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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口述者陈志成，1967年开始派报纸。1975年与麦惠枝结婚，夫妻俩共同打理报摊至今。他们在澳门报业最辉煌时入行，在如今报业衰微时依然坚守在这个行业，可谓见证了澳门报业兴衰的“活化石”。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澳门报业近几十年的发展、变迁。
我由1967年开始接触报贩业，即派报纸。因为家庭生活艰难，想读书就要帮补家计。我当时读濠江中学，很多同学跟我一样会兼职派报纸。我每天从凌晨5点开始派报纸，至早上8点便回校上课，工资也有60元一个月，当时两毫已经可以买一杯咖啡，所以人工（薪酬）算不错。记得读中五（高二）时，我投放了许多时间在派报纸上，早上派澳门报，中午派香港报，夜晚派晚报，每月平均也有两三百元。这一行是多劳多得，你勤力做全职，月薪也有600元，相对当时教书一月240元高许多，所以中学毕业后我直接投身这一行。我起初是给人打工，直到1975年结婚的时候才当上老板。
以前派报多是骑单车，左右两边挂帆布袋放报纸，前后同样也会放，我想有百多斤吧！骑惯了，只要兩边平衡就不会有问题。一趟可以载200多份报纸，最高峰要跑三四趟。我记得高士德、雅廉坊那里是两至五层高的楼房，街道很宽阔，将报纸一抛便能抛到5楼客人的露台。抛报纸准确是靠工多艺熟，我曾许多次打破别人的东西，如玻璃窗、花瓶、暖水壶。一听见“劈里啪啦”的声音，我就立即走人。当客人见到老板时便会发牢骚，但老板人很好，他会对客人说：“我们派报纸怎么会知道你们家放了什么东西，难道你说扔烂了个古董花瓶，我们就赔你一个古董花瓶吗？”
报纸代理
20世纪70年代买报纸要透过代理，不是直接从报社订，当时《澳门日报》的代理是李康记，李康记跟卖豆腐花那家没有关系，只是名字相同。李康记办公室位于六国茶楼对面，负责发报纸给报贩及客户。李康记聘请了7个员工负责派报纸，每人大约负责300份报纸，他们会另外请学生、青年人帮忙派报。除了派报，每月亦需要向订户收取报纸费，我们这些学生为补家计，除了派报纸，亦会帮忙收报纸费，每收一区就有20元。
后来，李康记的老板年纪大不做了，《澳门日报》就自己做代理，同时李康记把2000多个客户交接给《澳门日报》。但报馆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做，便直接问有没有人想做，让我们在《澳门日报》取货，自负盈亏做老板。所以我就在李康记手上接了200多份报纸的订单，慢慢开始当老板。但这一行跟卖水果不同，不能赊账，报纸是每天清，给钱才可以拿货。所以做这一行本钱要够，本钱少的话根本做不了。不过，你本钱多但是你卖报纸数量少，同样不行。
当时我除了卖澳门报还卖香港报。但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喷射船，所以香港的报纸都是靠大来、德星、佛山这些大船运来澳门五号码头。这些船到达澳门时差不多是晚上，就由代理把货运到喷水池集中发货。
后来开始用喷射船运送时，不像现在那样一早把报纸运过来，而是分几艘船运过来，即下午1点来一部分，下午3点又来一部分。所以当时我们早上派完澳门报，便要去拿第一轮的香港报，然后晚上又要派晚报，工时很长，差不多一天工作16小时。
虽然当时澳门的报馆一年有6天假期：五一劳动节、国庆、元旦，还有春节3日假，但香港报是长年无休，所以我一星期都没有休息。想一想，我差不多有40年没有休息过，每天工作。客人又比较特殊，多是公职人员、酒店，都是常年营业的，难道有报纸都不给人派吗？现在好很多，不用分那么多次去取报纸，而且很多晚报，如《新晚报》《明晚报》《华侨晚报》《星岛晚报》在一二十年前都倒闭了。
辉煌时期
