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参加一个企业家座谈时，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感慨良多。一位民营企业家有一天突然发病，高烧不退，家里将他送到一家公立医院治疗，医院里病人非常多，只好在楼道里打吊针，家里人向医院提出能否让他进室内打吊针，他们愿意多出医疗费用，但院方回答说：“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有这种待遇，愿意多给钱也不行”。
　　无独有偶，“被指没资格订部级产房，王菲入普通VIP套间”的新闻使许多人感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与上文何其相似，“王菲算什么呀？她还不够那个专门打招呼的级别吧！”弦外之意就是：就算你现在手上有大把的钱，医院 “尊贵的大门”还未必朝你开。
　　
　　权力大于金钱，医疗资源异化流动
　　
　　当我们还在抨击“医院只认钱，不认人”，有钱人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侵占有限的医疗资源，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之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告诉我们：比金钱更强大的是“权力”。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列出的一组数据让听众吃惊不已：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而与此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也就是12．3亿总人口中的1/3，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这样的悲剧不断在我们身边上演：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撇下老母、病子，彼此捆绑一起，相拥投江而死；年仅一岁半的儿子在一年前被查出感染大肠细菌，山东省泗水人孔祥运和妻子为给孩子看病，辗转多个城市共花了6万多元，儿子又被查出患有免疫缺陷症，因无钱为儿子治病，孔祥运先是希望通过卖肾为儿子治病筹钱，但最终希望破灭。最后，他留下一封遗书，在济南街头服下安眠药自杀……
　　“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张宛丽告诉记者，现在是两种运行机制在对公共服务产生影响：一是市场机制，比如说你有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撇开面对的是堂堂公立医院理应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为大众服务等等来说，它起码遵守市场规律。二是权力运行机制。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为个人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提供方便的。这样产生的不公正要比上一种更让人觉得寒心。“有钱也会被权力排斥在外”。
　　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有直接关系。社会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福利资源，它在一个国家总资源的分配中占多少及如何分配，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医疗现状。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群体占有的医疗资源超过另一个群体，就会出现医疗保障的不公平。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占有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另一个或多数群体（老百姓）占有很少的医疗资源，则‘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就不可避免。中国医疗资源分配的这种严重不公平正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医疗特权”引发的腐败伤民心
　　
　　公费医疗制度是根据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2年实施以来对保障干部、职工的健康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已越来越暴露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相适应的弊端。干部、职工“生病吃药，国家全包”的做法，带来医疗费用猛增，浪费严重，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公从而使公费医疗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
　　公费医疗易造成医疗资源与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不需要的药也要开，没有病也要“治”等等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告诉记者，“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改革也正在积极启动。”
　　因为经常与各级党政官员“亲密接触“，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谢志强提到“医疗特权”这一问题非常有感触，“不少不是负责医疗卫生这块的官员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因为他一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费医疗，不用排队买药、看病，不用自己掏钱。”
　　有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医疗改革更多时候表现为利益集团对资源的争夺，这时候往往会加剧改革路径的混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评价意见认为，既得利益群体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已经显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他们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
　　记者在采访一公务员时，他表示公费医疗确实给其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他认为自己通过真才实学，一路过关斩将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稀缺的职位，工资不是很高，确实也是很辛苦。“得到多一点的福利也是理所当然吧。”
　　张宛丽说，作为官员来讲，他们本身就是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群体，更不应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为手段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时，工人、农民、中产都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却分别享受不同待遇的保障制度，这显然有失公平。
　　“确实有些国家公务员非常的辛苦，享受好一点的医疗保障，相信大部分的民众也可以理解，但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对公共服务作出的贡献大，就可以享受好一些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根据现在官位的高低享受不同的医疗服务。”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这85%没有保障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处于社会贫困阶层。此外，即使在国家公务人员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提到，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部门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8000元/人/年。
　　而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普通老百姓都对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更多的只是羡慕。“以后孩子还是要考公务员，福利好啊。”一位大学生家长如是说。“我觉得公务员的公费医疗虽然不公平，但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不能接受的是公费医疗的腐败，你实实在在的去看病可以，但不要肆意挥霍我们纳税人的钱。”据有关部门统计，干部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了很大部分，有的地方甚至超过65%以上。这种特权性的医疗保障也难以避免地惠及干部家属，不少地方省部级医疗保健的高干家属利用便利条件也享受高干医疗保健。
　　谢志强指出，医疗特权的产生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即人是分为不同等级的。不可否认，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或多或少的留下了痕迹。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已经潜移默化融进我们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如果不是特别过分，没有太多的人会提出异议，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惯例。
　　
　　“医疗特权”亟待取消，全民医保箭在弦上
　　
　　“彻底取消医疗特权，实现全民公平医保。这是民主法治条件下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人权保障已经写进我国宪法。医疗保障作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之一，是我国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内容。讲人权保障却不取消医疗特权，不实施基本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蒋德海教授对记者说。
　　中国现行的干部医疗特权，特别是高干的医疗特权，与民主法治的公平正义和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理念相悖的。马克思也说过，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得平等权。中国社会中的医疗特权不仅违背现代民主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蒋教授还指出，根据宪法，我国一切公民都有权从国家获得平等的医疗保障，除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能得到一些优待外，我国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却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并规定了差别惊人的医疗制度。“中国医疗保障中的等级特权是一种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官本位思想在现代中国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的反映，没有任何合理性。任何为这种制度张目的说法都难以成立。”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后表示，我国要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但目前要实现“全民医保”还有难度。更有专家指出，福利越好，对国家来说则是包袱越重，“难度相当大”。
　　据卫生部官员透露，每年1500—2000亿元的投入即可构建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相当于GDP的1—1.5％，而目前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占GDP的5.6%，并不算低。而这部分医疗投入如果没有花在百姓身上，没有向弱势群体倾斜，那么这种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对这种社会不公应该及早进行制度性的调整。
　　“全民医保何时能从梦想照进现实，让公费医疗保障不再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不仅是彻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前提，也是我国走向民主法治的基本表现。”蒋德海说。
　　推动全民医保的第一步就是政府能不能痛下决心，向“医疗特权”开刀，政府公共医疗投入坚持站在“百姓本位”之上。同时，公共服务领域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能让其成为为特殊利益权力寻租的工具，服务性政府、利益分配的到位，都直接影响到医疗改革的成功。