每月差不多都在千万以上……东兴市上作汇款生意的商行，在十余家以上，据一家并不算大的商行老板告诉我，他去年一共承汇了五百多万元（国币）。十数家算在一起，加上邮政局小额承汇的四百余万元，再加上其他零碎而没有统计，想必在一万六千万以上。”
在当时的侨汇数额统计上，其实一直未有准确的判定，原因有二，一是战时统计混乱，造成大量的统计丢失，二是各批局将营业数额视为商业机密，极少对外界透露。但这时候的东兴已经成为侨批行业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其商业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从前。
三、东兴汇路的历史影响
“东兴汇路”的寿命其实并不长，从1942年春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数月里，总共存在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数年时间里面，这条汇路的存在对于东兴市以及汇路中的沿途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支援国内外侨胞生活
许多侨批研究者认为东兴汇路的首要意义和作用在于：这是当时无数侨批业者用生命开辟的一条“生命线”，解救了在战争和饥荒中挣扎的百万潮汕侨眷的生命。虽然我们后来得知，经由东兴汇路转送至侨眷聚居地的银款数量其实是小部分，但也正是以其独特的收纳与传放方式，在战时将东南亚地区的侨胞与国内侨眷连接在了一起，将侨批文化中原本的关于家庭的“孝”、“情”、“义”等代表符号传递下去，从战争爆发初期，国内侨眷生死未卜，国外侨胞探知无门、投批无路，到东兴汇路出现，使得侨批的邮寄又开始逐渐恢复，绕过了国内外的重重封锁回到国内侨胞的手中，一封家书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中寄出的金银价值，它是血浓于水的见证，同样也是战乱中的、处于苦难的中国人民对生存的顽强渴望。
（二）东兴战时经济地位的提高
东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抗战时期又有“新的广州湾”一称，即使是困难时期，其本身的商业也在蓬勃发展：“东兴的繁荣，与越南货物的输出是不能分开的……据当地海关分卡材料，去年由越南进口货物，以布疋、生胶片、棉纱、颜料、黑白胡椒、铁、西药、烧碱、棉织品、胶底鞋、搪瓷面盆、牛骨、虾米、砂红等为大宗，公约值国币六千万元。经海关兜税出口货物，差不多只有药材一项，去年输出，约值国币一千二百万元。入口货除上列有税货物外，偶有无税的食米和食盐，量也相当可观。”
在同期，昆明周报的报道中也曾记载：“东兴北海又可来货。”由此可见，东兴从战前的一座边境贸易小城，一跃成为了当时一座繁华的贸易城镇，甚至曾为战时大后方转运过物资。汇路开辟者之一的陈植芳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
“东兴汇路形成后，大量侨汇涌入，各地行商前来采购洋货者，亦相应大增，因而钱庄业繁荣，庄口商旺盛，运输额剧增……在省银行东兴办事处、电报局、归侨指导站、侨商行等机构，以及在东兴从事侨汇工作的共有数十人，又有因搞侨汇业务而临时出入国境者有百多人。”
这时候侨汇业的经济参与，更是为这座边贸城市，带去了蓬勃生机。一时间，边陲小镇东兴代替了繁荣香港的国际金融枢纽地位，成为中外货币的流通交易地，东兴的地方经济也从而得到了发展，当年的东兴也被赞称为“小香港”。
（三）为国内外抗日战争提供援助
如今看来，这些侨汇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封家书，然而在战时，侨汇也是政府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据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7月15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共售出英金6.5万镑，美金25万元;7月17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售出英金21万镑，美金2.5万元。据统计，从1937年7月10日之8月12日的一个月内，各政府银行售出的外汇总额达到750万镑。值得注意的是，淞沪会战爆发前一周，上海的银行机构已售外匯高达150万镑左右……除了寻求外援来补充国家外汇储备之外，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还得靠出口贸易的外汇和侨汇。在当时国际贸易收支几乎处于停顿的状况下，不言而喻，侨汇成为最大头的外汇收入来源。”
这是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严重金融问题，但即使是去到战争后期，这些问题依旧存在，在东兴汇路中，虽然其侨批很大一部分是由私人批局所承办的，但它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外汇储备压力，同时，使得侨汇不会落入日军手中从而资敌。
中国共产党方面也高度肯定了华侨捐输抗日的爱国之举。暹罗爱国志士苏君谦、郭子纲、黄奕通过口批的形式，汇寄侨批款委托广东澄海信宁村的增顺批局交詹欧波转交支援共产党抗日，这一爱国举措也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广州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的联名复函回批。
四、结语
在抗战时期，由无数负有使命感的潮帮侨批工作者搭建起来的东兴汇路，是潮汕侨批业近百年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它的出现不仅弥补了这一时期潮汕传统汇路的空缺，同样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见证。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侨批业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侨批这一历史瑰宝，作为包含了家庭情感与汇兑金融双重功能的珍贵原始史料，因其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的特点，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到《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已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1〕杨建成.侨汇流通之研究〔M〕.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2〕饶宗颐.潮州志〔M〕.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703.
〔3〕郑松辉.饶宗颐侨批学术思想及其学术价值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6）：22-27.
〔4〕陈思慧，郑以省.东兴汇路中的广西籍华侨与侨批馆〔J〕.八桂侨刊，2010，（01）：12-16.
〔5〕李屏周.侨眷家书一束〔J〕.现代华侨，1942，（07）：30-33.
〔6〕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162-212.
〔7〕陈植芳（原作）.百万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J〕.文史春秋，2019，（09）：30-35.
〔8〕黄泽纯.潮汕侨批业探析〔D〕.广州：暨南大学，2004.
〔9〕陈凡.东兴——新的广州湾〔J〕.旅行杂志，1944，（08）：63-69.
〔10〕工商新闻：东兴北海又可来货〔N〕.昆明周报，1944-08-17（01）.
〔11〕尤云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03）：68-79.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