20世纪90年代是报业最辉煌的日子，因为社会开始发展，赌场吸引了许多旅客，人们的生活水平变高，所以澳门报纸亦开始加价。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已开始加价，但那时加一毫只是多赚几分钱而已，到后来从3毫加到5毫，5毫加到1元，1元加到2元，2元加到3元，3元加到4元，4元加到5元，升幅就大很多。因为报纸从定价由2毫开始就是给报贩6折，即2毫定价，1毫2仙是报馆收取的价格，报贩可赚8仙。不要看小那一两毫，实际那个数目很厉害。例如一份报纸零售价为5毫，报馆实收3毫，我们便可赚2毫，所以报纸加价的同时，收入升幅亦很厉害。
随着报业辉煌，我的报纸生意越做越大，我一个人做不来，我老婆就辞去工厂的工作帮忙派报纸，派着派着就40年。结婚第二年，有朋友把位于喷水池瑞昌找换店前转角位的报摊让给我们做。做报摊有很多规定，除了要申请牌照，报摊大小亦有限制，收档时更要把所有东西推走，不能留东西在那里。所以大部分档主会跟人分租十八间那些地铺，把整个摊档推到里面。现在仍有的，因为那些地铺没有人租来做生意，便只好做货仓，把货物放在那里。
那时我负责派报纸，老婆负责看报摊。当时戏院有头场、二场和三场，所以报摊要从早上5点做到晚上10点才收档。报摊除了卖港澳报纸，亦有卖杂志、纸巾和香烟。虽然当时澳门及香港共有30多种报纸供人选择，但在档口，报纸销量不是很好，反而是杂志，特别是色情杂志，晚上很多人买，其次是烟仔（香烟）。我们做了一年后，觉得用那么多时间和人力却没有派报纸赚得多，便没有做了。
但当时有人说在酒楼旁经营的报摊，比酒楼赚得更多。因为大部分人走过都会买报纸、杂志，那时每一间酒楼门口都有数间报摊。后来更衍生出租报纸服务，客人可以在报摊随意拿一份报纸看，看完还给报摊可再拿另一份看，而只需付第二份报纸的钱。如你只看不买就放下少少钱，大约是成本价，即两元的报纸只需放下1元或5毫。后来爆发“非典”，许多酒楼倒闭，报摊才相继收摊。同时赌权开放后，经济起飞，好多人觉得到赌场工作收入高，都可以有万多收入，所以许多人进了赌场工作。
虽说20世纪90年代是报业最辉煌的日子，但仍有许多因素影响报纸销量。如赌权还未开放时，澳门地产非常低落，突然好多地产铺倒闭，每日变相少了两三百份报纸的销量。我记得当时我最低纪录每日只有600多份报纸销量，碰巧当时报纸开始起价，所以营利没有减少。但后来，许多人进入我们这一行。有些做管理员的福建人会特意关照自己的同乡，把要订报的住户介绍给自己同乡。因为好多卖报纸的会把报纸放到管理处，并跟管理员商讨好卖了多少份便互相对拆（分成）多少。现在仍会有这些做法，不过较以前少。
因为竞争大了，我老婆建议做远少少（拓展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同时因为信息发达，网络上什么都可以看，很少人看报纸了，我们少了很多散客。但政府部门、学校和机关仍会订购报纸看新闻，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做政府部门和学校的生意。
众所周知，与政府做生意，都一定要有商业登记，但当时的报贩大多数都没有做商业登记，除非有报摊，便有商业登记小贩牌照，而其余大部分报贩都是自己派报，觉得没有必要麻烦，便没有做登记。所以当时很多政府部门都是找我派报纸，直到现在。
我现在收入相对稳定，比一般的打工仔多。做这一行，年轻时可以做很多，但年纪大收入相对会减少。别人打工，退休有退休金，但我们这一行是没有的，所以我经常跟报贩讲，你不要有多少使（用）多少，别人年纪大了有退休金，不用做都有一些钱，但我们得靠自己储。而且这一行很难转行，因为没有经验，别人未必会出同样的工资请你。
我们夫妻俩现在一个月赚6万多，但现在没可能有人会每月花3万元请我去工作。所以我不要求子女投身这一行，只希望他们多读书。子女都独立后，我们也是半做半休息，请帮工，有客来便做，少了客人亦不会担忧，不会对钱银特别紧张，逐份计算。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纸风行：澳门报贩口述历史》 主编：林发钦 本文口述：陈志成 麦惠枝 整理：戴祖惠）
我由1967年开始接触报贩业，即派报纸。因为家庭生活艰难，想读书就要帮补家计。我当时读濠江中学，很多同学跟我一样会兼职派报纸。我每天从凌晨5点开始派报纸，至早上8点便回校上课，工资也有60元一个月，当时两毫已经可以买一杯咖啡，所以人工（薪酬）算不错。记得读中五（高二）时，我投放了许多时间在派报纸上，早上派澳门报，中午派香港报，夜晚派晚报，每月平均也有两三百元。这一行是多劳多得，你勤力做全职，月薪也有600元，相对当时教书一月240元高许多，所以中学毕业后我直接投身这一行。我起初是给人打工，直到1975年结婚的时候才当上老板。
以前派报多是骑单车，左右两边挂帆布袋放报纸，前后同样也会放，我想有百多斤吧！骑惯了，只要兩边平衡就不会有问题。一趟可以载200多份报纸，最高峰要跑三四趟。我记得高士德、雅廉坊那里是两至五层高的楼房，街道很宽阔，将报纸一抛便能抛到5楼客人的露台。抛报纸准确是靠工多艺熟，我曾许多次打破别人的东西，如玻璃窗、花瓶、暖水壶。一听见“劈里啪啦”的声音，我就立即走人。当客人见到老板时便会发牢骚，但老板人很好，他会对客人说：“我们派报纸怎么会知道你们家放了什么东西，难道你说扔烂了个古董花瓶，我们就赔你一个古董花瓶吗？”
报纸代理
20世纪70年代买报纸要透过代理，不是直接从报社订，当时《澳门日报》的代理是李康记，李康记跟卖豆腐花那家没有关系，只是名字相同。李康记办公室位于六国茶楼对面，负责发报纸给报贩及客户。李康记聘请了7个员工负责派报纸，每人大约负责300份报纸，他们会另外请学生、青年人帮忙派报。除了派报，每月亦需要向订户收取报纸费，我们这些学生为补家计，除了派报纸，亦会帮忙收报纸费，每收一区就有20元。
后来，李康记的老板年纪大不做了，《澳门日报》就自己做代理，同时李康记把2000多个客户交接给《澳门日报》。但报馆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做，便直接问有没有人想做，让我们在《澳门日报》取货，自负盈亏做老板。所以我就在李康记手上接了200多份报纸的订单，慢慢开始当老板。但这一行跟卖水果不同，不能赊账，报纸是每天清，给钱才可以拿货。所以做这一行本钱要够，本钱少的话根本做不了。不过，你本钱多但是你卖报纸数量少，同样不行。
当时我除了卖澳门报还卖香港报。但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喷射船，所以香港的报纸都是靠大来、德星、佛山这些大船运来澳门五号码头。这些船到达澳门时差不多是晚上，就由代理把货运到喷水池集中发货。
后来开始用喷射船运送时，不像现在那样一早把报纸运过来，而是分几艘船运过来，即下午1点来一部分，下午3点又来一部分。所以当时我们早上派完澳门报，便要去拿第一轮的香港报，然后晚上又要派晚报，工时很长，差不多一天工作16小时。
虽然当时澳门的报馆一年有6天假期：五一劳动节、国庆、元旦，还有春节3日假，但香港报是长年无休，所以我一星期都没有休息。想一想，我差不多有40年没有休息过，每天工作。客人又比较特殊，多是公职人员、酒店，都是常年营业的，难道有报纸都不给人派吗？现在好很多，不用分那么多次去取报纸，而且很多晚报，如《新晚报》《明晚报》《华侨晚报》《星岛晚报》在一二十年前都倒闭了。
辉煌时期
20世纪90年代是报业最辉煌的日子，因为社会开始发展，赌场吸引了许多旅客，人们的生活水平变高，所以澳门报纸亦开始加价。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已开始加价，但那时加一毫只是多赚几分钱而已，到后来从3毫加到5毫，5毫加到1元，1元加到2元，2元加到3元，3元加到4元，4元加到5元，升幅就大很多。因为报纸从定价由2毫开始就是给报贩6折，即2毫定价，1毫2仙是报馆收取的价格，报贩可赚8仙。不要看小那一两毫，实际那个数目很厉害。例如一份报纸零售价为5毫，报馆实收3毫，我们便可赚2毫，所以报纸加价的同时，收入升幅亦很厉害。
随着报业辉煌，我的报纸生意越做越大，我一个人做不来，我老婆就辞去工厂的工作帮忙派报纸，派着派着就40年。结婚第二年，有朋友把位于喷水池瑞昌找换店前转角位的报摊让给我们做。做报摊有很多规定，除了要申请牌照，报摊大小亦有限制，收档时更要把所有东西推走，不能留东西在那里。所以大部分档主会跟人分租十八间那些地铺，把整个摊档推到里面。现在仍有的，因为那些地铺没有人租来做生意，便只好做货仓，把货物放在那里。
那时我负责派报纸，老婆负责看报摊。当时戏院有头场、二场和三场，所以报摊要从早上5点做到晚上10点才收档。报摊除了卖港澳报纸，亦有卖杂志、纸巾和香烟。虽然当时澳门及香港共有30多种报纸供人选择，但在档口，报纸销量不是很好，反而是杂志，特别是色情杂志，晚上很多人买，其次是烟仔（香烟）。我们做了一年后，觉得用那么多时间和人力却没有派报纸赚得多，便没有做了。
但当时有人说在酒楼旁经营的报摊，比酒楼赚得更多。因为大部分人走过都会买报纸、杂志，那时每一间酒楼门口都有数间报摊。后来更衍生出租报纸服务，客人可以在报摊随意拿一份报纸看，看完还给报摊可再拿另一份看，而只需付第二份报纸的钱。如你只看不买就放下少少钱，大约是成本价，即两元的报纸只需放下1元或5毫。后来爆发“非典”，许多酒楼倒闭，报摊才相继收摊。同时赌权开放后，经济起飞，好多人觉得到赌场工作收入高，都可以有万多收入，所以许多人进了赌场工作。
虽说20世纪90年代是报业最辉煌的日子，但仍有许多因素影响报纸销量。如赌权还未开放时，澳门地产非常低落，突然好多地产铺倒闭，每日变相少了两三百份报纸的销量。我记得当时我最低纪录每日只有600多份报纸销量，碰巧当时报纸开始起价，所以营利没有减少。但后来，许多人进入我们这一行。有些做管理员的福建人会特意关照自己的同乡，把要订报的住户介绍给自己同乡。因为好多卖报纸的会把报纸放到管理处，并跟管理员商讨好卖了多少份便互相对拆（分成）多少。现在仍会有这些做法，不过较以前少。
因为竞争大了，我老婆建议做远少少（拓展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同时因为信息发达，网络上什么都可以看，很少人看报纸了，我们少了很多散客。但政府部门、学校和机关仍会订购报纸看新闻，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做政府部门和学校的生意。
众所周知，与政府做生意，都一定要有商业登记，但当时的报贩大多数都没有做商业登记，除非有报摊，便有商业登记小贩牌照，而其余大部分报贩都是自己派报，觉得没有必要麻烦，便没有做登记。所以当时很多政府部门都是找我派报纸，直到现在。
我现在收入相对稳定，比一般的打工仔多。做这一行，年轻时可以做很多，但年纪大收入相对会减少。别人打工，退休有退休金，但我们这一行是没有的，所以我经常跟报贩讲，你不要有多少使（用）多少，别人年纪大了有退休金，不用做都有一些钱，但我们得靠自己储。而且这一行很难转行，因为没有经验，别人未必会出同样的工资请你。
我们夫妻俩现在一个月赚6万多，但现在没可能有人会每月花3万元请我去工作。所以我不要求子女投身这一行，只希望他们多读书。子女都独立后，我们也是半做半休息，请帮工，有客来便做，少了客人亦不会担忧，不会对钱银特别紧张，逐份计算。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纸风行：澳门报贩口述历史》 主编：林发钦 本文口述：陈志成 麦惠枝 整理：戴祖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